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服魏公子
你所说的这四个人，我认为孔子应该是理论上的圣人，他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同时还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但生逢乱世不受重用，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学说是教化人心，不适用于大争之世，圣人的称号也是汉朝天下一统之后儒家思想逐步确立之后才确定的。
王阳明的圣人是实至名归的，了解过王阳明的人都知道，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发过宏愿，就是要当“圣人"，这和当时读书人普遍性要入仕当官、建功立业的理想截然不同，这是他在科举之前的事，在经历了官场的挫折后，他不以为意，努力钻研学问，成为儒家心学集大成者，并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在江西任职期间，他以一介文官的身份，连续连续剿灭多股盗匪，保一方百姓平安正德14年宁广举兵叛乱，王阳明运用智谋，仅用35天就平息了叛乱，为大明江山立下不世功勋，在他的身上，知识和行为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
商鞅和张居正两人情况大体相似，都是政治家和改革家，虽然相处不同的年代，但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奋发进取、锐意改革，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赢得了后世公允的评价，客观的从成就上来说，他们离圣人还有一定的距离。
用户屌兵T34
关于这个问题，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已做了详细解释。这里做个简单的摘录和说明，如果觉得我说不明白的，可以参考《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篇章。
首先是什么是圣人？网络小说中圣人是通天彻地、无所不能，洪荒流说：圣人之下皆蝼蚁。这些看法其实和叫一个程序员去修电脑差不多。
王阳明很好介绍了圣人的定义，给儒者指明方向：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
“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
这里说明，儒家认为的圣人，是天生德行完备的人，是 知义知理的人。理是“存天理，去人欲”的理，义是“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义。跟社会能力大小无关的。
孔夫子和王阳明虽然不是天生就德行完备，但他们经过后天的修炼，也达到一定程度，所以后儒也尊他们为圣人。
王阳明也举了例子说明有能力的人和圣贤的差别：
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侯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这个例子说明，人的能力千差万别，贤惠的人不一定最为超群，但他们的德行都一样让人尊敬。
了解了这些，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孔夫子和王阳明被尊圣，而对当时社会起作用的商鞅和张居正反而没被尊圣。
指尖上的守望者
孔子王阳明不行，商鞅张居正行，正是空喊口号与实干之间的区别。
空口否定别人很容易，自己实践则困难重重。
孔子到各国寻师学礼，也最强调礼。结果怎样呢？繁琐复杂的礼，除了劳民伤财，留下华而不实的外表和习俗，对强国富民毫无作用。他根本不明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民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三跪九叩二十四拜能当饭吃吗？
他连问题的本质都看不到，所推行的解决方法能有效吗？
孔子克已复礼的兴灭国就是恢复分封制，举逸民就是起用亡国的旧贵族重掌权力，继绝世就是继续奴隶主的世袭地位长存。他的思想就是封建王朝的护官符，底层民众的死对头！什么人才会尊他为“圣人”？
当年的秦国和如今的美国崛起之路何其相似，变旧法而非复周礼，重实际而非空演礼，才最终问鼎天下，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另外，孔子在世时并未成圣，是后世儒家越传越拔高，硬是通过跪拜皇权造了个圣出来。
猛哥厉史
一，商鞅：我谁都不信，我信我自己。
二，商鞅：是人都有弱点，我能治。
商鞅的人性观是认为人性趋利避害，这是弱点，也是律法设定的原则，跟我混有钱，有地位，不跟我混，穷死你。所以军功授爵，种田授爵，发家致富只能这么干。
孔子和王阳明都是儒家圣人，儒家有个大毛病，尊圣贤！尊古人！这是法家强烈反对的，圣贤之道未必适合今天。其局限性在于不能全面整体的处理“圣贤”的问题，把尊古演化成了守旧不变，或者害怕改变，这就是大问题了。
相反，商鞅代表的法家和张居正都是变法求存的人，由于商鞅动作更大，更彻底，就用商鞅代表的法家来简述一番。
目的鲜明
法家思想的出现是伴随着强烈的反儒色彩的，其言论中处处拿话“怼儒家”。甚至在韩非子的《五蠹》篇中，把儒家说成是社会的蛀虫之一。
商鞅为首的法家思想具有强烈的自主精神和锐意的改革精神，主张“不法古，不循今”，意思就是古代圣人的话我不信，现在贤人的话我也不信，我信我自己。
相信自己总有根据吧？有！实践出真知！是的，法家主张实用主义，法家可谓是先秦最早的实践派了，他要证明的东西就是“我”能帮助国家实现强大，所有行为都围绕国家强大来做，凡是不能让国家强大的行为，都不许做。
所以法家有个很刚的论调，《韩非子》有言：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意思就是，国家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有助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军事战争上。
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具有超高的效率，得以迅速使国家强大。整个国家就是以战争为目的而存在的，不强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人的压力也是极大的。
比较
法家“怼”儒家的例子，从有巢氏、神农氏，到尧舜禹，再到商汤和姬发，都是讽刺儒家“尊圣”的思想。举例来说吧，有巢氏教人树上搭窝避野兽，神农氏教人钻木取火烤食物避免疾病，儒家说这是圣人。
但法家说商周时代的人，若还在树上搭窝或者钻木取火生活，那就是傻了。同样，大禹用挖河方法治水，到了姬发时代还是用挖河治水也是傻了，修堤坝也是有用的。
这叫：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就是说圣人用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这是法家的改进思想，两千年前就知道“改革开放”了，不强都不行。
同时法家也压根不信“仁德”那一套东西，讽刺孔子也挺来劲。如韩非说，孔子的仁德要是有用的话，那么鲁国国君应该是孔子，而不是鲁王，因为孔子说过仁德高，别人就服你。
可事实是鲁王就不服，反是孔子服从鲁王，可见孔子尊的也是权威，而不是仁德。
齐国攻打鲁国，鲁王派机智善变的子贡用仁德去劝服，齐王说子贡的话是真好听，但我就是想打你，怎么办？结果就是齐国打到鲁国国都附近，差点亡国。
法家总结的结果就是：仁德没用，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总结
一般主张变法的都比较有实践精神，也愿意去思考尝试新的方法，更有用的方法。反而儒家一出生就代表着守旧势力，儒家思想也不是首创，核心内容就是周礼那一套东西，属于西周时代的贵族精神，你说它好吗?
个人认为是真的好，人人有礼仪，守规矩，讲道义，那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时代。但问题是时代在发展，那一套没啥用了，孔子只说了人要有礼仪，现在大家都没礼仪，这怎么解决就没说了。
法家能脱颖而出就在于它的务实性，甚至考虑到人性层面来解决问题或者制订国策，且执行超强，说了就去做，不干的法律制裁你。儒家就差点意思，天天喊着尧舜禹，让人学好的东西，你要是不学，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历代儒家人物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得多，做得少，缺乏实践精神。
所以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这样的金玉良言。
书僮聊历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从实践上来看，孔子，王阳明的那些东西当时当世没有人认同，或者说没有统治者认可。但是后世却大行其道。
张居正，商鞅的变法理念当时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富国强兵有奇效。但是人亡政息。
那怎么说谁的好，谁的坏呢？或者说谁的思想更长久，更正确呢？
孔子之说不能行于当世，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是乱世，诸侯间相互攻伐，国家弱小的战栗不安，一不小心就国破家亡。强大的整天窥伺四邻，伺机谋夺他人国祚，这个情况下谁会搭理这个不合时宜的家伙？
这不是你满身是血，孔子再说能做多少毛血旺的事么？
为啥后来汉代采取了孔子的学说，作为国家正统，主要还是国家已经统一了，接下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怎样理顺内部不同集团利益就成了当务之急，以皇帝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学说，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来作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法家的商鞅变法就是治理乱世的良药，核心就是说到做到，法，不但约束平民，也一样约束执法者，更能约束立法者。是强制性的约束，事事时时都被管束，结果在统一之后人民不堪被管束的这么严格，正所谓天下苦秦久矣。灭秦时老秦人也是作壁上观，但凡有统一时一半的干劲，恐怕那个不读书的痞子刘也坐不上皇位。甚至有可能闭关西而自守。重新分裂成东西两大国，效东西魏南北朝之故事。
治理国家不能一味的严格，这不仅仅是对民，即使对官也一样，换句话说，当官就是为了有特权，现在特权没有了，那做官有啥意思？谁给你奉献？而且做错了随时命不保。成了高危职业。谁会做赔本的买卖？
对比看，儒家就要轻松的多了，因为选择哪种思想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不是小民决定的，既要能稳固统治，又要能最大限度的保留统治阶层的特权，法家肯定不行，其他杂家各有所专，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就是儒家能适合。
给我的感觉，乱世用法家，治世用儒家，大治之世用道家。这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或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在用道家吧😄
王刚41310
商鞅满脑子害人思想！奴才味十足！向皇权献媚！迎合统治者需要！致百姓于水火之中！所以商鞅死的很惨！孔子的思想不合皇权的口味，孔子反对暴政！他说：严苛的政府胜过吃人的老虎！孔子有骨气！诸侯不釆用孔子的思想学说，孔子就离开了昏君！另投他分！
事实雄于雄辫
问的好，好问题。简单说吧，不论孔子也罢王阳明也罢，还是朱熹也好，他们的思想理论都是提高学习者的个人思想修为，更多的是告诉你遇到问题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他们不是当时社会的问题解决者，他们的思想是后世人的指路明灯，而张居正等则以解决当时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为己任，着重点不同，境遇不同，命运不同。
峰147977431
这就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区别。政治家既可以改变当世还能影响后世，而思想家通常是影响当世而改变后世！
这是因为政治家改变的是你的行为，而思想家改变的是你的思维！行为可以立即见效，而思维需要时间！
历史上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还是哲学家军事家的人有谁呢？唯有毛主席，他不仅改变了一个旧时代，他还创立了一个新时代，他还会影响今后的时代！
圣哲同学
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是以恢复周礼为理想，王阳明发展了儒学思想，是儒学继理学之后最后一个高峰，但儒学其实更多的是用以修身的，构建社会伦理的，用来实际操作，往往缺失了操作的途径、办法。
从商鞅，到韩非子，因法家思想具有操作性，实效性，法家重视刑罚和赏信，所以一方面使人畏惧犯法的可怕后果，一方面人们热衷得到奖赏，有上升的空间。这种实际的，眼看见的赏罚两端，让天下人专注于做具体实务，法家的治理实打实，重视耕战，不玩虚头巴脑，尽管冷酷无情，但在一定时间段，效果明显。
孔子成为万世师表，他的思想影响在两千年来无与伦比 ，在道德人心的建设，华夏一统文化的维系上，是任何另一种学说思想不能相提并论的。历代统治者尊崇孔子思想，其实也找到了治国理政的道德高度，至于实际操作，大体上是内法外儒。
所谓圣，都不是自封的，是后代的认可。况且，这些圣者，很少可以把儒家思想用来安邦治国平天下，一是机会少，二是见效慢，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和他的政敌们都等不及呢。
王阳明画像
王阳明是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几乎完美的儒家人物，但他可以改变自己，无法改变社会。张居正有智谋，有才干，也有手段，独揽国事十余年，国库积累了不少白银，也只能使明王朝苟延残喘。因为，明代的政治设计是不能改革的，时势顺流而下，非人力可为。
儒法之争，儒显法隐。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成为所谓的三教，是中国人历来的精神源头。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家似乎销声匿迹了，实际上，从汉武帝开始，儒在外，法在内，并行不悖。
张居正画像
青霞人文
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仁政、有序、三纲五常等方面，所以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但他的理论适宜守成，不适于开创。他所在的春秋时期，比较成功的是魏文侯，魏文侯的所有措施是最适合春秋时期的开创新局面的。
商鞅是战国时期，其时是战国七雄并列，既有剑拔弩张，又有合纵连横。这时候是实力至上，强者为王。所以商鞅的富国强兵思想及一系列举措是最适合的。但商鞅的成功还在于他的思想和措施能够被连续贯彻下去。以后的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等都是坚持执行富国强兵的政策的。同时期的燕国、齐国、赵国等分别有乐毅、田单、赵奢李牧等辅佐，但都没能持续贯彻正确的治国思想。
王阳明和张居正就更不同了，王阳明重在探讨心法，张居正重在治国理政。也就是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政治家。心法还是要求人的良知和自律，对没有良知和自律的人是没用的。张居正治国理政是实用，他的用循吏不用清流、一条鞭法和考成法都是从实际出发的。一条鞭法相当于后世的银本位法，考成法就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管理法。
所以，思想方法和治国理政是不同的，有时虚实相宜，有时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