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即流行性傳染病。當世著名美國曆史學家麥克尼爾曾指出，傳染病是決定人類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之一，傳染病是微生物與人類相互作用的結果。致病微生物引發的傳染病曾導致人類的大量死亡，甚至造成國家的衰落、文明的消亡，微生物也塑造了人類文明與人體自身。同時，人類文明的進程也深刻影響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平衡。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人類對如何與微生物相處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並在控制傳染病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瘟疫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衝擊
回顧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關係和共同演化的歷程可見，自人類社會早期開始，瘟疫就是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因素。隨著農業文明的進程，人類與馴化動物、家禽的接觸更加密切，擴大了微生物、寄生蟲的傳播機會。早期城鎮衛生狀況惡劣，為病原微生物的傳播提供了機會。大約在公元前500年前後，伴隨古老文明中心的發展，天花、白喉、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傳染病迅速地在人類之間傳播。傳染病的流行不僅危及個人的健康和生命，同時也影響到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斷與瘟疫抗爭的歷史。
1.傳染病是導致古希臘、羅馬衰退的重要原因。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幾度遭到瘟疫的襲擊。在這場瘟疫中，四分之一的雅典軍隊官兵因染病身亡，連當時的執政官伯里克利也不能倖免。瘟疫的侵襲削弱了雅典軍隊的戰鬥力，最終使古希臘文明的黃金時代失去了光澤。
從公元165年開始，羅馬帝國發生疫病，在小亞細亞和歐洲大部分地區肆虐時間長達15年。據歷史記載，瘟疫一天造成多達2000羅馬人死亡，並蔓延至萊茵河，甚至感染了帝國邊界之外的日耳曼人和高盧人。馬可·奧勒留皇帝為躲避瘟疫也離開了羅馬，並在孤獨的時光裡安慰自己，寫下了著名的《沉思錄》。不過最後他還是沒能躲避開瘟疫的侵襲，也死於這種疾病。
2.傳染病對中世紀歐洲的打擊。公元6世紀發生於東羅馬帝國的鼠疫大流行，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流行嚴重時每天死亡萬人，導致了東羅馬帝國的衰落。
800年後，一場破壞更大的瘟疫再次光顧歐洲，幾乎毀滅了當時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從1347年至1352年，瘟疫從中亞傳播到中東，然後又陸續侵襲了北非和歐洲，幾乎主要的歐洲城市都遭受到瘟疫的襲擊。這場被稱為“黑死病”的大劫難，不僅使社會經濟生活陷入動盪不安的局面，而且在人們的生理和心理上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黑死病”使歐洲人相信，所謂的末日審判即將到來，於是，贖罪情結觸發了鞭刑運動，成千上萬的歐洲人捲入自我鞭撻和自我戕害的行列，成群結隊半裸男女互相鞭笞，以此謝罪。當時，也有人認為，是女巫勾結魔鬼對牲畜施法而引起的瘟疫，這種看法導致了歐洲一些地區的虐殺“女巫”浪潮，大批被認為是“女巫”的人被施以酷刑，甚至被燒死。瘟疫導致勞動力的大量損失，極大地削弱了農業、手工業生產，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過，黑死病的威脅也催生了一些抵制瘟疫的措施：政府通過頒佈法令和法規，建立海港檢疫，對有傳染嫌疑的房屋要進行燻蒸和通風，衣物被單等全部焚燒，嚴禁死屍暴露街頭，加強水源控制等，來遏制疾病的傳播。
3.天花成為歐洲殖民者的幫兇。天花是一種古老的傳染病。埃及、印度、中國等文明古國都曾遭受過天花的侵襲。現代考古學家從公元前1157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木乃伊麵部發現有天花痘瘡結痂的痕跡。但直到公元1500年之後，天花對人類社會的破壞才凸顯出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對美洲的殖民入侵期間，將天花帶到美洲，致使在美洲大陸暴發了長達8年的天花大流行。
1518年，西班牙軍隊進攻阿茲特克人的重鎮特諾克替蘭（即現代墨西哥城）的關鍵時刻，特諾克替蘭暴發了天花，阿茲特克首領及許多軍士因染上天花而死亡，阿茲特克人陷於一片驚恐之中。西班牙人因此一舉攻克並摧毀了阿茲特克的首府。顯然，如果不是天花侵襲阿茲特克人，西班牙人不可能輕易在墨西哥取得勝利。
從公元165年開始，羅馬帝國發生疫病。據歷史記載，瘟疫一天造成多達2000羅馬人死亡，並蔓延至萊茵河，甚至感染了帝國邊界之外的日耳曼人和高盧人。17世紀法國畫家尼古拉斯·普桑的名作《阿什杜德的瘟疫》，生動描繪了瘟疫流行時羅馬帝國城市腐屍遍地、路人掩面的慘狀（資料圖片）
疾病的流行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員的死亡，它所產生的心理效應影響更甚。在人們尚不明瞭疾病流行的真正原因之時，那些能左右人類命運的瘟疫被認為是天神對人間的懲罰。在瘟疫凌虐印第安人之時，西班牙人卻安然無恙，致使印第安人感到入侵者的肆意妄為似乎獲得了天神的恩准，因而消磨了抵抗意志。
歐洲人帶來的天花，並不只是限定在墨西哥境內，而是不斷蔓延。1520年，天花傳播到危地馬拉，1525年至1526年侵入印加帝國。印加國王在征戰途中死於天花，他所指定的王位繼承人也染病身亡。正當帝國因王位紛爭而搖搖欲墜時，西班牙人侵入庫斯科（今秘魯境內），佔領了印加帝國，並在當地大肆掠奪和屠殺，印加人因遭受疾病的困擾而喪失了抵抗力。
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歷過很多場瘟疫災難，其中黑死病無疑是最嚴重的瘟疫之一。這場瘟疫使得歐洲2500萬人喪命，也改變了歐洲甚至世界的發展進程。圖為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最繁華的格拉本大街的黑死病紀念柱，這座巴洛克風格雕塑的代表作，有著重要的紀念意義（袁亞新 攝）
4.霍亂流行：殖民、商貿的風險。霍亂是一種急性胃腸道傳染病，病死率一度高達50%—70%。從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全球出現過七次大的霍亂流行，其影響地區之廣泛，感染人群之眾多是歷史罕見的。
現代醫學認為，霍亂是一種流行於印度恆河三角洲的古老疾病。自古以來，印度的朝聖之旅以及節日慶典都吸引大批信徒聚集到恆河下游，朝聖或參加慶典的人們很容易染上霍亂，並將此病帶回到家鄉，形成地方性的流行病，嚴重時甚至會造成人口毀滅性的災難。19世紀初，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活動改變了霍亂往日的流行模式。一方面，隨著英國軍隊在印度北方邊境的作戰，軍隊把霍亂從加爾各答帶到戰場，並傳染給尼泊爾人和阿富汗人。另一方面，在1820年至1822年間，英國商船將霍亂帶到了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東南亞各國、中國和日本。
5.舊病復燃與新發傳染病的出現。20世紀60年代以後，在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數傳染病已經基本被消滅，剩下的部分也可以通過免疫和抗生素得到控制，醫學界轉向攻克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等慢性病。然而，在20世紀末，人們驚訝地發現，傳染病的危害依然存在。由於人們濫用抗生素，導致不少病原體發生變異、產生抗藥性，致使已經獲得了控制的疾病死灰復燃，如耐藥結核桿菌的出現。同時，新的傳染病也在不斷出現，例如庫魯病、軍團病、艾滋病、拉沙熱、埃博拉、瘋牛病、SARS等，再次向全世界敲響了要高度重視傳染病的警鐘。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人類同傳染病的鬥爭遠沒有結束，任何忽視傳染病防控的觀點都是有害的。
二、人類對傳染病的認知歷程
1.對傳染病早期探究。人類早期把瘟疫歸之於超自然神力的影響。古希臘醫學家試圖探尋傳染病與自然界外在因素的聯繫。中世紀瘟疫的肆虐在給人類造成災難的同時，也引起人們對這類疾病的深思。在長期與瘟疫交鋒過程中，人們逐漸認識到一些疾病可能是隨某種傳染物而擴散的。
1546年，意大利醫生把傳染病的傳染途徑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單純接觸傳染，第二類為間接接觸傳染，第三類為遠距離傳染，並把傳染源解釋為一種小粒子，是人類感覺器官感覺不到的東西。遺憾的是，當時還未發明顯微鏡，這種觀點不能用實驗觀察來證實，因此沒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2.細菌理論的建立。17世紀，顯微鏡的發明與應用，使得人們觀察到一些微小生物，如細菌、螺旋體、滴蟲等，直到19世紀，法國科學家巴斯德才首先將細菌與傳染病聯繫起來。巴斯德關於細菌與傳染病之間聯繫的研究為現代傳染病理論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對病原菌理論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另一位學者是德國細菌學家科赫。1877年，科赫拍攝了第一張細菌的顯微鏡照片併發明瞭革命性的細菌培養技術。科學家們應用這一技術，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幾乎已分離出所有的常見致病菌。
在巴斯德與科赫成功的鼓舞下，許多科學家投身於病原微生物學的研究，諸多病原體被陸續發現：1878年發現了迴歸熱的病因，1879年發現了淋病的淋球菌、麻風桿菌，1880年發現了傷寒桿菌、瘧原蟲、鏈球菌、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1882年發現結核桿菌、炭疽桿菌，1883年發現白喉桿菌、霍亂弧菌，1884年發現破傷風桿菌，1887年發現腦膜炎雙球菌，1894年發現鼠疫桿菌， 1897年發現痢疾桿菌等。
3.病毒性疾病的發現。19世紀末，醫學家們還未找到那些最常見的流行病，如麻疹、脊髓灰質炎、天花、流行性感冒等的病原體。由於傳播這些疾病的生物太微小了，即便是在當時分辨率最高的顯微鏡下也看不到，於是用“病毒”一詞來指這些微小的“感染因子”。1928年，美國醫生用黃熱病病原體感染猴子獲得成功，並闡明瞭其傳染因子是可濾過病毒。黃熱病因此成為人類認識的第一種病毒性疾病。
由於病毒必須寄生在其他生物體上，因此研究起來非常困難。20世紀30年代電子顯微鏡發明之後，病毒研究有了長足進展。1939年科學家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到菸草花葉病毒的形態之後，“病毒”一詞的含義從“致病毒素”轉變為一類更小、更簡單的微生物“實體”。
長期以來，人們只看到微生物的致病作用，沒看到微生物的生理作用。近幾年由於生物學的發展，現代各種高科技技術的應用，以及藥物對宿主微生態平衡的影響，使人們逐漸認識到正常微生物存在的普遍性、必須性和重要性。從本質上看，在正常情況下微生物對人體是有益的、必需的，致病性是偶然的。有學者從生態學出發研究人體與微生物的生態平衡和失調作用，提出防病治病的目的應是扶正祛邪，校正生態失調，保持生態平衡的觀點。微生物的致病性取決於宿主、環境和微生物自身三個方面。抗菌直接消滅病原菌，同時也消滅了正常的微生物菌群，而現在的觀點是一方面設法培養自身的抗體，一方面藉助正常生物菌群之間的拮抗作用，間接消滅病原菌，這也正是中醫所說的扶正祛邪觀點的一部分。
三、防治傳染病的努力
1.隔離與檢疫。面對瘟疫的侵襲，人類不會坐以待斃，不斷探索著各式各樣的防疫措施和治療方法。經驗告訴人們，接觸某些病人可以染上相同的病症，所以古人很早懂得隔離麻風病人可以避免染病，隔離病院最初就是為麻風病人建立的。從14世紀開始，歐洲一些城市引入海港檢疫以預防鼠疫的侵襲。1348年威尼斯市建立了第一個海港檢疫機構，未經檢疫不許可疑船隻和旅客入港。1377年，拉古薩建立觀察站，對來自感染地區的旅客和商人隔離30天，後來又將這一時間延長到40天。在17世紀的歐洲，防疫線成為預防疾病在居民點之間迅速傳播的標準方法。此外，隔離病院的性質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在英國，地方當局授權強迫鼠疫患者的全家禁閉家中。被懷疑染病的人家標上記號，由民兵貼在外面，以防止全家出入。此外，死者的所有衣褥被焚，法律還允許地方當局提高地方稅收以支付強迫隔離的費用。
2.化學療法的創立。16世紀，歐洲醫生開始大量使用礦物藥，醫藥化學也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不過，直到20世紀初，德國醫學家艾利希才真正開闢了化學療法的新領域。
1904年，艾利希開始通過改變砷化合物的結構，來觀察哪些化合物可以用來殺滅病原微生物。1909年，在艾利希實驗室工作的日本人秦佐八郎發現“606”號藥品是一種可以殺滅梅毒螺旋體的有效藥物。經過反覆多次實驗後，艾利希於1910年宣佈了這一重要的發現，成為人類運用化學療法治療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第一個重大勝利。
1927年，德國醫學家多馬克從1000多種偶氮化合物中發現了一種橘紅色化合物對治療小鼠鏈球菌感染特別有效。他將這種化合物命名為“百浪多息”。第一個接受這一新藥物治療的是多馬克自己的女兒。她的手指因劃破而感染，病情危重，用藥後奇蹟般地康復了。百浪多息的發現使醫生們找到了治療鏈球菌感染引起的敗血症的藥物，使這種疾病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到15%以下，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不久，科學家發現百浪多息的有效成分是磺胺，於是，磺胺很快就代替了百浪多息。
青黴素的發現為人類同傳染病的鬥爭做出了巨大貢獻。圖為1943年，美國一家青黴素工廠在做青黴素動物實驗（ 新華社發，資料圖片）
3.抗生素的發現。1929年，英國科學家弗萊明發現了青黴菌可溶解葡萄球菌，由於缺乏有效的提取技術，青黴素在發現後的10年裡一直未顯示出其治療價值。直至1940年，牛津大學病理學系的弗洛裡在生物化學家錢恩的協助下才成功地提取出青黴素。1942年，美國第一個接受青黴素治療病人獲得良好效果。青黴素的成功轟動了全世界，在二戰期間挽救了無數傷病員的生命。因此，人們將青黴素與原子彈、雷達一起並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三大發明。在青黴素研究的同時，1944年，美國醫生經過臨床實驗，證明了鏈黴素是治療結核病的有效藥物。鏈黴素的發現，不僅標誌著抗結核桿菌藥物的一個轉折點，同時還促進了更多的科學家從事新的抗生素髮現工作，形成了尋找抗生素的熱潮。不久以後，放線菌素、土黴素、金黴素和新黴素相繼問世。
目前，人類已經發明瞭對付細菌感染的抗生素超過百餘種，而且還在繼續研究開發新的抗生素。不過，隨著抗生素的廣泛使用，抗生素的療效卻逐漸下降。由於濫用抗生素造成的抗藥菌株的迅速增加日益引起醫學界的關注。有證據顯示，微生物適應環境的能力要大大超過人類發現消滅它們方法的能力。因此，應當正確地使用抗生素，防止濫用抗生素，讓抗生素更好地為增進人類健康服務。
4.疫苗的發明與功效。中國人早在16世紀，甚至更早些時候，就已經發明用種人痘的辦法來預防天花。顯然這項技術具有較好的效果，以至於中國周邊國家都派人到中國專門學習種人痘的技術。後來，人痘接種術傳到阿拉伯，又傳到土耳其。1717年，英國駐土耳其大使的夫人隨丈夫返回英國時，將人痘接種術帶到英國。此後，人痘接種術甚至越過大西洋傳入美洲，在美洲還出現了專門種人痘的醫生。18世紀後應用人痘接種術預防天花的方法已在西方世界得到廣泛傳播。
在消滅天花的歷史中，英國人詹納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詹納的發明一是受到了接種人痘的啟發，二是當他聽說擠牛奶的女工一旦出過牛痘就不會再被傳染天花後，就一直堅持研究這個問題，並在1796年開始進行牛痘接種實驗。牛痘的成功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它的價值。1959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出全球範圍內消滅天花的號召，經過全球各國政府和科學家的努力，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天花在全球範圍內被消滅，成為迄今唯一的一種經過人類的努力而被根除的疾病。
自牛痘疫苗之後，科學家相繼研製出麻疹疫苗、百日咳-白喉-破傷風疫苗、腮腺炎疫苗、脊髓灰質炎疫苗、甲肝疫苗、乙肝疫苗、丙肝疫苗、腦膜炎疫苗、流感疫苗等，成為預防傳染病的主要措施，極大地保障了人類的健康。
5.傳染病防治的全球努力。人們為了應對全球傳染病的肆虐，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創建了許多與公共衛生有關的國際組織和機構，對傳染病的控制轉向國際化行動。二戰之後，國際醫學界展開了一系列控制疾病的全球行動：如根除天花計劃、根除瘧疾計劃、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質炎計劃、消滅麻風、麥地那龍線蟲病等。1958年，第11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了根除天花決議，經過20年的艱苦努力，人類終於在1979年徹底地消滅天花。世界衛生組織發起的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質炎計劃也基本上獲得了成功。
毫無疑問，在與瘟疫的較量中，人類已經獲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是新的致命傳染病還會不時地出現。由於人類社會活動範圍的擴展而引起的微生物生態環境的變化，導致了這些致病微生物被釋放到更廣闊的世界去，而環球旅行的便利更是增加了傳染病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機會和速度。在某種意義上講，它們也是一種文明病。經濟全球化、國際資本競爭、國際貿易等對人類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已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而在全球疾病控制方面，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主要關心自己的利益，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衛生保健需求。因此，應加強疾病監控的國際合作，發達國家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疾病控制計劃。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隨著人類交往的普遍化，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因素日益增多，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面對傳染病，應有“預防勝過治療”的理念，要提高個人的衛生意識，採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免疫力。總的來說，儘管人們依然會對突發的傳染病產生驚恐，人類對於不斷出現的傳染病還有待深入認識，甚至不得不接受將與傳染病長期共存的現實，但是也應該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已為戰勝傳染病提供了豐富的手段，相信科學、依靠科學，就一定能夠應對各類傳染病的挑戰，不斷提升人類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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