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作为东亚文明的一大标志，深刻影响了东亚各国与西方世界。就科举制对日本的影响而言，日本在8世纪到12世纪期间模仿唐朝科举制，施行了以巩固天皇制为目的的贡举制。不过，到了日本封建体制走向成熟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却没有继续施行科举制。那么，在这背后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文化选择呢？
一、古代日本的贡举制
孔子七十二贤人
隋唐时代开始的以“德才取士”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破除了汉代以来“门第取士”的观念，将中国的选士制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唐朝施行的科举制，不仅对中国后世，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630年日本政府开始派遣遣唐使以来，律令制度成为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经历645年的“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积极仿效中国，先后颁布《近江令》、《天武律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延喜格式》等一系列法典，建立了古代的律令制国家。
(一)贡举制的确立
日本《养老律令》修撰者之一的大倭忌寸小东人，曾于716年入唐，深受开元崇尚文风的影响，以唐《永徽令》与《开元前令》为蓝本，协助藤原不比等主持修订了日本历史上最为完备的法典《养老律令》。这一制度成为继规定大学(中央)、国学(地方)制度的《大宝律令》之后，明确规定以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贡举制的一个重要法典。
江户时代的日本
所谓“贡举”，根据《养老律》之《职制律》疏曰:“贡者，依令:诸国贡人;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也就是说，贡人是指来自地方推荐，到中央应科举考试的人;举人是指出身于中央或地方设置的学校，参加贡举考试者。古代日本掌管贡举事务的政府机构是式部省，主管官员为式部省长官卿。模仿唐朝科举制，式部省所进行的贡举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其赴省试、办理申报手续皆定于十一月一日。
《养老令》之《考课令》规定如下:“凡贡(一曰贡举)人，皆本部长官贡送太政官，若无长官，次官贡，其人随朝集使赴集。至日，皆引见办官，即付式部。已经贡送，而有事故不及试者，后年听试。其大学举人，具状申太政官，与诸国贡人同试。试讫得第者，奏闻留式部;不第者，各还本色。”
就考试的形式而言，《养老令》之《考课令》也进行了规定:“凡试贡举人，皆卯时付策，当日对毕，式部监试，不讫者不考。毕对，本司长官定等第、唱示。”就考试的科目而言，按照《养老令》的规定，式部省主持举行的诸科考试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六科。秀才科试方略策，强调文理;明经科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论语》、《孝经》，试策以文注精熟，辨明义理为标准;进士科试《文选》、《尔雅》与时务策，注重文辞与义理;明法科试律令;医针二科，则兼并注重医学经典与“兼习之业”。就选拔录用的人才而言，四科要求“皆须方正清修，名行相副”。对贡举考试及第者，授予一定的官阶并酌情录用。
唐代科举制
(二)日本贡举制与唐制
模仿唐朝科举制，承袭唐朝注重德才的选士基准，无疑是日本贡举制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日本并不是一味地模仿中国，它的贡举制也存在一系列日本所独有的特征。
就贡举制的内容而言，唐朝初期科举制设立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科，日本《养老令》之《学令》虽然保留六科课程，但是以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为主，而书、算二科被规定为大学寮的内试科，不受式部省的管辖。其次，唐朝科举制明经、进士、明法三科加考帖试，而日本贡举制则规定为秀才、明经、明法三科增试;日本尤为注重《孝经》、《论语》，全不通者为不第，而唐制无此规定。第三，唐制将医学列为太医署内部的教育事业，“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日本尽管承袭了它，但规定“医、针生业成送官者，式部覆试”。也就是说，将它置于式部省统一管辖下的国家考试这一范畴。由此可见，针对《唐六典》的规定，日本贡举制将医、针二科设置为考试科目，乃是“日本的新意”。第四，唐朝科举制所规定的童子科、武科、孝悌力田科等考试科目，日本法典间或也进行了规定，但是未曾加以施行。
江户时代的日本
就贡举制的及第授阶而言，日本《养老令》为科举考试的合格者制定了授阶制度。但是，日本贡举制明经科上上授正八位下，唐制为从八品上；进士科甲等授从八位下，乙等授大初位下，唐制甲等为从九品上，乙等为大初位上；明法科甲等授大初位上，乙等授大初位下，唐制明法科甲等为从九品上，乙等为从九品下。也就是说，日本贡举制明经科、进士科皆比唐制高出一个阶位，而明法科则低一个阶位。
可见，这一时期日本实施贡举制，尤为注重选拔以汉诗、典籍为核心的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人才，而对通过明法科的选拔考试进入中央机构、承担国家法令制定与执行的专门人才加以限制。
就贡科制的考试者而言，唐朝施行科举考试的一个根本目的在于广泛地选拔人才，打消门阀贵族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因此也允许应考者自举到京师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日本贡举制明确规定必须是“诸国贡人”、“敕令举”、“大学送官者”，即《学令》所规定的中央大学寮与地方国学。对此，《学令》对学生的入学资格进行了严格规定:“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国学生，取郡司子弟为之。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伶者为之。”不言而喻，进入日本这一时期官立学校，乃至成为贡举考试者的人，几乎全出自中央贵族与地方豪族的子弟。由此可见，日本所施行的贡举制具有一种浓厚的贵族气息，而较少中国式的平民化色彩。
中国古代科举制
可见，日本贡举制尽管模仿唐制，但无论是考试的内容、及第授阶，还是考试者，皆反映出那一时期日本并不是盲目地吸收，而是进行了一种选择性的摄取，借此来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三)贡举制的消亡
受到唐朝重视文学、进士科试诗赋的影响，日本朝廷于730年在大学寮设置文章生20人，文章得业生2人，成立文章科。820年制定的《弘仁式》，尤为注重秀才、进士二科，取文章生最为优秀的两名称之为“秀才生”。“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按指秀才、进士)之贡举”。
也就是说，唯有大学寮中最为优秀的学生，才会被推荐应秀才科试。与唐朝秀才科仅仅维持了30年即废绝相比，日本秀才科延续到平安时代末期，而且一直为士人所崇尚。至9世纪、10世纪，秀才科超过了进士、明经、明法诸科，呈现出独占鳌头的态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菅原道真、三善清行为代表的以文章生举秀才科而选拔出来的人才。
平安时代的日本
日本贡举制尽管施行推荐考试的方式，但纵观一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及第者不过是凤毛麟角。802年，太政官奏云:“建法以降，殆向百岁，二色(秀才、明经)出身，未及数十。”也就是说，《大宝令》实施百年以来，秀才、明经及第者不过数十人。自798年名臣菅原清公以“弱冠奉试，补文章生，学业优长，举秀才”之后，到10世纪初期秀才科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这一时期，以文章生应秀才科及第者，以文章得业生推举秀才科者，不过50余人。由此可见，日本的贡举制并没有实现通过科举考试大量选拔人才这一根本目标。
《养老律令》的颁布使日本的贡举制趋于成熟与完备。但是，文章科的出现，唐朝文风的盛行，使日本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世人争相以赋汉诗、作汉文为荣，因而耽于学问与艺能这一方面。尤其是作为中央官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寮，自旧有的培养官吏才能的场所，逐渐转变为贵族子弟固定接受语言文学的基本教养，注重朝廷礼仪文章，侧重典籍制度考据的学习性场所。由此，以巩固中央集权为根本目的的贡举制，也逐渐走向贵族化，而无法实现压抑贵族、彰显乃至巩固王权的根本目的。
江户时代的日本
不仅如此，自10世纪以来，大学寮的教官制度逐渐走向贵族教职世袭制，菅原氏掌管纪传道，中原氏与清原氏先后承袭了明经道，坂上、中原氏则控制了明法道，医道、算道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以藤原氏为首的贵族，也相继为自己一族子弟开设文章院、弘文院、劝学院、学馆院等一系列私立教育机构，即“大学别曹”，从而使日本的国家公立教育机构进一步走向衰败。由此，高等教育的私家化，也使日本贡举制无法实现带动社会流动的根本功能。10世纪以后，日本式部省所进行的贡举考试，“唯以历名推士，曾不问才之高下、人之劳逸”，“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不依门风偶攀仙桂者，不过四五人而已。”
至此，贡举制走向空泛化与形式化，成为一种科名官僚世袭制。到了12世纪，伴随着日本公卿政治的崩溃，尽管中央形式上继续保留实施式部省试，但名目业已全变，一切唯经权贵人物推荐士子接受考试，考试内容也不外是应酬宴会与行幸的赋诗，几乎是无条件及第。而后，大学寮被烧毁，不再重建。由此，日本贡举制也就走向消亡。
二、江户初期的文教政策与科举制
科举制走出历史的封印，为日本人重新加以认识，是在经历几个世纪武家政治之后，被称为“近代之前夜”的江户时代。1603年开设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没有采取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度，而是选择了为家族、功臣、地方豪族分封藩地的幕藩体制。与此同时，德川家康积极采取文道治国、提倡儒学、推动出版事业等一系列文教政策，极大促进了日本近世文运的发达与教育的普及。
江户时代的日本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科举制为日本人所重新唤起。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恢复历史上一度实行过的科举制，而是对它进行一定的审视与批判。由此，就形成了江户时代日本教育思想的两大主线，即通过初期的鼓励性文教政策，使日本的教育得到普及，文化走向发达;另一方面，对科举制度的审视与批判，也为前近代的日本奠定自身的教育传统，进而为步入近代之后吸收西方教育思想，转向西方化，打下文化的基础。
(一)江户初期的文教政策
德川家康以日本历史上的“好学武将”而闻名，谨奉“不知文道而武道终不得胜利”这一家训，尤为注重文道的培养。1615年经他颁布的《武家诸法度》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文武弓马道，应专于相嗜。文左武右古之法也，应予兼备”。同时公布施行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之中，也明确规定“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学问也。”德川家康为了改变几百年来乱世所造成的武道至上观念，确立稳定平和的政治局面，重视并强调了文道治国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末期。
德川家康对于外来的儒家、佛教思想及日本本土的神道思想，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尤其注重吸纳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延聘了儒学学者藤原惺窝与他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成为德川家康的智囊，而林氏家族也由此成为江户时代官学机构昌平校的世袭教官。自此，朱子学得到幕府与地方藩主的支持，为江户时代文化教育的复兴，乃至为儒家思想成为日本人的精神基石，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川家康
作为江户初期文教政策的一环，德川家康大力推动印刷事业的发展。德川家康不但组织出版《孔子家语》、《贞观政要》、《周易》，而且也致力于佛教经典《大藏一览》的出版。到了晚年，更是指定林罗山与金地院崇传二人出版刊行《群书治要》，为后世的治国服务。德川家康也开设德川文库，大量地组织收藏唐本、朝鲜本、日本古版本。18世纪的朝鲜通信使申维翰在其《海游录》中指出:“国中的书籍，来自我国的数以百计，来自南京经海商携来的数以千计，古今之奇书，百家之文集，书肆刊行，较之我国岂止十倍矣。”总之，德川家康施行的这一系列措施，影响到江户时代初期乃至后来的地方官僚，尊重学问、录用学者、设置学校、编撰出版书籍一时之间蔚然成风。
(二)江户时代学问的普及与多样化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日本的教育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自平安时代的王室，经历了中世的禅林，转变为江户时代的庶民。这一时期，幕府尤为重视城市的建设，庶民文化，尤其是商人文化开始走向繁荣。作为新兴文化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并没有局限于儒学的道德观念，而是提倡一种人的自由情感与商人的伦理观。
江户初期的文教政策进入江户时代中后期发挥了积极的效用，日本民间的寺小屋(寺庙学校)、学者创办的私塾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18世纪以来，江户时代以来的藩校、乡学、私塾、寺小屋的发展极为迅速，至1867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日本全国的藩校与乡学俱超过200多所，私塾达到1500所，寺小屋超过11万所。这一学校教育的普及，尤其是18世纪以来庶民教育的巨大发展，不仅普及了知识，也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可以说，德川家康文教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即在于促进了文化的普及。
江户时代
江户初期文教政策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学问普及的多样化。也就是说，学问的普及并非把朱子学加以绝对化。继朱子学之后，阳明学、古学、国学取得不断的发展，并在日本民间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日本学术的自由程度，大为超过中国与朝鲜。不仅如此，在江户时代，儒者的地位也不过与医生、佛教徒、诗人处在同一地位，毫无任何特权与优势可言。在打破儒学一元化、中心化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景象。
(三)对科举制的批评
科举制最初的一个特征，在于贯彻一种“抑武扬文”的精神，这一精神也间或存在了打破贵族世袭制度、促进社会安定太平的一种政治理念。在科举制施行的初期，这一精神与理念的发挥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安定政治的积极作用。但自明代洪武年间推行以儒家四书五经为题目的科举考试以来，科举考试已逐渐走向空洞化与工具化，丧失了积极的社会功能。
朱熹
中国的儒学思想，尽管在江户时代初期对日本社会、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也不乏来自日本民间的质疑与批判。首先，来自日本实学派思想家的批评。日本阳明学之祖、藤树书院的创办者中江藤树提倡破除朱子学的“格套”，批评“今之人为学者，惟记诵词章而已。是以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他的弟子、日本最早的藩校之一的冈山花教场的创办者熊泽蕃山也提倡“文武兼习”，强调善恶邪正皆为人情之实事，故学之者乃实学。江户时代教育家广濑淡窗提到儒者“不为国政，不为立功业，徒然从事于作诗诵说”，认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在于教育人才，教授“有用之学”。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教育家佐久间象山评述鸦片战争的败因的时候，也指出它的根源之一在于清儒的学问“多为空论，缺乏实用”，因而提倡“洋证技(数学)为万学之基本”。
第二，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儒学的批评，也是力图立足自身的根本，通过对中国古典的“解释”来反省与否定朱子学。古学派思想家荻生徂徕著述了《论语征》，通过对朱子学的深刻反思与倡导“先王之道”，间接地否定朱子学的“正统地位”，为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还原到中国古典的“根本”，日本重新确认儒学的正统，也赋予了日本的儒学解释运动以合理性，从而间接地加速了近代日本脱离中国的知识框架，走向西化的步伐。
《海国图志》
受中国魏源《海国图志》“英国篇”与“美国篇”的影响，幕府末期思想家桥本左内在向政府提交的《建议书》中提到:“若由局外者视之，政府诸有司选举之法，未尽其术，故诸民自生不服之意。”不拘一格重用人才或许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一大要务，但是就“选举之法”而言，可以说桥本左内排斥了中国的科举制，而倾向于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这一思想到了明治时期得以体现。但是，日本却不知道明治时代吸纳的法国的文官选拔制度，却是中国科举制传到欧洲之后形成的欧洲版。毋庸置疑，江户时代以来儒学批评的传统，也使步入近代的日本人未能认识到科举制积极的一面，无法直接地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日本学者对儒学的一系列批评，无疑也是针对构成中国社会与知识主干的科举制。不可否认，科举制到了它的末期，已失去了支撑社会政治良性循环的根本功能。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后发外生型”的模式，可以说与科举制的颓废化不无关系。反之，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文教政策，为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知识基础。而且，这一基础伴随着日本商人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萌芽，成为日本自前近代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江户时代的文化选择
科举制是文明的一大奇观，日本也曾在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充分地利用它来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制度，但是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的江户时代，日本为什么却没有实施大量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呢？
首先在于江户初期开明的文教政策这一社会基础。它主要体现在文道治国、打破儒学一元化、大胆选择人才、推动印刷事业、大力设置学校等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尤其是学校的设置，可以说不仅取代甚至超越了科举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步入明治时代之后，地方的藩学走向国立大学化，汉学塾走向私立大学化，而大量存在的寺小屋，则成为日本普及初等教育义务制的基础。可以说，日本的教育发展体现出了一种“连续性”。
江户时代的日本
其次，日本文化尽管表现为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衍生出自身的融合型文化这种模式，但是这一文化本位主义或者文化主体观念，也正是江户时代中后期发掘中国古典，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一个根本的原动力。寻求儒学的实学化与自身主体之国学的发展，是日本步入近代化的一个思想基础。即便日本施行科举制，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足以提出，更不可能超越朱子学的内涵，而日本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实施统一性的科举制，所以才会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所以才会“毫无负担”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近代思想。
总之，古代日本所施行的贡举制，在本质上可以说并没有发挥中国的科举制选拔人才、普及教育、巩固王权的基本功能，而是逐渐蜕化为贵族把持并为之服务的科名世袭制。但是，江户初期普及教育、注重学问多样化的文教政策却得以不断地贯彻与延伸，为日本教育近代化提供了一个连续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
《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
《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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