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一則“前中國首富娃哈哈掌舵人宗慶後遇襲”的消息，引爆網絡。一時間各種陰謀論在網上瘋傳，甚至連其女兒此前“企業要有危機感”的言論也被解讀為“娃哈哈進入危險期”。
真相究竟是什麼？2013年11月，記者趕赴蘇州，找到了刺殺事件的當事人……
“宗總，別動！”
那次轟動全國的“刺殺”，並沒有改變楊軍的命運。一切迅速恢復了原樣，他的生活依舊黯淡無光，看不到一丁點希望。
2013年12月1日，記者來到蘇州，撥通了楊軍的電話。對於我們的採訪要求，楊軍的回話令記者頗為意外：“你們能給我多少報酬？就當你們對我的捐款好了！”電話中他一再說明，自己已經快交不起下個月700元的房租，急需錢用。
幾經溝通後，記者終於見到了楊軍。他頭髮整齊地梳成中分，卡其色的西裝外套裡穿著一件高領毛衣，乾淨的牛仔褲上，繫著一根LV皮帶——看起來像個老闆。面對記者上下打量的目光，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皮帶：“朋友送的仿貨，假的。”
49歲的楊軍離過兩次婚，有一個兒子，但已十年未見。2013年上半年，他借了3萬元來到杭州找工作，因為年齡較大，又只有初中文憑，更沒有技術專長，很少有人提供面試機會給他。
楊軍求職的門檻很多，最主要的是年齡和學歷。更尷尬的是，曾經從事過菸酒零售、美容美髮、棋牌室、LED照明和電動車棚等行業，他自認為當過老闆，拉不下臉去應聘如服務員、清潔工等底層工作。於是，失落、無助、壓抑等情緒籠罩著這個中年男人。
一連幾個月，他每天除了上網查看招聘信息，就一直悶在屋裡，靠電腦遊戲和抽菸排解鬱悶。“很孤獨，一個人在房間裡呆了半年多。”他常常抱怨，中國就業市場並不歡迎他這種四五十歲的人。同時他又很恐慌：“我有危機感啊，以後我生病了怎麼辦？”
他在屋裡悶壞了，有時會步行半個多小時到西湖邊上散心。有一天夜裡10點多，他路過娃哈哈總部，發現一間辦公室亮著黃色的燈光。經驗告訴他，老闆辦公室的燈，跟一般辦公室的燈光不同，多是黃色。不久，一輛奔馳車停在了門口，隨即那間辦公室的燈滅了，一個人走了出來。
“宗慶後！”楊軍認出了這位以勤奮著稱的超級富豪。他在一檔電視訪談節目裡見過他，當時宗慶後接受崔永元訪問，節目現場解決了兩個農民工的就業問題。“他能為農民工解決就業，那我比農民工還是強點吧？於是我就萌發了去找他的念頭。”楊軍覺得自己好像找到了出路。策劃了幾個月，終於上演了2013年9月13日的那場鬧劇。
被拘捕的那幾天，他向警察坦白了犯罪動機——只是想求一份工作。所有人都認為他在撒謊，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所說非虛，也沒有任何同夥。
拘留15天后，他被放了出來。
離開公安局時，楊軍居然一本正經地對警察說：“要不你們別頭疼了，把我留在這裡當個協警吧。反正我出去了也找不到工作。”警察哭笑不得，只能勸他：“看你也不像那種窮兇極惡的人，回去別再生事了。”
在專人的“護送”下，楊軍被遣返蘇州。
然而幾天後，他親手寫了一封道歉信，買了一箱水果又趕到杭州娃哈哈總部，準備向宗慶後道歉，但被保安一把攔下。他只能把道歉信寄了出去。又過了幾天，一位自稱娃哈哈公關部經理的人，給楊軍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董事長已經收到信了，接受他的道歉，但是工作的事情，不予考慮。
“宗總雖然沒有追究，但心裡還是對我有排斥。不過也正常，我很理解。”楊軍已經意識到，自己和宗慶後本就是兩個世界的人，即便強迫交集，也是毫無結果。
跌跌撞撞生意人
一切歸於平靜，楊軍仍然每天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他沒有簡歷，在網上看到合適的工作，就直接打電話或者到招聘現場去。“因為我覺得他們看到我這人，應該會比電話裡印象好些。”在與記者的談話間，他時常習慣性地捋一捋自己的頭髮。顯然，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楊軍隨身帶著一個棕色手包，裡面放著以前做生意的賬本，記賬的紙已經有點發黃，一看便知有些歷史了。這至少可以證明，他曾經是個生意人。
實際上，他接觸過的生意又多又雜，但到最後卻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他把這一切歸結為“運氣太背”。
1989年，44歲的宗慶後創辦娃哈哈營養食品廠。而此時25歲的楊軍剛結婚不久，跟第一任妻子經營起一家很小的菸酒店。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了一條吸引眼球的新聞：八旬老太靠菸酒店為生，炒股淨賺1000萬元。楊軍心癢難耐，不久便把菸酒店盤給了別人，開始學著炒股。
起初，楊軍的一點小投入，很快就有了不菲的收益。於是，他越投越多，進而成了一名職業股民。可惜好景不長，還沒等賺多少，就遭遇了1993年的全民股災，楊軍的股票一落千丈，最終血本無歸。
十幾萬元打了水漂，連老婆都離他而去，楊軍形容“就像把自己的左右胳膊都砍掉了一樣。”後來，楊軍反思自己炒股的那段日子，其實非常莽撞，根本沒有弄懂股票的基本原理，只是被金錢矇蔽了雙眼，一味地盲目隨大流。
不過，楊軍並不是一個容易被擊垮的人。為了能夠東山再起，他開始了打工生涯。從廣告公司的業務員、到航運救生員、再到家居裝修工、熱水器修理工，幾年下來，他又有了一點點積蓄。
“畢竟給別人打工，沒有出頭之日。”在朋友和親戚的幫助下，楊軍決定從頭再來，湊了4萬元，開起了美容美髮店。
他在一個小區附近租下20平方米的門店，請了一個理髮師和一個美容師，本想大展拳腳，但卻很快遇到問題。同樣是5元錢洗一次頭，其他店用的是批發市場的廉價洗髮水，論斤買賣；而楊軍則追求品質，用的是商場裡的品牌洗髮水。又因為是小區店，如果漲價，就等於將大部分顧客拒之門外。這樣一來，他的利潤空間比別人少了一半以上。
盈利能力薄弱，又缺乏營銷手段，使得楊軍根本沒有多餘資金進行滾動投入。在與附近同行的激烈競爭中，他的美容店因為檔次落後，而被漸漸淘汰。兩位技師也因工資太少而相繼跳槽。掙扎了兩年後，美容美髮店入不敷出，只好關門。
剛起飛就墜落了，跌倒在地的楊軍仍然沒有氣餒。他拿著關掉美容美髮店後僅剩的一點錢，又折騰起了棋牌室。
他為人豪爽，喜歡結交朋友，每天招呼朋友們來打打麻將，自己端茶做飯送水果，每人收取一些“臺費”，每天大概能賺個幾百元。不過，一桌麻將四個人，時常“三缺一”。為了撐起場面，他不得不經常上桌陪朋友打麻將。生意場上的朋友們玩得很大，他牌技不佳，運氣也堪憂，自己賺的那點“臺費”還不夠輸的零頭。沒多久，棋牌室也開不下去了。
“老天是公平的，不會讓你賺雙份的錢。”對於棋牌室的失敗，楊軍覺得是因為自己有些貪婪，總想著去賺不該賺的錢。
一心追逐老闆夢
如果楊軍此前的失敗，是為自己的“無知”埋單，那麼後來他一系列的遭遇，簡直就是天意弄人。
2006年，楊軍與第二任妻子結婚了，同時他的事業也有了起色。當時LED照明市場還剛剛起步，國家發佈了相關的節能政策，蘇州不少的大型社區和政府工程紛紛開始更換LED設備。楊軍的一個朋友正好是一個LED照明品牌在蘇州的代理。傍著這個朋友，楊軍搭上了這趟快車。
按照分工，楊軍負責談訂單，朋友負責出貨，賺來的錢雙方分成。兩年時間，楊軍談成多筆生意，其中最大的一筆是承包了一個小區的LED照明工程，總造價100萬元。楊軍從中提成十幾萬元，除去“跑關係”花掉的幾萬元，他還淨賺10萬元，一下子成了別人眼中的“老闆”。
一個飯局上，楊軍打聽到蘇州工業園區有一條新修的馬路需要LED燈，正在公開招標。於是他想盡辦法，聯繫到了該項目的一位工程隊長，開始了“情感聯絡”。通過請客吃飯、唱歌和按摩等方式，楊軍逐漸贏得了對方的好感。
隨著交往越來越頻繁，只要是這位工程隊長的事兒，不論大小，楊軍都衝在最前面。一次酒後，楊軍送上了一個兩萬元的紅包，沒想到對方拒絕了，拍拍他的肩膀說：“我認你這個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楊軍一聽，就差給對方跪下了，比見了財神爺還激動。據他估算，整個工程大概需要400萬元，而純利潤則高達100萬元，這樣的好事怎麼就落在自己的頭上了呢？那時候，楊軍第一次感覺自己離成功是如此接近。
本以為時來運轉，卻沒想到命運似乎總是想方設法地捉弄自己。招標前幾天，這位工程隊長因受賄被逮捕，判刑8年。楊軍傻眼了。“感覺從天上掉到了地上。”
此後，楊軍的LED生意急轉直下，再也沒有起色。“後來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這一行，很多人都比我有錢、有關係。”一兩年時間裡，楊軍一個項目都沒接到，只能靠打麻將來排解鬱悶，結果又逢賭必輸，幾乎輸沒了本錢。
戲劇性的是，就在他幾近絕望的時候，又一個鹹魚翻身的機會出現在他眼前。
有次無聊上網時，一則做電動車雨篷的招商廣告引起了楊軍的注意。他反覆琢磨，蘇州地勢平坦，又多雨，天晴的時候陽光又很強烈，再加上近年來電動車成了很多蘇州老百姓的代步工具，所以可以遮陽擋雨的電動車雨篷，應該擁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於是，他向朋友們東拼西湊，借到了10萬元的加盟費和首筆貨款，成了蘇州第一家代理商。隨後，他租下了一間120平米的上下兩層商鋪，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裝修。
楊軍再一次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這麼好的項目，不就相當於坐等數錢嗎？”誰知，命運又一次跟他開了一個玩笑。
門面都還沒有裝修好，電視新聞上就播出了電動車限高的政策。而楊軍的電動車雨篷，恰恰就在所限高度之上。一道突如其來的政策，不偏不倚地砸在楊軍頭上。他慌忙聯繫總部想要退貨，結果被拒。
楊軍欲哭無淚。不但生意做不了，還背上了十幾萬元的債務。他再也沒有做生意的本錢了，再多的朋友也幫不了他，因為江湖規矩“救急不救窮”。
生存太難？
在朋友們看來，楊軍的命運就像一出黑色幽默劇。外人自然無法體會，楊軍內心深處那種難以言喻的悲涼。
2010年，欠下一屁股外債的楊軍，無奈地跟第二任妻子離婚了。此後，他決定去找份工作養活自己。但沒想到，求職之路竟是如此艱辛，幾乎堵死了他在這個世界上僅有的生路。
有一次，南京有家企業招聘採購助理，條件放得很寬，楊軍報了名。對方面試時，讓他先交300元錢的入職押金和體檢費，隨後杳無音訊。他等不及再次前去打聽時，對方早已換人，說沒收過他的錢。楊軍非常氣憤，“社會太險惡。”經過反覆糾纏，甚至威脅對方要報警，他這才要回了錢。
對方看他閱歷不淺，談吐也不錯，竟然反過來邀他做業務經理，拉他入夥。“說白了，就是讓我反過來去騙求職者的錢。”他做了一個月便辭職了。原因是他心太軟，別人發現上當了，去找他退錢，他總是不忍心再繼續騙下去，常常退錢。
“昧著良心賺的錢，我實在是受不了，心理壓力大。”他覺得每騙一個人，就像看著自己又被騙了一次。這種感覺太煎熬。
採訪時，楊軍講述了很多辛酸的求職經歷，被騙、被拒和被拖等。他甚至開始詢問記者：“你們需要助理嗎？我可以幫你們記錄一下采訪過程，訂票提包什麼的都可以。”他不想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哪怕根本就不現實。
本來，楊軍在寫給宗慶後的信中承諾過，不會因為此事接受任何一家媒體的採訪。但是如今又抱著媒體能給他帶來收入的想法，接受了採訪。萬般無奈的命運中，楊軍常常與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相互矛盾。
“有了錢，我可以是好兒子、好丈夫和好父親，但是現在沒有錢，我什麼都不是。”楊軍的這番話，有些偏執，但卻是他內心真實的無奈與掙扎——想扮演好自己人生的角色，可是無奈的遭遇讓他不得不放棄自己應盡的責任，甚至應有的尊嚴。
這個蘇州男人，在他49歲這一年，一無所有且走投無路。於是，他突發奇想地用“刺殺”首富這樣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來反抗自己的殘酷命運。他本不想傷害任何人，也不想轟轟烈烈，但一切事與願違，而且在與命運的抗爭中，他仍舊是一個悲哀的失敗者。
臨別時，楊軍跟記者說，他有一個願望，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電視劇，只是希望編劇能把結尾改一下，不要像自己現在這麼狼狽潦倒，而是有一個美好結局，“至少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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