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為吐魯番地區的古稱，是歷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國、唐西州的所在地。作為一種重要的出土文獻，高昌墓誌中存留著豐富的與《詩經》有關的材料。這為研究《詩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提供了重要契機。
高昌墓誌因多刻寫於墓磚上，又稱“高昌磚志”或“吐魯番磚志”。侯燦、吳美琳著《吐魯番出土磚志集註》收錄磚志328方，其中30餘方含有《詩經》的材料。其年代，最早的是高昌永平元年（549）的《田元初墓表》，最晚為唐建中三年（782）的《高耀墓誌銘》，前後跨度233年，顯示出《詩經》在古高昌地區的傳播有不間斷性的特點。
高昌墓誌所涉《詩經》篇章，涵蓋面廣，包括《風》《雅》《頌》各個部分。唐永昌元年（689）《張雄夫人麴氏墓誌銘》，涉及《詩經》七篇。其中有云：“惟彼伐柯，求此灼實。于歸百兩，好合琴瑟。”“伐柯”一語出自《豳風·伐柯》。“灼實”一語取自《周南·桃夭》。“于歸百兩，好合琴瑟”源於《召南·鵲巢》等篇。墓誌汲取這些《詩經》用語，對志主麴氏的品行、修養加以褒揚。一方墓誌中，即關涉多篇《詩經》，反映了當時吐魯番地區《詩經》傳播之盛。
高昌墓誌中的《詩經》材料，內容相對集中。讚頌志主品行與傷悼逝者的用語多次出現。“景行”使用頻次最高，它出自《小雅·車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司馬遷《孔子世家·讚語》裡曾對其加以引述，用以表達對孔子的仰慕之情。由是遂成典故，意義也漸改變，由原詩中的“大路”義，變為令人仰慕的代名詞。曹丕《與鍾大理書》中的“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即為此用。蔡邕《郭有道碑文》將“景行”一詞引入碑文中，“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句，開啟“景行”在碑銘中的表達，使之成為慣例。高昌墓誌遵循這一慣例，顯示了與中原文明的承繼關係。
“旻天不弔”是高昌墓誌中另一高頻次使用的詞語，它是《詩經》用語的變體。《左傳·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餘一人以在位，煢煢餘在疚。嗚呼哀哉尼父！’”上引哀公誄文中，“不憖遺一老”出自《小雅·十月之交》。高昌墓誌多截用為“憖遺”一語，以表示哀悼之情。這既是遵循《左傳》中哀公誄孔子的範式，也說明作者對《詩經》相當熟悉。
高昌墓誌中，《詩經》內容的呈現方式靈活多樣。有對詩句的直接引用，有巧妙的化用，有的僅引篇名。《張懷寂墓誌銘》“思《蓼莪》而號誦，相《陟岵》以崩心”句中的《蓼莪》《陟岵》，皆為《詩經》篇名。前者是《小雅》詩篇，後者為《魏風》詩篇。其內容都與思念父母相關，墓誌藉以表達思親之情。
高昌原為車師故地。自張騫“鑿空”西域以來，中原王朝不斷經營高昌。爾後北方政權更替頻仍，戰亂不斷，民眾多避難西遷。《魏書·高昌傳》載：高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儘管“地隔關山，境接荒漠”，但高昌地區民眾普遍具有的文化認同心理，卻使高昌與中原的文化聯繫一直綿延不斷。在唐代，這種文化上的聯繫進一步得到加強。《詩經》等儒學經典在高昌地區的傳承，正是基於這樣的傳播基礎與接受土壤。
關於《詩經》在高昌的流傳，傳世文獻多有記載。《梁書·高昌傳》：“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魏書·高昌傳》記載的高昌王麴嘉向北魏求借五經事件，透露了《詩經》與其他經史典籍進入高昌的路徑：“（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為博士，肅宗許之。”《周書·異域傳下》載有高昌流行《毛詩》《論語》《孝經》及學官教授經典的情況：“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唐代及其以前，多民族語言並行的社會環境下的漢文化經典傳播，是饒有興味的話題。
在已發現的吐魯番文書中，《詩經》殘卷有20餘種，皆為《毛詩》。與《周書》記載相合。1975年出土於吐魯番哈拉和卓的一件西涼《秀才對策文》，有關於《關雎》為何居於《風》之首的策問內容。兩位秀才的策對中以《詩》證《詩》，旁徵博引，對《詩經》的運用相當嫻熟。這樣的對策文流行於高昌，足見《毛詩》在高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
高昌墓誌可與上述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相互補充。其中有關《詩經》的內容，傳遞出《詩經》在高昌地區傳播的諸多細節。一些志文記載了《詩經》遠播西陲的原因、路徑，顯示了高昌《詩經》傳播與河西經學相承的關係。
關於河西經學，陳寅恪曾有如下闡述：“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經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後，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他認為，河隴一隅能保存漢代中原學術，家世與地域因素至為重要：“當中原擾亂京洛丘墟之時，苟邊隅之地尚能維持和平秩序，則家族之學術亦得藉以遺傳不墜。劉石紛亂之時，中原之地悉為戰區，獨河西一隅之地自前涼張氏以後尚稱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歷時既久，其文化學術遂漸具地域性質。”
李學勤先生曾指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儒學是主流，而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詩經》為“五經”之一，《詩》《書》並稱，歷來為傳統文化的代表。《詩經》對於高昌人來說，為生時研讀、“潤身”的範本，死後則用於為他們“樹碑表墓，昭銘景行”。這顯示了高昌地區的《詩經》接受，呈現出不斷內化式吸收的進程。
墓誌中的《詩經》材料，與發現於敦煌、吐魯番地區的《詩經》寫卷互為表裡，共同反映了唐代及其以前《詩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面貌。墓誌從傳播主體、客體、載體等方面，傳達出《詩經》遠播邊域的諸多信息，對我們全面瞭解《詩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進而探索中華文化經典在絲路上的傳播規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作者：李 穎，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閱讀更多 光明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