《世界大變局》系列文章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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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3月5日俄羅斯《觀點報》的一個消息，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暫定於9月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領導人會議，將開啟有關未來世界秩序的討論。
據說，這個會議是普京總統1月23日在耶路撒冷提議的，短時間內就得到了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美國、法國和英國）的響應。除了時間地點（5月在莫斯科或者9月在紐約）存在變數以外，五大國目前都認為這個會議很有必要。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世界金融和經濟出現嚴重下挫之際，普京提議這個會議的確耐人尋味。即使沒有普京的這個提議，原定9月份召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會議，也一定會觸及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等問題。只是不知道屆時全球疫情是否被遏制住。
這個會議是不同尋常，必將爭議世界局勢的走向。
其實這幾天，幾個事情都非同小可，而且把這幾個事情放在一起看，就更加的顯得嚴峻了。
第一個是多國宣佈緊急狀態，而且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呼籲全球緊急行動起來。古特雷斯13日發表講話說，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團結起來，展現責任和同理心，共同抗擊疫情。同時，古特雷斯呼籲國際社會在抗擊病毒流行的同時，不能讓恐懼流行。他指出，只要各國實施檢測、治療、隔離、追蹤等措施，並動員民眾，就能夠減少病毒的傳播。古特雷斯當天還致函聯合國全體員工，要求他們在3月16日至4月12日期間實行遠程辦公，以最大限度降低新冠病毒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內的傳播風險。
第二個是中美之間的關係依舊是世界走勢的關鍵之關鍵。目前圍繞新冠病毒的起源之說的中美之爭引發關注。起初是民間，接著就演變成了“官方”之間的直接互懟。無論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上的直截了當的說法，還是中國外交部的正式發言，以及美國方面的言論，都讓圍繞病毒起源的問題陷入一種新的爭端。
非常讓水哥注意的是，趙立堅是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也是外交部發言人，他在推特上就病毒來源發言，絕不是代表他個人，而是代表國家。同時，趙立堅曾在美國工作和生活過四年之久，他一定比較熟知美國。
大家都知道，2019年之前的中國外交官，在外交事務的言論方面，其實一直是很少做過直面辛辣的方式，多半是採用綿裡藏針的方式。但此次趙立堅等外交部官員，利用推特以及發佈會等方式，進行正面剛，甚至投出匕首。這絕不是簡單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非同小可。
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國又發佈了《2019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而且報告裡的第一句話就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019年4月15日在演講時說：“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這才是美國不斷探索進取的榮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兩個字！這在之前是沒有的。這些都釋放出了弦外之音。
第三個是中國藉此次疫情防控之際，反而加大了有關全球性事務的參與性，比如最近接連向意大利等多個國家派出了援助隊和援助物資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信號十分強烈。
此前水哥特意寫了一篇有關世界大變局的文章，大膽預測了全球性風險。但水哥在此，還是想主觀表達這樣的觀點：世界若想太平，需要彼此協作。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際，世界金融和經濟註定震盪乃至發生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合則兩利，全球性協作所帶來的好處一定大於爭執甚至對抗。無論是中國因此受損還是美國因此受損亦或是世界兩大經濟體因此同時都受損，其實都對這個世界會造成難以估量的傷害和損失。
不過，客觀上，世界走勢的確是八個字：凜冬將至，“大戰”來襲？！不僅是全球性病毒之戰，而且相應的會帶來金融經濟之戰等。這些都或帶來世界級的大變局。
其中之一就是關於世界秩序的崩潰與重構。
2
按照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從世界史角度把現代化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歐洲的西北角（英國、法國、荷蘭）為主導，其代表是英國的產業革命和法國的民主革命。
第二階段是以歐洲東北角（德國）的急速工業化為主導，由於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後狀態，這一階段產生了納粹的大動亂。
第三階段的主導者是二戰以後的美國，與歐洲相比，美國的民主革命與產業革命結合的更為緊密。
不難看出，每一次的世界秩序的大變化，都會伴隨著一次世界性的爭端，甚至戰爭。
“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馬克思曾如是說。按此思想的話，新興工業國無疑正沿著發達國家指引的道路去做。但這同時也是一種偏頗，世界經濟發展中一定毫無避免的出現爭議、衝突甚至“戰爭”，並影響秩序。畢竟，正如上文所述，“道不同不相為謀”。
按照發展理論家們的研究，現代世界經濟的結構與發展動力的起點，是兩百多年前隨著英國的農業和工業革命而來的一個重心的。這個重心在19世紀鞏固了自身併成為當時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霸主地位的基礎。
之後，英國經濟所建立的重心地位受到了德國和美國的挑戰，最終美國取得勝利，成為1945年以後世界經濟的新重心。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新的經濟體的出現，世界經濟體系肯定也隨之發生著某種搖晃和鬆動。
畢竟，單一中心世界經濟體系裡的優越地位，對世界上其餘的社會來說，既有機會也有危險。按照德國學者森哈斯的研究說法是，“機會在於連接上世界經濟的增長火車頭，並參與一項工農業創新的發展戰略（成功的出口經濟）；危險則在於通過開放的出口導向成為這個增長火車頭的一塊飛地，或者換句話說，成為邊緣性的出口經濟。”
他早在幾十年前就預測道：世界經濟正在經歷的下降階段，正在新老各重心旨在推動新的革新浪潮的種種強化的研究與發展工作。同時，各大工業化社會為分佔世界市場而繼續進行國際貿易競爭，各種不同的“貿易戰”正在打個不休，大部分注意力都落在哪個主要的工業化社會將在若干新技術領先的問題上。因為這些技術可以成為新的主導部門，將在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上留下其印記，事實上還將組織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的結構......
“無論未來的世界經濟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多中心，或者與某個新的世界經濟大國甚或世界政治霸權大國相結合——在未來，無論世界經濟條件是有利還是有害，也只有在國家自己內部的發展潛力在廣泛有效的基礎上動員起來的時候，才會見到發展。”
如果說前兩次是世界秩序1.0和2.0版本的話，如今，則處於世界秩序3.0版本的前夜，或關鍵時局點上。
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或客觀上助推了世界秩序3.0的可能加速演化的進程。
3
一個叫做“世界經濟”的抽象存在，正在被瓦解和取代。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在客觀的疫情之下，全球化經濟正遭遇巨大的挑戰。而同時客觀上又將中美關係置入一個新的局面。
美國的“霸權”是建立在一個大時代背景下的——必須要聲明的是，“霸權”二字是修辭，就像美國之前的英國霸權一樣，核心指代超級帝國的地位和力量——世界的重心。
加拿大學者考克斯在其著作《生產、權力和世界秩序》（世界知識出版社）裡有個著名的觀點，世界秩序發生鉅變，通常有三個層面上的相互支持的事態發展：
第一個是全球霸權的削弱造成世界秩序的渙散，使得一個或幾個主導型強國難以強迫別國遵守它們的規範；
第二個是國家的形式不僅多種多樣，而且對世界秩序的穩定也有著不停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國家和新商業主義發展主義國家是兩種不同的形式，但都支持同樣的世界秩序）；
第三個是社會力量得到動員，起來組成新的霸權歷史集團。如果這種情形同時發生在好幾個國家，包括一些強國，而它們彼此之間又有著跨越國界的相互諒解和支持，那麼影響力就更大。這三個條件就造成了世界權力的分散。
歷史表明，19世紀的頭幾十年，自由主義時代開始的時候，這些條件普遍存在，使得一個新的生產製度——競爭性資本主義下的製造業——成為新的世界秩序和新型國家的物質基礎。19世紀晚期，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解體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條件重新出現，從中最終產生了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這個新的霸權時代的基礎——美國成為全球頭號的超級帝國。
要知道，整個20世紀60年代期間，美國的資本大量流入歐洲共同市場投入生產，這樣做一來可以擺脫歐洲的共同關稅，二來也可以利用歐洲較高的利潤率。隨著美國資本的流入，歐洲的大資本也變得日益國際化。對外來資本一貫比較牴觸的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允許某種形式的外國投資，以此來換取日本充分參與世界經濟規則的制定和監督機構的活動的權利。
在這個時候，在美國以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的國際和國內傾向之間的充裕開始變得明顯起來。於是，公眾更加的清楚意識到：必須通過發展自己的工業和技術革新的能力，從而才有可能防止美國永久佔有技術優勢。
但事與願違，1973年後發生的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減少了歐洲等國的主導政策的可信性，美國的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沾了歐洲和日本產品的上風，而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在世界市場上原有的優勢則受到了美國工業競爭力復興的挑戰——按照考克斯的觀點，美國競爭力的增加與其說是因為它的工業生產率真的提高了，不如說是因為美國利用自己的權力操縱世界金融制度而造成的。所有的大國的企業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要在世界市場上取得成功，生產效率和政治權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大家是可以相安無事的——為什麼？因為在全球經濟擴張期，國際趨勢就是經濟擴張的帶頭者，無論是美國資本還是其他資本，大家都可以相容，一起發展。而且，可以通過分包和產業鏈分工的方式，世界經濟和國家各級經濟都建立了聯繫，勞力市場的分隔化也減少了彼此之間的衝突。
但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開始，分歧和矛盾就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反映就是國家資本提出各種保護主義的要求，與國際部門所支持的面向世界經濟的政策形成了牴觸，甚至不可調和。其中，美國開始愈發擔心隨著資本和公司移動到別國而造成的本國的產業空心化，以及美國輸出資本和技術能力會增強競爭對手的經濟力量、從而削弱美國自己的力量——正如英國在19世紀末所犯下的“英國錯誤”一樣。
於是，按照考克斯的說法是，美國一直有這樣的意識：提倡新商業主義的對外經濟政策，以保護並加強美國的經濟實力，讓國家更直接地參與資本的籌集和對投資的指導。甚至針對中國不惜動用貿易戰和金融戰。
而過去的四十年間，中國主動與世界經濟的聯結，並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從而釋放了巨大的活力和生產力，國力突飛猛進——直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這個關口，整個世界政經形勢正隨著量變到質變處於秩序的大變化中——一方面是，川普上臺，重新意識到美國的自身壓力與危險，以防出現類似的“英國錯誤”，另一方面是本文開頭所說的考克斯的三個條件促使世界秩序發生改變的時候也已到了——衝突和矛盾不可避免，甚至是全面開戰。
正如此前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是一道分水嶺，標誌著從一個世界秩序到另一個世界秩序過渡——如今，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世界金融和經濟的可能重新“孤島化”和崩潰邊緣，都使得這個世界也正重新處於這樣的“分水嶺”的時刻——一個不確定的時刻：或失控，或重構。而世界秩序3.0版本的到來，可能是21世紀第三個十年裡最大的全球性變局。
只是，在這樣的“分水嶺”時刻，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會何去何從？請見《世界大變局》的深度分析文章之貳。
嚴肅閱讀，讀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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