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色尚赤，国旗于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当日，他发表简短演说道：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若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就民计，牺牲子民，亦不敢避。”
他竟在登基之日说出“子孙鲜有善果”的不祥之语，令人面面相觑。然而本次朝贺也委实窝囊，文武百官有的着军装，有的穿长袍马褂，不衫不履；皇帝陛下则穿大元帅戎装，头上竟然无冠。自古以来，朝贺就是最重衣冠礼仪的仪式，本次朝贺如此草草，哪里有半分新朝气象呢？
他首先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黎愤然拒绝。
接着又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
最奇特的则是，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
最终，封爵者共计一百二十八人，一二等轻车都尉七十余人。此外，又发布专令，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不日又有人性化措施出台，即永远禁用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这个册封名单中，少了一位北洋实力派，那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逼退清室、拥立袁氏的关键人物，长期把持陆军总长的要职，宋案后还一度代署国务总理，后来更参与赣宁之役和围剿白朗起义，实力大增。袁世凯对他戒心日盛，遂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段祺瑞与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
段祺瑞既失军权，便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称病不出。筹安会和请愿团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发表了卓尔不群的谈话，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还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袁则坚决否认有称帝之心。
到了帝制已路人皆知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晳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
据传，袁世凯一度派刺客刺杀段祺瑞，还曾收买段家的亲戚前往行刺，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袁世凯册封的众爵里，便没有段祺瑞，这也是因为不便强人所难。而段祺瑞一度与蔡锷暗通消息，蔡锷在潜出京城前，还曾拜访过段宅。段由于种种原因不便站在前台，但他在护国运动中确有一定作用，后人说他有“三造共和”之功，其中的二造共和就是指他在洪宪帝制中的表现。
袁世凯素来重视段祺瑞，他逝世前遗于金匮中的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缺少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也是洪宪帝制的一大败因。
便是在册封名单内，也多“义不帝秦”或貌合神离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例，但他本不属于北洋系统，情有可原。徐世昌则是袁世凯的总角之好，也“义不帝秦”就令人费解。1914年，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拜徐世昌为国务卿，这是清亡之后徐世昌的首度出山。
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别人是万难染指的。对于袁世凯称帝，徐世昌认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说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何曾对袁如此冷漠过？袁世凯称帝后，本来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干脆告老还乡，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批评袁世凯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徐世昌去而复来，可见他宁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宪之臣。
冯国璋也是一个反对帝制的北洋实力派，他并不反对袁世凯，但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一方面，他认为民国已有时日，称帝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复辟帝制，也应还政给宣统，而非袁世凯自为。他对梁启超一见倾心，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以梁启超为导师的，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冯国璋的脑袋本来是相当保守的，但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却相当激进。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他曾专门进京询问袁世凯，袁世凯辩解道：“华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这样的谣言，别人相信，怎么你也信呢？确实，辛亥革命成功得过于容易，共和政体来的太快，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党人还在到处捣乱，使全国不得安宁，因此，就人心趋向而言，共和政体未必适宜我国。
如今，有人组织了筹安会，准备研究一下国体问题。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知华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冯国璋说：“依我看，如果改为君主立宪，那就还得大总统来做皇帝，这样才最妥当。”袁世凯当即否认道：“我决无这个意思，也决不会这样做。你看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哪一个皇帝的后代是能够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么将来谁来继承帝位？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哪个能做皇帝？”冯国璋深信不疑。
翌日，京沪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袁、冯的此次对话，冯国璋且频频向人保证，说袁世凯决不会称帝！如今袁出尔反尔，让他失信于人，虽封他为一等公，也决不足以抵消他对袁的愤怒。他在江苏装病扮傻，拒不合作，令袁世凯知道后十分不满，即下令调他为参谋总长。他自然不会中这个请君入瓮之计，对袁爱理不理，拒不赴命，反而与西南方面频繁联系，密谋护国运动。
不久，他又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一起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帝制，此所谓“五将军密电”。这份密电令袁世凯大受刺激，几近于昏厥，因为他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开始反对自己了，这是他众叛亲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帝制取消后，袁世凯仍恋栈总统位置，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竟通电威胁袁世凯“敝屣尊荣”，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见，冯国璋是北洋系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较之段祺瑞的“二造共和”更为起劲。
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者，大体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坚持共和理念的进步人士，另一种则是死忠于清朝的守旧势力。由于护国运动主要是由前者所促成的，因此后人都忽略了后者的存在。事实上，前清死忠分子的不合作立场，也是洪宪帝制无法持久的一大原因。
徐世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多少都带有为清朝鸣不平的意思。而如张勋这样的“辫帅”，就更要“义不敌秦”了，所以他虽然勉强接受了“伪官”，却仍蓄着一条发辫。事实上，在洪宪帝制中，如张勋这样虚与委蛇的，委实不在少数。北洋系的离心离德，较之护国运动，对洪宪帝制的打击更为致命。
然而，若非蔡锷发起护国运动，打响反袁的第一枪，北洋系的内讧也许将继续隐藏，而洪宪帝制或许会木已成舟、无以挽回。尤为难得的是，蔡锷是经过一段传奇式的经历，逃回虎口，万里奔命，举起护国大旗的。
蔡锷文武兼资，是民初群督中不可多得的帅才。因为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力，他并不苟从于革命党的历次运动，实际上也从不是革命党徒。在民初昙花一现的政党政治中，他并未加入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而是投身较为保守的进步党。辛亥革命人物，像他这样加入进步党的，只有唐继尧、孙武、张绍曾、阎锡山以及黎元洪等寥寥数人。
而进步党的代表人物，则是张謇、梁启超这样的前朝风云人物。当然，蔡锷之加入进步党，离不开其老师梁启超的援引。宋案后，蔡锷获悉孙中山欲兴师报仇，曾致电力劝“以静候法庭之裁判为主，勿挟成见，勿尚意气”，然卒不为孙中山所采纳，因而他对“二次革命”持有明显的反对态度。
袁世凯与蔡锷的渊源其实很早。戊戌变法后，蔡锷就读的湖南时务学堂被勒令解散，师生星散。蔡锷的老师樊椎很有纵横家的理想，带着蔡锷等人赴南京游说老乡刘坤一，本来只是想找个落脚之地，不料书生意气，到后来竟然劝刘兴汉排满。如此一来，刘坤一就不敢留这颗定时炸弹，转手将樊推介给袁世凯。樊居然兴致勃勃地北上谒袁，袁照例礼贤下士，给予优厚接待。
樊头脑继续发热，竟给袁上条陈，劝袁效法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继而又赠袁以诗，劝袁学习他家老祖宗袁绍割据自立。袁世凯这才知道书生的可怕和刘坤一的狡猾，连忙向这群贫无立锥的书生赠以重金，连求带哄地将他们打发走人。据说这笔钱有万余之多，在当时可谓巨款，蔡锷也分到了一千金。此时他得到了老师梁启超在日本的召唤，便拿着这笔钱，东渡而去。
因此，袁、蔡之交是从金钱开始的。客观上看，蔡锷当时已是不名一文，在武汉向一个亲戚借钱，才借到几文钱，而袁世凯一出手，自己就分到一千金。当年的蔡锷，对这位“顶子红”了的袁项城大人，只怕也有一种冯谖看孟尝君的感觉吧！
而袁世凯对蔡锷的欣赏，则始于1906年的彰德秋操。当时，蔡锷还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下级青年军官，然袁世凯却巨眼识人，指派他为审判员，印象颇佳。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组织模范团以改革北洋军的时候，即召蔡锷入京，以备大用。
但之后袁世凯耽误于称帝之事，不敢轻易改革北洋军，蔡锷遂被虚置，竟至终日流连于烟花巷里。到了洪宪帝制中，蔡锷假意推戴袁世凯称帝，暗中与梁启超密议反袁，且一度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暗通消息，最终决定回滇护国。
当时袁世凯对他的监视十分严密，据说他在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出虎口，辗转日本、香港、越南，躲过多次暗杀，才回到昆明。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是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师弟，且是由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早已按计划做好起事准备，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人也早已云集昆明。
因此，蔡锷和唐继尧发起的护国运动，不仅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也宣告了革命重返国内。
云南的护国军不过区区数千人，却与北洋十几万大军在四川战场鏖战数月并占尽上风。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则被新独立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消灭。随着护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反对帝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形势回到了武昌起义后的格局。
1916年3月23日，在无比失望之下，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此时距改元“洪宪”仅八十三天。
时人总结袁世凯称帝之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自然就是筹安六君子，这“六君子”是怂恿帝制的首犯。而“二陈汤”是指三个人，即：四川将军陈宦、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宠臣，却相继宣布独立，当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疾，闻此更是一病不起，就此呜呼哀哉。“二陈汤”本是一味中药，“送命二陈汤”之说，实在贴切。
袁世凯之称帝，固然遗臭万年，然而在整个“洪宪帝制”中，贻笑天下的又何止一个袁世凯！筹安会、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组织的表现已是荒谬绝伦，而之后的国民代表大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以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国体”的议案。不日，一干文武大员又由参政院副院长汪大燮领衔，推戴袁世凯为皇帝。
由此可见，袁世凯之称帝，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及普通民众也是难辞其咎的。可是到了护国运动如火如荼，袁世凯日暮穷途之时，举国上下又气势汹汹地讨逆惩凶，将所有罪过推在他一个人身上。
从黄袍加身到众叛亲离，前后相隔不过一百天而已，而一百天前列名推戴书的人物，不少又出现在一百天后的讨袁檄文上，连光芒万丈的蔡锷将军都如此，何况别人呢！
可是袁世凯既然称帝，就须学习古代帝王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罪在朕躬一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皇帝岂是那么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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