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現存篇目300多篇，記錄了西周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的歷史風貌。題材有戰爭、徭役、愛情、婚姻、動物、植物……從民間風情到廟堂讚歌，無所不包。
節選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國風·周南·關雎》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國風·秦風·蒹葭》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
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國風·周南·漢廣 》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國風·邶風·擊鼓》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國風·鄭風·子衿》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國風·鄭風·女曰雞鳴》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國風·周南·桃夭》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小雅·采薇》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國風·衛風·木瓜》
知我者，謂我心優；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國風·王風·黍離》
……
詩經傳頌了幾千年，不僅僅因為《詩經》語言的浪漫和情感的質樸，更因為《詩經》包含著中華文化的基因和中華民族的氣質。我們需要品味《詩經》，更需要了解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
《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詩經》作為中華文化的元典，影響深遠。著名學者聞一多曾在《神話與詩·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說：“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裡，像它在這裡發揮過的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裡，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會，它是最全面的生活。維繫封建精神的禮樂，闡發禮樂意義的是詩，所以詩支持了那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他還說：“詩三百”的時代，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大體上是從這一剛開端的時代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此以後兩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的正統類型。賦、詞、曲是詩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贈序、碑誌等，是詩的副產品，而小說和戲曲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夾雜些詩。詩不僅支配了整個文學領域，還影響了造型藝術，它同化了繪畫，又裝飾了建築（如楹聯、春帖等）和許多工藝美術品。”聞一多先生的話正是對《詩經》的中國文化史地位的最好概括。實際上，《詩經》也是中華傳統文明的載體，舉凡政治、倫理經濟、文化、社會、禮俗、民情等諸多方面，無一不在其涵蓋之中，成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本源之一。它對中華文化影響之深之遠，不是其他任何文學作品所能望其項背的。
梁錫鋒先生從5個方面講述《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以下我們摘取2個方面。
（一）《詩經》，造就了德儀雙馨的君子
周禮對貴族修養的要求，在《詩》中得到了文學的體現。《詩》對貴族修養的反映首先表現在外表，也即威儀上。如《衛風·淇奧》就很好地描寫了作為君的衛武公的威儀，他的形象是“綠竹猗猗”，他的服飾是“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衛風·碩人》反映了莊姜的貴夫人的威儀，她的形象是“碩人其頎”，她的服飾是“衣錦褧衣”，她的容貌是“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的儀仗是“四牡有驕，朱幀鑣鑣。翟茀以朝”。因此所謂威儀，就是通過容貌儀態、衣著服飾、儀仗器物的顯示，表現貴族的身份地位。《詩》中有不少詩篇讚頌君子的威儀，“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威儀反反”。威儀之所以重要，不僅僅在於它展現一種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維繫著民心所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它關係著天命，“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如果作為一個貴族沒有威儀，就會遭到無情鞭撻，所以《相鼠》說：“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但是威儀只是修養的外在表現形式，德才是其內涵。只有外顯威儀，內具美德，才是表裡如一。因此《詩》對君子之德大加謳歌，如《思齊》讚頌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皇矣》贊王季、文王之德，“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下武》贊太王、王季、文王有德而得天下，“王配於京，世德作求”；《烝民》讚頌仲山甫之德，“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對那些只講求外表而不注重修德者則大加諷刺，如《芄蘭》中的那個統治者，雖則“佩觽”，“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但是由於無德，只是徒有其表，故仍被譏為“童子”；《曹風·候人》則直白地說：“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反映那個時代君子的內外兼修，被看做是道義的府庫、德行的準則，成為貴族學習的教材，反過來又促進貴族的修養。《左傳》、《國語》就有許多貴族學習《詩》的記載，如《國語》載楚莊王就太子教育問題請教申叔時，申叔時認為“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孔子曾教訓兒子伯魚，“不學《詩》，無以言”。學《詩》以後，說話才會有美好的辭藻，才會說得動聽而得體。《論語》還記載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學《詩》對一個人的修養來說是很重要的，先學《詩》，做到言語和順，遠離粗野放肆，然後學《禮》，才能使形容舉止具有威儀。
（二）《詩經》，中國人民族性格之源
人與人性格不同，不同民族、不同國度的人性格也有差異。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中，逐漸積澱了一些中國人所特有的性格，如溫柔敦厚、明哲保身、謙虛禮讓、溫順服從、友愛和善等。這些民族性格的形成，不少與《詩經》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這裡以中國人的溫柔敦厚、明哲保身性格與《詩經》的關係為例略加說明。
《詩》中有許多批評在位者的醜行、抨擊社會黑暗的詩，但這些詩寫得含蓄婉轉而不直露。如《南山》一詩，本是譏刺齊襄公與其妹文姜私通淫行的，但詩並不直接指出，而只是把齊襄公比作性淫的“雄狐”，又似乎若不經意地問文姜為何嫁出以後還要再回來（“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所以吳闓生在《詩義會通》中評論說：“逆倫蔑理，人道已盡，而詩特和緩，若不欲深斥者，所謂微文刺譏，亦溫柔敦厚之旨也。”再如，《新臺》是諷刺衛宣公霸佔兒媳醜行的詩，但詩並不直接揭露，而只是圍繞衛宣公為霸佔兒媳而築的新臺來寫。這種隱晦曲折的手法，讓我們似乎看到了無數民眾對新臺的指指點點，對衛宣公亂倫醜行的厭惡。又如《菀柳》一詩，本是失意臣子怨周王變化無常而作，但詩中並無直接埋怨周王的話，而是把自己目前艱難的處境歸於“上帝甚蹈”。《詩經》中許多詩篇這種含而不露的風格對國民的教化作用，孔子評價說：“人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唐代孔穎達進一步解釋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
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以溫柔敦厚引導土人，如明代夏言就向皇帝建議，科舉考試要“務取醇正典雅、明白通暢、溫柔敦厚之文”，並以此作為對士人的引導。而多數士人在這種引導之下，也把溫柔敦厚轉化為一種內心自覺。如宋代理學家楊時主張“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他還對蘇東坡語言犀利的詩風大加抨擊：“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篤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我們看到，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對在上位者尤其是最高統治者的批評，少有坦率直白的言辭，犯顏直諫只是個別行為。士人如此，這種氛圍漸漸波及平民百姓，瀰漫整個社會，於是做一個好好先生，就被很多人奉為原則，溫柔敦厚便成為浸入中國人骨子的性格之一。這種民族性格的優點是明顯的，它使批評顯得溫和而不尖刻，保持了被批評者的人格尊嚴。但這種民族性格經過長期發酵，已經變味，實際上已經遠遠背離了“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的真諦。王夫之批評說：“詩教雖雲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慎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聞一多先生痛感此種國民性的危害，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在‘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這句古訓裡嗅到了幾千年的血腥。”又說：“詩的女神良善得太久了……她受盡了侮辱和欺騙，而自己卻天天在抱著‘溫柔敦厚’的教條，做賢妻良母的夢。”
明哲保身也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之一。追根溯源，這種性格也源於《詩經》。《大雅·烝民》是尹吉甫為仲山甫送行的詩，詩中尹吉甫讚美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這裡，明的意思是英明，哲的意思是睿智，保其身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不參與可能給自己帶來危險的事，這本來是一種明智的做法，但後來逐漸演變成一種生怕有損於自己，犧牲原則以保全自身的處世態度，這就走向了它的反面。這種性格與明哲保身一詞的本意相去甚遠，也為有識之士所鄙視。如宋人黃震說：“明哲保身，但存進退之節，非謂貪生畏死。若死得其所，是於明哲保身非相反也。”明胡居仁說：“《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趨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莊、列，則是奸計小人。”清李光地說：“明哲保身，非如世俗所謂趨利避害也。”毛澤東批評說：“事不關已，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
通過以上對中國人溫柔敦厚、明哲保身兩種民族性格的形成與《詩經》關係的分析，細讀《詩經》，觀察周圍的人與事，我們自可體會《詩經》對中國人其他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
……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起點。後世的作家，無一不從中汲取營養；後世的文學創作，也都或多或少、或隱或明地繼承了《詩經》的文學因子。
文案 | 梁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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