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標題《隆興寺：宋代木構大觀》，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梁思成描述說：“這樣的佈局，我們平時除去北平故宮紫禁城角樓外，只在宋畫裡見過。那種畫意的瀟灑，古勁的莊嚴，的確令人起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尤其是在立體佈局的觀點上，這摩尼殿重疊雄偉，可以算是藝臻極品，而在中國建築物裡也是別開生面。”
記者/艾江濤
攝影/李英武
位於正定縣城東的隆興寺，至今仍存山門（天王殿）、摩尼殿、轉輪藏殿、慈氏閣四座宋代木建
古勁的莊嚴
從北京坐火車前往河北正定縣，我們只用了兩個多小時，便走過了梁思成在86年前花費整整10個小時所走的路程。
1933年4月16日，時任營造學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帶著年輕的繪圖生莫宗江，還有一個僕人，奔赴正定開始他的第二次古建築調查。一年前，在完成旨在介紹清代“官式”建築營造規則的《清式營造則例》後，梁思成意識到，對中國古建築的深入研究，必須由文獻研究轉向實物調查。學社首赴河北薊縣的調查，伴隨獨樂寺的發現與《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的發表，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
正定，作為河北中部千餘年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古城，宋遼時期的古建築很多，歷來有“九樓四塔八大寺”的說法。奔赴正定前，梁思成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所帶資料中，還有一份由故宮摹清乾隆年間重修正定隆興寺圖。那時，縈繞在營造學社社員心頭的問題是，如何搶在日軍對華北日益嚴重的侵略威脅前，完成對這些古建築的調查測繪。前往正定的車上，上上下下多是軍人，隆興寺內駐紮的正是陸軍某部機關槍連的士兵。到正定不久，梁思成便得到灤東形勢吃緊的消息，不得不把原定兩週的調查計劃縮短為一週。
與梁思成當年一樣，我們此行的首要目標是位於城東的隆興寺。隆興寺創建於隋開皇年間，在北宋開寶年間有過大規模擴建，因寺中有宋代鑄造的大銅觀音像，而被當地人稱為“大佛寺”。在前往隆興寺的路上，我們已無法看到梁思成當年印象深刻的街市大門內的神龕、走廊中的柱礎、跨越街道的涼棚架，今天的正定，更像一個規整的旅遊城市，在每條街道路口，密密扎扎的指示牌上，寫的正是梁思成當年調查過的名勝古建。
隆興寺的建築沿著中軸線兩側依次排列，穿過牌樓，便是寺中現存古構中最大最完整的摩尼殿
很快，在一場不期而至的薄雪中，隔著高大的寺院外牆，那些古意斑斕的屋脊出現在我們面前。1953年便成立的正定縣文物保管所（以下簡稱“文保所”），辦公室就位於隆興寺的東側。在這裡工作了20多年的副所長崔偉麗告訴我，1949年前，隆興寺已經敗落，寺中和尚都走了。寺院原來分為中、東、西三路，建築主要集中在現在仍保留完整的中路；東路原來的僧舍，如今已成為文保所的辦公室；西路原本是明清以來皇帝的行宮，咸豐年間在此基礎上改建的天主教堂，曾出現在梁思成的《正定調查紀略》中，如今還遺留教堂、修女樓、神父樓等幾所建築。
我們幾乎是沿著《正定調查紀略》中的描述，沿著寺院的中軸線，從南往北，一步步去觀看80多年後的隆興寺。
穿越石橋，眼前的天王殿，是一座氣勢宏偉的單簷歇山頂建築，已不是梁思成當年所見“已極破爛，西北角屋頂已通天”的破敗山門。正定文保所項目科科長王素輝告訴我，山門在2015年還進行過一次維修。作為隆興寺四座宋代建築之一，山門在明清時期都有過維修。除了清代添加的券窗、券門，山門簷下能夠看到一排大小差異明顯的斗拱，正是梁思成所說：“纖弱的清式平身科夾在雄大的宋式柱頭鋪作之間，滑稽得令人發噱。”
走進殿中，王素輝一一講解樑架中的宋式結構：“宋代的樑架與清代不同，正中短的叫蜀柱，兩個梁之間用斜的木頭連接，叫叉手，再往下叫託腳。這種人字形的叉手，是宋代建築的特點。”儘管山門加入了清代維修中的敗筆，但主體樑架和原存斗拱仍被認為具有明顯宋初建築特點，且是隆興寺四座宋代建築中製作手法最古老的一座。
穿過山門，便是始建於北宋元豐年間僅存臺基的大覺六師殿。梁思成當年所見到的上面的土丘，已被清理一空，但通過臺基佛像的底座，還有殘留磚牆的厚度，人們仍能揣想這座總面積達1855平方米的原寺最大建築的盛況。
道路前方，一座造型奇特、古色古香的建築出現在眼前，這是梁思成當年讚歎不已的摩尼殿。摩尼殿的殿身為重簷歇山頂。所謂歇山頂，是中國古建屋頂的一種常見形式，其最明顯的特點是有九條屋脊：一條正脊，四條垂脊，四條戧脊。一層叫單簷，二層則叫重簷。摩尼殿格局的特出，在於立面重簷歇山頂的殿身與四面的歇山抱廈融為一體，而抱廈則以歇山頂的側面，也即山面，向著四面。從高空俯視，其平面圖為十字造型，當地人稱之為“五花大殿”。作為宋代木構中唯一遺存的此類結構，其精妙之處正如梁思成所描述：“這樣的佈局，我們平時除去北平故宮紫禁城角樓外，只在宋畫裡見過。那種畫意的瀟灑，古勁的莊嚴，的確令人起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尤其是在立體佈局的觀點上，這摩尼殿重疊雄偉，可以算是藝臻極品，而在中國建築物裡也是別開生面。”
摩尼殿內槽背壁的彩繪懸山，其中那座觀音塑像重塑於明嘉靖年間，這座觀音像的照片曾長期擺放在魯迅的書桌上
摩尼殿外部，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體形碩大、古勁滄桑的宋代鋪作，也正是明清之後所稱的斗拱。與後來日漸縮小，更多作為裝飾功能出現的斗拱不同，早期碩大的鋪作都有承重作用的結構考慮。根據其在樑架下位置的不同，又分為柱頭鋪作、補間鋪作、轉角鋪作。這些補間鋪作中，除原來構件，又在兩側45度方向各有一個斜拱。當年，梁思成對此尤為關注：“其最引人注意之點在補間鋪作之特別雄大——柱頭鋪作只有華拱與下昂伸出，而補間鋪作則有45度斜拱，如遼寧磚塔上所常見，清代所稱‘如意斗拱’的做法。”
梁思成當年判斷摩尼殿的始建年代最晚也在北宋，可在1977年重修摩尼殿、發現北宋皇祐四年（1052）的題記前，一些學者正是依據摩尼殿大量採用斜拱這種遼金時期的慣用做法，將它斷定為金代創建。
站在殿南面抱廈門口，王素輝為我解釋那些出現在《營造法式》與梁思成調查筆記中的術語。“你看這些柱子，明顯是下邊粗上面細，每個柱子都是這樣，這種做法叫‘收分’，收多少都有規定。柱頭位置，弄成圓角形式，叫‘卷殺’。這些柱子不是垂直的，都向殿正中心傾斜，這個叫‘側腳’。明清時候這種做法就不明顯，到清代幾乎沒有，柱子都是垂直的。整排柱子，從中間往兩側，越往兩側越高，有一個弧度，這種做法叫‘生起’。”
步入摩尼殿，舉頭仰望，更為其間層層環抱的鋪作與樑架所震撼，讓我不期然地想起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寫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宋代建築是木結構建築發展至成熟的階段，這種將屋頂樑架結構完全暴露，“徹上露明造”的做法，正是那個時代建築美學的典型特徵。
除了建築結構，殿內供奉的宋塑一佛二弟子像，還有殿內明代所繪以佛教故事為題材的現存約422平方米的壁畫，亦頗有可觀。而在內槽背壁的彩繪懸山上，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那尊重塑於明嘉靖年間的觀音像，隔著幾百年的時光，其眉目之間的微笑仍然生動真切。據說魯迅對這座塑像尤為喜愛，1923年他在日本山本照相館購得此像照片後，便一直陳放在自己的書桌上。
走出光線幽暗、神秘莊嚴的摩尼殿，穿越牌樓門，在戒壇的左右兩側便是隆興寺裡另外兩座宋代建築：轉輪藏殿與慈氏閣。這兩座相向而立的建築，風格極為相似，均為歇山頂、青瓦覆蓋、綠琉璃瓦剪邊、前出副階的二層樓閣式建築。
進入轉輪藏殿，梁思成當年在門口所見的阿彌陀佛木雕已被挪到天王殿供奉，而兩旁的羅漢像均已不存。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尚可轉動，但已被保護起來的轉輪藏。所謂轉輪藏，是佛寺中一切八角形藏經書架的統稱。據《正定隆興寺》一書介紹，殿中的木製轉輪藏，依據宋《營造法式》小木作中的轉輪經藏制度建造。為了容納轉輪藏，殿中的柱子分別向兩側移出，這是古代“移柱造”的做法。破例得到允許，我們在黃昏的薄暮中，登上狹窄的梯子，上到二樓，進一步去感受梁思成當年對那些樑架結構的生動描述：“上層樑架因前後做法之不同，有大斜柱之應用，而大斜柱與下平槫下襻間相交接點，交代得清清楚楚，毫不勉強，在樑架用法中是最上乘。此外各樑柱間交接處所用的角替、襻間、駝峰等等，條理不紊，穿插緊湊，抑揚頓挫，適得其當，唯有聽大樂隊之奏名曲，能得到同樣的銳感。”
轉輪藏殿內的木製轉輪藏與樑架結構
隆興寺以前的主體建築——大悲閣，因供奉北宋初年所鑄的銅鑄千手千眼觀音像而聞名，又名“佛香閣”
下樓時，我意外發現樑架上還殘留著鳥類的糞便，王素輝告訴我，寺院現在雖然沒有當年梁思成所見到的一群群蝙蝠，但依然有蝙蝠和各類飛鳥，這也是各地寺院保護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
慈氏閣中供奉的是據《隆興寺志》記載的宋代彌勒菩薩像，因其意譯為慈氏而得名。慈氏閣在結構上採用了“永定柱造”的做法，底層斗拱和平座斗拱分別由地平立柱承託，平座柱與底層柱相依並列。這裡的永定柱結構為國內現存最早的實物例證。
對於轉輪藏殿與慈氏閣，梁思成在當年的調查中，只將其中塑像與斗拱樑架的做法判定為宋代，並未做整體判斷。雖然對這兩座建築的始建年代，並無明確記載，但後來學者從轉輪藏殿樑架結構、斗拱用材、製作手法及50年代重修時發現的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題記分析，應屬北宋中期以前，慈氏閣則稍晚。
兩閣之後便是隆興寺以前的主體建築：大悲閣，因供奉北宋初年所鑄造的銅鑄金裝大悲菩薩而聞名，又名佛香閣。1933年，梁思成見到的佛香閣“已破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屋頂已完全坍塌，觀音像露天已數十年。但就現存的部分，還可以看見內部宋代原來的樑柱和斗拱，外部卻完全是清式。現住持純三和尚在須彌座上砌建轉龕，行將竣工”。我們現在看到的大悲閣還有兩側耳閣，均為1997至1999年重建的產物，崔偉麗稱，由於是復原性質的“仿宋建築”，專家對其評價並不很高。
大悲閣北面是增建於明代正德年間的彌陀殿，中軸線的末端則是1959年從正定八大寺之一的崇因寺遷建而來的主殿：毗廬殿。大悲閣東側方丈院的東廂房，是梁思成當年借宿的地方。2015年，方丈院被佈置成梁思成展覽館。崔偉麗還記得，幾年前，梁再冰來到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一進院子，情緒便控制不住了。
在轉輪藏殿二層樓梯上所看到的轉輪藏，正是依據宋《營造法式》小木作中的轉輪經藏制度建造
摩尼殿的新發現
1933年4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一週後，又於同年11月和林徽因、莫宗江再次到正定，做補充調查。1935年5月，營造學社文獻部主任劉敦楨與社員陳明達、趙法參第二次赴河北西部調查，又補測了隆興寺摩尼殿。
在營造社之後，對隆興寺進行正式勘測的，是1951年7～8月間新中國組織的首個文物實地調查研究團體——雁北文物勘查團。當時古建組的組長劉致平與副組長莫宗江，均為當年營造學社的社員。劉致平在《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築勘察紀要》中記錄了在正定勾留數小時期間，對隆興寺摩尼殿的觀察。“唯殿已年久失修，內部積土甚多，前二排內柱均向外傾，頗為危險，四周圍牆均下沉，屋面凸凹不平，椽望多朽，宜速加修理。”這份勘察報告中還記錄了慈氏閣與轉輪藏殿的現狀，為隨後對上述兩閣的維修與1977年對摩尼殿的修繕，提供了直接依據。
在劉致平關於摩尼殿的描述中，還有一段話頗值得注意：“觀其結構，除頂部為後代培修外，餘均為金代之佳構。”也就是說，劉致平認為摩尼殿為一座金代建築。儘管在這份簡短的報告中，他並未說明判斷緣由，但遼金時期建築普遍採用斜拱的做法，而正定在歷史上並未進入遼國版圖，似乎為他的說法提供了依據。
如此看來，劉致平對他的師長梁思成、劉敦楨的判斷並不認同。梁思成在寫於1933年的《正定調查紀略》中，明確提到“從形制上看來，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構”。劉敦楨在1935年所寫的《河北古建築調查筆記》中，也提到“（摩尼殿）結構雄偉，確為宋初物”。
林洙在所寫的《中國營造學社史略》中，則引用莫宗江晚年的回憶：“正定開元寺的鐘樓，梁先生判斷為五代作品，劉先生（劉敦楨）則認為它是宋代。儘管它已被後代修改得面目全非，但我肯定它是唐代重建的，它的斗拱、月梁和佛光寺不同，比較接近日本早期的建築，所以我認為它是唐代早期的作品。”
只是，劉致平的勘察報告在當時影響很大。河北文物局總工程師劉智敏參與了1977到1980年對摩尼殿的重修，她告訴我，隆興寺在1961年被公佈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摩尼殿的建築年代是按照金代公佈的。
劉致平的報告，似乎還影響了營造學社後來加入的成員羅哲文。在1992年出版的《祁英濤古建論文集》序言中，他寫道：“摩尼殿從開始勘察、立項到揭頂、落架、撥正、安裝、瓦瓦等許多工序，（祁）英濤同志都叫著我一同去，因為他知道我對這已具有早期特殊造型的古建築很感興趣。特別是這一建築的年代問題，前一輩大師梁思成、劉敦楨先生意見不同，是宋是金未下定論，他和我都希望在這次大修工程中有所發現。果然，不出所料，在拆卸斗拱時，在斗拱內部發現了北宋皇佑四年的題記。英濤同志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我並拍下了有北宋題記斗拱構建的照片送給了我。當時我真是欣喜若狂和說不盡的感激。”
儘管在這裡，羅哲文對梁思成、劉敦楨關於摩尼殿年代問題的觀點有所誤解，但他與負責摩尼殿修繕工程的祁英濤，顯然都對摩尼殿這座隆興寺中最為精美的建築的創建年代問題充滿了熱情。
祁英濤為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前身）的古建築專家，為摩尼殿大修工程的項目主持人。據他撰文中的回憶，1977年對摩尼殿進行落架大修，拆除構件時發現了修建和重修時帶有文字記錄的木構件8件，簷牆磚、望磚186件，筒瓦51件，鐵釘1件，共計246件。在有書寫年代的構件中，帶有“皇祐四年”墨書題記的共有4處，其中最重要的一處正是1977年在摩尼殿內槽西次間闌額上皮發現的21字墨書題記：“大宋皇祐四年二月廿六日立柱記常寺僧守義故題”。祁英濤分析：“從題記中更可瞭解到於這一年的二月末立柱，故全部建成按一般情況推斷，應在這一年底或者稍晚一二年。”
“皇祐四年”題記的發現，為解決建築史上關於“斜拱的應用”問題提供了直接依據。祁英濤在分析了現存遼、金幾座建築後，發現在遼代建築中，半數以上都在斗拱中使用斜拱；金代建築中，在原屬遼的統治區域內仍在繼續使用斜拱，形式上還有所發展；在北宋統治範圍內，除與遼接近的邊緣地區外，則很少使用斜拱。正定縣在北宋稱鎮州，是北方的軍事重鎮，也是較早與遼進行貿易的地方。因此，“正定地區在建築上使用斜拱，很大可能是受到遼地區技術的影響所致”。
傍晚的夕光打在那些宋代的樑柱上，彷彿瞬間穿越了千年時光
一部修復史
“我參加古建保護工作比較早，1977年，我17歲，第一份工作就是修摩尼殿。”談起正定與隆興寺，劉智敏頗為動情。“文革”之後，為維修摩尼殿，同時也為河北培養古建築人才，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在當地辦了一個培訓班，劉智敏是那屆培訓班的學員。
邊工作，邊培訓，1980年摩尼殿修繕完成，這批學員也從培訓班結業。40多年過去了，劉智敏還記得他們使用的教材是油印的，杜仙洲講《中國古建築概論》，餘鳴謙講《中國古建築構造》，祁英濤講《宋營造法式》《清式營造則例》《怎樣鑑定古建築》，李竹君講《古建築測量製圖》，梁超、孔祥珍是輔導員，晚上指導他們畫圖。“我們的畫圖習慣都是梁老師培養出來的。那時候的圖紙是兩次成圖，先用鉛筆畫底圖，然後再用鴨嘴筆描成墨線圖，墨線圖才能曬藍圖。各種線條的粗細全靠鴨嘴筆上面的小螺絲來調節。墨水是用蘸水筆點到鴨嘴筆裡，我手腕上現在還留有被蘸水筆扎的墨水印記，已經滲到皮膚裡了。”談起當年的上課細節，劉智敏記憶猶新。
1977年8月對摩尼殿的維修，屬於落架大修。劉智敏解釋，“落架重修”，要將殿的頂部全拆下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築修繕較多采用的一種形式，優點是能比較徹底地解除古代建築的結構安全隱患，維修後建築物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安全的狀態。但這種形式對原建築干預較大，難免造成歷史信息的損失，因此近些年來，不是十分鼓勵。
對於劉智敏那批年輕學員來說，落架重修倒是一次絕佳的學習機會。“因為落架，所有構件節點、榫卯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包括當時看上去十分複雜的斗拱。通過對摩尼殿柱高、樑架、出簷等進行實測，通過對一件一件構件繪製實測圖、大樣圖，我們從認識構件名稱開始，認識了斗拱，認識了整個建築。”就這樣，從當初那個上房之後腿發顫的小女孩，到把摩尼殿所有建築構件的數字都記在腦子裡，劉智敏在隆興寺奠定了一生工作的基礎。
維修過程中，祁英濤那種善於從民間工匠那裡學習經驗的作風，讓劉智敏印象深刻。“祁先生和他們交朋友，讓他們把真正的民間做法教給我們。有個做油工的老師傅，在做內柱地仗時調製油灰，要用豬血熬，關鍵配比不告訴我們。他們那會兒還有‘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傳統觀念。”後來，祁英濤和他們熟了之後，終於弄清豬血與石灰的重量比為是25∶1，並寫入論文，供人參考。
祁英濤的作風，與梁思成等當年營造學社的成員一脈相承。莫宗江晚年在回憶梁思成的工作時便講道：“《清式營造則例》就是他一邊學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邊向老工匠學，學的過程就把圖畫出來的，只二十幾天就畫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業，一大摞太吃驚了。”
在摩尼殿的維修中，壁畫的揭取和維修，也是重要環節。之前，祁英濤曾經主持過山西永樂宮建築群搬遷保護工程，已在這方面積累了深厚的經驗。“祁先生全程現場主導摩尼殿壁畫的揭取、修復加固和回掛。他帶領我們首先對現存壁畫層進行研究、分析，再做若干可能性試驗，分析看哪個效果與實物相符。”劉智敏回憶道。
摩尼殿的修復，雖然總體原則採用了“保存現狀”的做法，但在個別部件或構件上，也做了局部的“恢復原狀”。祁英濤在《關於古建築修繕中的幾個問題》中，便提到“它的山花部位在清代修繕時被改為山花板，施工時恢復了宋代懸魚博風的式樣。此項復原，不僅節約了補配山花板的木料，還增強了整體建築的宋代風格面貌”。
事實上，早在1954年，對隆興寺轉輪藏殿和慈氏閣的修復中，便對部分結構採取了“恢復原狀”的處理方法，去掉了清初在二層增加的一圈腰簷，恢復了宋代的平座欄杆、瓦件、門窗等，但由於找不到具有充分科學根據的資料，同時也考慮到經濟問題，取消了瓦件、門窗的復原。
用劉智敏的話說，隆興寺的歷次修復工程，都有那個時代的特色。那些保留在隆興寺歷代碑刻和修復報告中的修復記錄，本身就是一部中國古建的修復史。
（參考書目：《祁英濤古建論文集》、河北省正定縣文物保管所編著《正定隆興寺》等書。感謝黃信、房書輝對採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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