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张仲景在汉时受尊崇为“医圣”嘛？
且说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关于医学人物的记载寥寥无几，完全可以用不见经传这个词来形容，也就是说，那时医学专业人才不登大雅之堂。
先秦之前医生更多有郎中，游方医生，巫医等称谓。西汉末年黄巾军首领张角、张宝就是打着太平经，的旗号，广施符水为人治病；华佗是游方医生；从司马迁记载的《扁鹊仓公列传》看，先秦之前的医生更多是游方医生，扁鹊出现在很多地方，当然，现代人研究称，扁鹊更可能是一种医术水平高的尊称，而非单独指具体的一位人。即便如此，我们通过史料记载的事迹看，那时的医者的地位并不高是真的。
比如，孔子也是如此，没有圣化之前地位不高的。
孔子称圣是后世人捧起来的，独尊儒术后，孔子名气也就大了，在春秋战国时，孔子也就诸子百家中的诸子之一而已。是后世不断捧起来的圣化起来的。孔子是汉平帝元始元年才开始被追封的，但当时只是封为公卿之类，被封为“褒成宣尼公”。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孔子被追封为“文宣王”。
孔子升官了。到了宋朝时，孔子更涨价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到了元朝时孔子继续涨价，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追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唐、宋、元朝以来孔子还只是独尊为文宣王。而到了明朝孔子成了王者之师，明世宗嘉靖九年被追封为“至圣先师”。到了清顺治二年被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孔子是一路涨价，牛气冲天，牛市了近两千年不落，虽然适有改朝换代，先推到“文宣王”的牌位，但一到替天行道完成，新王朝建立，孔子随之就又被立起来，一跌一涨，每一次跌落，下一次反弹涨的更高。
由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开创，尊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子也就完全成了读书人烧香膜拜的神圣人物。
如孔子是后世不断被封起来的一样，西汉末年名不见经传的张仲景——“医圣”的名号也是后世不断被封起来。
张仲景雕塑，钻研中医的没有烧香的多
后世是如何圣化张仲景的？
与孔子所不同的是：
一、 孔子还有传记史料，《儒林列传》等记载的就是儒家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论事迹。而前四史中关于张仲景的记载却没有，遍览宋朝以前的正史关于张仲景的记载也没有。
而且《三国志》中有“方技传”，记载有，华佗传、杜夔传、朱建平传、周宣传、管辂传。方技传，记载的多是些神仙、法术、道术、百工巫医之类的奇人怪事，把在当时具有“神医”之称的响当当的华佗列入《方技传》，与神仙、术士、百工之类放到一起，可见，那时，医生与巫医、术士之人还没有划开界限，彼此有互通之意，这也符合中医是源于道术源于道医的说法的。
在那时，华佗是有神医之美名的，三国演义虽是小说，但描述的是符合当时的史实的。相比华佗的出名，张仲景更多却不为人知，难道说，仅仅是因为华佗为关羽、曹操治过病，所以才出名，而张仲景没有为名人治过病，所以就不出名。或有可能。那为什么，后世张仲景的名气那么大，甚至盖过了华佗呢？甚至有些医书及医学家声称中医不尊张仲景为医宗，就根本不入中医之门。大有张仲景为中医开宗祖师一般。如金朝名医成无己在成书于1156年的《伤寒明理论》中说：
“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
这里，把张仲景方尊为众方之祖。
汉书中有华佗的传记，唯独没有张仲景，作为建安三神医的张仲景与华佗是同时代人，既有关于华佗的传记，理应当说，也该有张仲景的传记。可是偏偏没有。这是为啥呢？而且，根据后世的常见的说法，张仲景官至长沙太守，可是根据史料，在西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长沙太守并未有张仲景这个名字的记载。
二、孔子是独尊儒术后，有察举制到科举制，搭乘了选拔人才的制度而不断飙升的。而张仲景在察举制的汉朝并不出名，而且关于他被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在宋朝以前的正史中并未有只言片语记载。他被圣化是宋朝以来的事，是随着科举制，附会于儒家圣人圣功，而有中医人士捧起来的。
范仲淹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辞，宋朝时朝廷开始对医学相对更重视了，儒医阶层日渐兴起，源于道家的医术、医者开始努力向儒靠拢，科举失意，通过“良医良相”这样的说法，比附儒相，展现自己亦医亦儒的身份性格。
而至此，综合上面的分析，可见，唐朝以前直到汉朝，圣化并不多。医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职业，一向被视为“巫医乐师百工”之流。这也就是前四史，有关医学人物的记载都是列入《方技传》《方术传》的原因，医者并没有那么高的身份地位。
由此也可以推断，所谓的张仲景，“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以及更荒唐的还有说，“张仲景科举出身，官至长沙太守，张仲景上班时正常上班，不上班时，就在衙门里治病救人，素有‘坐堂医生’之美称。”这样的“坐堂医生”的说法多是唐、宋科举制开创之后后人的杜撰比附而已，且不说，坐堂医生，哪有那么多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为人治病。且说，汉朝时有科举制嘛？若是说是察举孝廉，为啥就没有察举张仲景的医术高超的才能，选入太医呢？
可见，“坐堂医生”，“长沙太守”一说，后人杜撰罢了，是为拔高医者的身份地位，彰显医学的圣功，医学比附于儒学，比附儒家圣人圣功、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于是就不断的圣化张仲景。中医学的发展壮大要符合迎合封建王朝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不断的向儒学靠拢。
与孔子是被皇帝为了加强专制集权的思想的需要而不断的来圣化，所不同的是，张仲景是被后世医者不断捧起来、圣化起来的，目的就是以为附会于儒学的功名仕途上，提高医者的身份地位、功劳。
与独尊儒术独尊孔子为至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功名科举，构成封建王朝社会统治者的得力助手的模式一样，独尊张仲景为医圣也是适应封建王朝社会的生产关系模式的。
“医圣”是伴随着封建王朝社会各行各业不断出现圣化的模式而不断形成的。
圣化的高峰期是唐、宋。唐朝时，因为唐朝帝王是半个鲜卑族血统，遂采取了比较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中原贱夷狄”的思想观念，琴棋书画各有比附于儒家圣人的情况出现，药圣、草圣、画圣、诗圣等等多是出现于唐朝。
张仲景“医圣”的名号也是唐朝时开始不断形成的。关于张仲景的事迹的记载的文献，当今可见的最早文献为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整理刊刻该书时由高保衡等所作的序言：
“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
这里提到了《名医录》，此书乃唐代甘伯宗所著，现已亡佚，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内容多数保存在了南宋李杲的《医说》和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中。
真正开始圣化张仲景的是宋代著名伤寒学家许叔微，他在《伤寒百证歌》（1150年）的序言：“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犹为儒不知本有孔子六经也。”上面已经说到了，宋朝时的孔子都已经成了“至圣文宣王”了。许叔微把张仲景与孔子相提并论的比较，言外之意，张仲景之书有经书之分量，张仲景有圣人之功德。
而叫明把张仲景称为是圣人的是稍后金朝名医成无己，他于1156年的所著《伤寒明理论》一书中说：
“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
此时，张仲景“大圣”之名已经初现。但还是更突出张仲景的著作。
随后，相继有著名医学家刘完素在其名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的序言中说，
“夫三坟之书者，大圣人之教也。……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
此时，刘完素这里直接就叫明了，“仲景者，亚圣也”。虽不能与儒家至圣比肩，但作为医中亚圣，已经赋予肯定了。
唐宋是封建王朝社会的相对繁荣时期。明清是更进一步的延续加强时期，圣化也就更进一步加深。明清时，张仲景在中医界完全树立了独尊的地位。
综上，张仲景中医界独尊的地位及“医圣”的名号是封建帝王社会模式下的必然性的产物，偶然的是后代医学者选择了张仲景作为医学的标杆人物进行美化圣化。
这许是因为张仲景的著作《伤寒论》《金匮要略》确实有一定的高深见解。张仲景的著作未必完全是张仲景一个人所作，一如他“医圣”尊号的由来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不断被封起来的一样，他的著作当也是不断的被后人丰富完善起来的。当然，也可能完全是他个人所作。但无论如何说，中医独尊的地位——医圣，肯定是后来医学者不断捧起来封起来的。
不断的加深圣化是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延续而发展的，圣化对集权专制的加强起到了巨大作用。明朝“海禁”、“八股文”，清朝“文字狱”、“闭关锁国”、“天朝上国”等现象是伴随着圣化的不断深入而出现的。
圣化堵塞了读书人的思维，是一种懒惰的思维观念，凡事不通问圣人，查经据典，摇头晃脑。
中医要大踏步往前发展，须去圣化、神化的成分，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发展研究中医。但凡，搞成凡是医圣张仲景的就不可怀疑的态度的中医学者、研究者去继承发展中医，多可能恰是中医学的毁灭者，教条主义抱守着固步自封“医学上国”的观念注定没有出路。
神化圣化首先是一种静止的世界观，但万事万物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中医也不例外，古人有古人的生活方式与客观的生活环境，如果，静止观的看待疾病，照本宣科，照着古人的方子抓药，这首先就是生搬硬套。不论是挂上“医圣”还是“医仙”等名号的经典方子，不符合具体实际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治不了病的。与时俱进，中医要融入现代化势必先要去圣化神化，勿务虚名，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而不能务虚求玄。
引申个问题：
不知起于何时中医具有了“中医讲究辩证施治”一说。这在很多中医古籍中是没有“辩证施治”这一术语记载的，当是现代人对中医的总结评价认识。而既然，说到中医讲究辩证，那就要有辩证法的精神——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那么，如果一边讲着中医辩证施治，另一方面又教条的崇拜着“神医”、“医圣”，打着圣人的金科玉律来发展中医，这是不是说的与做的是两层皮呢？理论与实际脱节，这是不是当今中医发展存在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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