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王羲之四月廿三日帖 右:啟功臨王羲之四月廿三日帖
碑與帖是古代書法作品流傳的不同形制，各有風格，各有特點。一般說來，碑重氣勢，帖講韻味；碑顯莊重，帖貴流便；碑求界格方嚴，帖追意態揮灑；碑以雄健為美，帖以溫雅取勝；碑講刀法，帖重筆意；碑有二次創造之美，帖貴一次揮灑成功；學碑取其結字體勢，臨帖求得筆情墨趣。古今學書者，有的師碑，有的臨帖，傾其心力，皆有所得。所貴者在於碑帖結合，融會貫通。“師碑”還是“師帖”？“師筆”還是“師刀”？這是學書者遇到的首要問題，關係到學書者個人的審美取向，也是歷來書法界爭論不休的問題。
在“師碑”還是“師帖”這個問題上，啟功先生注重臨帖——“師筆”，但他並不反對別人寫碑——“師刀”。他認為：“碑與帖，譬如茶與酒，同一人也，既可飲茶，亦可飲酒。偏嗜兼能，無損於人之品格，何勞評者為之軒輊乎。”學習書法究竟師碑還是師帖？啟功先生認為人各有所愛，就像我們生活中的酒與茶一樣，有的人喜歡飲酒，有的人喜歡喝茶，“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有的人既飲酒，又喝茶，這又有何妨呢？
啟功先生主張“師帖”而不“師碑”，自有他的道理。為了說明他的觀點，他對北碑不同形制的代表作品進行了認真分析，指出其優劣得失：“《張猛龍碑》在北朝諸碑中，名為冠冕。龍門諸記，豪氣有餘，而未免粗獷逼人。邙山諸志，精美不乏，而未免於千篇一律。”這裡啟先生充分肯定了《張猛龍碑》的藝術價值，認為乃北碑之冠（唐初楷書大家歐陽詢就明顯受到此碑的影響）。但啟先生又同時指出洛陽《龍門二十品》豪氣有餘而未免粗獷，洛陽墓誌雖精美，卻千篇一律，缺少變化。
《張猛龍碑》局部
在學唐楷還是學魏碑的問題上，啟功先生將唐碑和魏碑進行比較後認為：“北朝碑率，鐫刻粗略，遠遜唐碑，其不能詳傳毫鋒轉折之態處，反成其古樸生辣之致，此正北朝書人、石人意料所不及者。《張猛龍碑》於北碑中，較《龍門造像》，自屬工放，但視《刁遵》《敬顯雋》等，又略見刀痕，惟其於書丹筆跡，有合有離之間，適得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難追也。”這裡啟先生說明了唐碑的長處是鐫刻精細，能詳傳筆鋒，變化豐富。而北碑卻鐫刻粗略，過於率意，卻有意外的效果，可望而不可追，這是書人和石工未能意料到的結果。
啟功先生主張“師帖”的觀點和他一貫堅持的“師筆”的觀點是一致的。先生詩云：“少談漢魏怕徒勞，簡牘摩挲未幾遭。豈獨甘卑愛唐宋，半生師筆不師刀。”啟先生認為學習書法應該多看墨跡，多臨墨跡，多“師筆”而少“師刀”，因為墨跡活，能夠看到古代書法家的行筆軌跡，容易理解其中的奧妙。關於墨跡和碑誌的辯證關係，以及對我們學習書法的功效，啟先生說：“運筆要看墨跡，結字要看碑誌。不見運筆之結字，無從知其來去呼應之致。結字不嚴之運筆，則見筆而不見字。去恰當位置之筆，自覺其龍飛鳳舞，人見其雜亂無章。”在這裡啟先生辯證地說明了學習墨跡和碑版、墓誌的不同效用，古人的墨跡筆道清楚，層次分明，容易看出用筆的來龍去脈，連帶和變化。而碑刻和墓誌則不然，它是經過鐫刻後，二次加工的作品，加之天長日久的風化，與作者的原創作品已明顯不同，最主要的是我們根本無法看清楚筆形、筆意和筆趣的變化。但臨習碑誌可以學習古人的結字位置，因為任何碑刻墓誌再經過鐫刻，它也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風格面貌，結字位置不會有大的變化。
左《聖教序》局部 右《蘭亭序》局部
這裡，我們舉出書法教學中要求學生必臨的王羲之的《蘭亭序》和《聖教序》來說明問題。這兩件作品雖然都不是王羲之的原創作品，卻都是我們學習王羲之行書最好的碑帖和範本。《蘭亭序》是唐代書法家馮承素的臨摹之作，《聖教序》則是唐代懷仁和尚的集字所為，前一個是墨跡，後一個是碑刻，而且是集王羲之書法之作。按照啟功先生的觀點，我們學習王羲之的行書最好應該先從墨跡本《蘭亭序》入手，這樣容易抓住王體行書用筆和結字的細微之處，如筆畫的粗細、方圓、藏露、巧拙、映帶等，結字的奇正相生，平中寓險等。而集字石刻本《聖教序》，則不容易看出這些特點，因為石刻本身經過了再次加工和創造，和墨跡相比，缺少原創的筆性和筆趣，僅存大概的形體而已。一般書法家學習王體行書都是先臨《蘭亭》，後法《聖教》，將墨跡本和石刻本結合起來學習，收效不錯。《蘭亭序》的筆意墨趣濃厚，學其用筆的長處和細處；《聖教序》的字形較多，結構嚴謹，學其造型的變化。
啟功先生看問題是辯證的，十分注重事物正反兩方面的特點。不像有的書論家，把魏碑抬到了不適當的地位，認為就好得不得了。這種觀點對當代書壇影響極大，使得一些初學者，舍唐楷而學魏碑，以生澀、粗率、狂怪、歪醜為美。在我們的一些書法大賽和展覽中，凡是認真寫唐楷者，即使寫得再好，也與入選和獲獎無緣。而一些初涉書壇，臨寫了幾天魏碑墓誌的作者卻屢屢獲獎。還有人提出了“唐楷過時論”的觀點。怪不得有人提出要反對“醜書”。看來確實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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