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标题《隆兴寺：宋代木构大观》，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梁思成描述说：“这样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记者/艾江涛
摄影/李英武
位于正定县城东的隆兴寺，至今仍存山门（天王殿）、摩尼殿、转轮藏殿、慈氏阁四座宋代木建
古劲的庄严
从北京坐火车前往河北正定县，我们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便走过了梁思成在86年前花费整整10个小时所走的路程。
1933年4月16日，时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带着年轻的绘图生莫宗江，还有一个仆人，奔赴正定开始他的第二次古建筑调查。一年前，在完成旨在介绍清代“官式”建筑营造规则的《清式营造则例》后，梁思成意识到，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入研究，必须由文献研究转向实物调查。学社首赴河北蓟县的调查，伴随独乐寺的发现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发表，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正定，作为河北中部千余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城，宋辽时期的古建筑很多，历来有“九楼四塔八大寺”的说法。奔赴正定前，梁思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带资料中，还有一份由故宫摹清乾隆年间重修正定隆兴寺图。那时，萦绕在营造学社社员心头的问题是，如何抢在日军对华北日益严重的侵略威胁前，完成对这些古建筑的调查测绘。前往正定的车上，上上下下多是军人，隆兴寺内驻扎的正是陆军某部机关枪连的士兵。到正定不久，梁思成便得到滦东形势吃紧的消息，不得不把原定两周的调查计划缩短为一周。
与梁思成当年一样，我们此行的首要目标是位于城东的隆兴寺。隆兴寺创建于隋开皇年间，在北宋开宝年间有过大规模扩建，因寺中有宋代铸造的大铜观音像，而被当地人称为“大佛寺”。在前往隆兴寺的路上，我们已无法看到梁思成当年印象深刻的街市大门内的神龛、走廊中的柱础、跨越街道的凉棚架，今天的正定，更像一个规整的旅游城市，在每条街道路口，密密扎扎的指示牌上，写的正是梁思成当年调查过的名胜古建。
隆兴寺的建筑沿着中轴线两侧依次排列，穿过牌楼，便是寺中现存古构中最大最完整的摩尼殿
很快，在一场不期而至的薄雪中，隔着高大的寺院外墙，那些古意斑斓的屋脊出现在我们面前。1953年便成立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以下简称“文保所”），办公室就位于隆兴寺的东侧。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的副所长崔伟丽告诉我，1949年前，隆兴寺已经败落，寺中和尚都走了。寺院原来分为中、东、西三路，建筑主要集中在现在仍保留完整的中路；东路原来的僧舍，如今已成为文保所的办公室；西路原本是明清以来皇帝的行宫，咸丰年间在此基础上改建的天主教堂，曾出现在梁思成的《正定调查纪略》中，如今还遗留教堂、修女楼、神父楼等几所建筑。
我们几乎是沿着《正定调查纪略》中的描述，沿着寺院的中轴线，从南往北，一步步去观看80多年后的隆兴寺。
穿越石桥，眼前的天王殿，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单檐歇山顶建筑，已不是梁思成当年所见“已极破烂，西北角屋顶已通天”的破败山门。正定文保所项目科科长王素辉告诉我，山门在2015年还进行过一次维修。作为隆兴寺四座宋代建筑之一，山门在明清时期都有过维修。除了清代添加的券窗、券门，山门檐下能够看到一排大小差异明显的斗拱，正是梁思成所说：“纤弱的清式平身科夹在雄大的宋式柱头铺作之间，滑稽得令人发噱。”
走进殿中，王素辉一一讲解梁架中的宋式结构：“宋代的梁架与清代不同，正中短的叫蜀柱，两个梁之间用斜的木头连接，叫叉手，再往下叫托脚。这种人字形的叉手，是宋代建筑的特点。”尽管山门加入了清代维修中的败笔，但主体梁架和原存斗拱仍被认为具有明显宋初建筑特点，且是隆兴寺四座宋代建筑中制作手法最古老的一座。
穿过山门，便是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仅存台基的大觉六师殿。梁思成当年所见到的上面的土丘，已被清理一空，但通过台基佛像的底座，还有残留砖墙的厚度，人们仍能揣想这座总面积达1855平方米的原寺最大建筑的盛况。
道路前方，一座造型奇特、古色古香的建筑出现在眼前，这是梁思成当年赞叹不已的摩尼殿。摩尼殿的殿身为重檐歇山顶。所谓歇山顶，是中国古建屋顶的一种常见形式，其最明显的特点是有九条屋脊：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四条戗脊。一层叫单檐，二层则叫重檐。摩尼殿格局的特出，在于立面重檐歇山顶的殿身与四面的歇山抱厦融为一体，而抱厦则以歇山顶的侧面，也即山面，向着四面。从高空俯视，其平面图为十字造型，当地人称之为“五花大殿”。作为宋代木构中唯一遗存的此类结构，其精妙之处正如梁思成所描述：“这样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摩尼殿内槽背壁的彩绘悬山，其中那座观音塑像重塑于明嘉靖年间，这座观音像的照片曾长期摆放在鲁迅的书桌上
摩尼殿外部，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体形硕大、古劲沧桑的宋代铺作，也正是明清之后所称的斗拱。与后来日渐缩小，更多作为装饰功能出现的斗拱不同，早期硕大的铺作都有承重作用的结构考虑。根据其在梁架下位置的不同，又分为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这些补间铺作中，除原来构件，又在两侧45度方向各有一个斜拱。当年，梁思成对此尤为关注：“其最引人注意之点在补间铺作之特别雄大——柱头铺作只有华拱与下昂伸出，而补间铺作则有45度斜拱，如辽宁砖塔上所常见，清代所称‘如意斗拱’的做法。”
梁思成当年判断摩尼殿的始建年代最晚也在北宋，可在1977年重修摩尼殿、发现北宋皇祐四年（1052）的题记前，一些学者正是依据摩尼殿大量采用斜拱这种辽金时期的惯用做法，将它断定为金代创建。
站在殿南面抱厦门口，王素辉为我解释那些出现在《营造法式》与梁思成调查笔记中的术语。“你看这些柱子，明显是下边粗上面细，每个柱子都是这样，这种做法叫‘收分’，收多少都有规定。柱头位置，弄成圆角形式，叫‘卷杀’。这些柱子不是垂直的，都向殿正中心倾斜，这个叫‘侧脚’。明清时候这种做法就不明显，到清代几乎没有，柱子都是垂直的。整排柱子，从中间往两侧，越往两侧越高，有一个弧度，这种做法叫‘生起’。”
步入摩尼殿，举头仰望，更为其间层层环抱的铺作与梁架所震撼，让我不期然地想起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写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宋代建筑是木结构建筑发展至成熟的阶段，这种将屋顶梁架结构完全暴露，“彻上露明造”的做法，正是那个时代建筑美学的典型特征。
除了建筑结构，殿内供奉的宋塑一佛二弟子像，还有殿内明代所绘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现存约422平方米的壁画，亦颇有可观。而在内槽背壁的彩绘悬山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尊重塑于明嘉靖年间的观音像，隔着几百年的时光，其眉目之间的微笑仍然生动真切。据说鲁迅对这座塑像尤为喜爱，1923年他在日本山本照相馆购得此像照片后，便一直陈放在自己的书桌上。
走出光线幽暗、神秘庄严的摩尼殿，穿越牌楼门，在戒坛的左右两侧便是隆兴寺里另外两座宋代建筑：转轮藏殿与慈氏阁。这两座相向而立的建筑，风格极为相似，均为歇山顶、青瓦覆盖、绿琉璃瓦剪边、前出副阶的二层楼阁式建筑。
进入转轮藏殿，梁思成当年在门口所见的阿弥陀佛木雕已被挪到天王殿供奉，而两旁的罗汉像均已不存。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尚可转动，但已被保护起来的转轮藏。所谓转轮藏，是佛寺中一切八角形藏经书架的统称。据《正定隆兴寺》一书介绍，殿中的木制转轮藏，依据宋《营造法式》小木作中的转轮经藏制度建造。为了容纳转轮藏，殿中的柱子分别向两侧移出，这是古代“移柱造”的做法。破例得到允许，我们在黄昏的薄暮中，登上狭窄的梯子，上到二楼，进一步去感受梁思成当年对那些梁架结构的生动描述：“上层梁架因前后做法之不同，有大斜柱之应用，而大斜柱与下平槫下襻间相交接点，交代得清清楚楚，毫不勉强，在梁架用法中是最上乘。此外各梁柱间交接处所用的角替、襻间、驼峰等等，条理不紊，穿插紧凑，抑扬顿挫，适得其当，唯有听大乐队之奏名曲，能得到同样的锐感。”
转轮藏殿内的木制转轮藏与梁架结构
隆兴寺以前的主体建筑——大悲阁，因供奉北宋初年所铸的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而闻名，又名“佛香阁”
下楼时，我意外发现梁架上还残留着鸟类的粪便，王素辉告诉我，寺院现在虽然没有当年梁思成所见到的一群群蝙蝠，但依然有蝙蝠和各类飞鸟，这也是各地寺院保护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慈氏阁中供奉的是据《隆兴寺志》记载的宋代弥勒菩萨像，因其意译为慈氏而得名。慈氏阁在结构上采用了“永定柱造”的做法，底层斗拱和平座斗拱分别由地平立柱承托，平座柱与底层柱相依并列。这里的永定柱结构为国内现存最早的实物例证。
对于转轮藏殿与慈氏阁，梁思成在当年的调查中，只将其中塑像与斗拱梁架的做法判定为宋代，并未做整体判断。虽然对这两座建筑的始建年代，并无明确记载，但后来学者从转轮藏殿梁架结构、斗拱用材、制作手法及50年代重修时发现的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题记分析，应属北宋中期以前，慈氏阁则稍晚。
两阁之后便是隆兴寺以前的主体建筑：大悲阁，因供奉北宋初年所铸造的铜铸金装大悲菩萨而闻名，又名佛香阁。1933年，梁思成见到的佛香阁“已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屋顶已完全坍塌，观音像露天已数十年。但就现存的部分，还可以看见内部宋代原来的梁柱和斗拱，外部却完全是清式。现住持纯三和尚在须弥座上砌建转龛，行将竣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悲阁还有两侧耳阁，均为1997至1999年重建的产物，崔伟丽称，由于是复原性质的“仿宋建筑”，专家对其评价并不很高。
大悲阁北面是增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弥陀殿，中轴线的末端则是1959年从正定八大寺之一的崇因寺迁建而来的主殿：毗庐殿。大悲阁东侧方丈院的东厢房，是梁思成当年借宿的地方。2015年，方丈院被布置成梁思成展览馆。崔伟丽还记得，几年前，梁再冰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一进院子，情绪便控制不住了。
在转轮藏殿二层楼梯上所看到的转轮藏，正是依据宋《营造法式》小木作中的转轮经藏制度建造
摩尼殿的新发现
1933年4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一周后，又于同年11月和林徽因、莫宗江再次到正定，做补充调查。1935年5月，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与社员陈明达、赵法参第二次赴河北西部调查，又补测了隆兴寺摩尼殿。
在营造社之后，对隆兴寺进行正式勘测的，是1951年7～8月间新中国组织的首个文物实地调查研究团体——雁北文物勘查团。当时古建组的组长刘致平与副组长莫宗江，均为当年营造学社的社员。刘致平在《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中记录了在正定勾留数小时期间，对隆兴寺摩尼殿的观察。“唯殿已年久失修，内部积土甚多，前二排内柱均向外倾，颇为危险，四周围墙均下沉，屋面凸凹不平，椽望多朽，宜速加修理。”这份勘察报告中还记录了慈氏阁与转轮藏殿的现状，为随后对上述两阁的维修与1977年对摩尼殿的修缮，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刘致平关于摩尼殿的描述中，还有一段话颇值得注意：“观其结构，除顶部为后代培修外，余均为金代之佳构。”也就是说，刘致平认为摩尼殿为一座金代建筑。尽管在这份简短的报告中，他并未说明判断缘由，但辽金时期建筑普遍采用斜拱的做法，而正定在历史上并未进入辽国版图，似乎为他的说法提供了依据。
如此看来，刘致平对他的师长梁思成、刘敦桢的判断并不认同。梁思成在写于1933年的《正定调查纪略》中，明确提到“从形制上看来，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刘敦桢在1935年所写的《河北古建筑调查笔记》中，也提到“（摩尼殿）结构雄伟，确为宋初物”。
林洙在所写的《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则引用莫宗江晚年的回忆：“正定开元寺的钟楼，梁先生判断为五代作品，刘先生（刘敦桢）则认为它是宋代。尽管它已被后代修改得面目全非，但我肯定它是唐代重建的，它的斗拱、月梁和佛光寺不同，比较接近日本早期的建筑，所以我认为它是唐代早期的作品。”
只是，刘致平的勘察报告在当时影响很大。河北文物局总工程师刘智敏参与了1977到1980年对摩尼殿的重修，她告诉我，隆兴寺在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摩尼殿的建筑年代是按照金代公布的。
刘致平的报告，似乎还影响了营造学社后来加入的成员罗哲文。在1992年出版的《祁英涛古建论文集》序言中，他写道：“摩尼殿从开始勘察、立项到揭顶、落架、拨正、安装、瓦瓦等许多工序，（祁）英涛同志都叫着我一同去，因为他知道我对这已具有早期特殊造型的古建筑很感兴趣。特别是这一建筑的年代问题，前一辈大师梁思成、刘敦桢先生意见不同，是宋是金未下定论，他和我都希望在这次大修工程中有所发现。果然，不出所料，在拆卸斗拱时，在斗拱内部发现了北宋皇佑四年的题记。英涛同志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并拍下了有北宋题记斗拱构建的照片送给了我。当时我真是欣喜若狂和说不尽的感激。”
尽管在这里，罗哲文对梁思成、刘敦桢关于摩尼殿年代问题的观点有所误解，但他与负责摩尼殿修缮工程的祁英涛，显然都对摩尼殿这座隆兴寺中最为精美的建筑的创建年代问题充满了热情。
祁英涛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的古建筑专家，为摩尼殿大修工程的项目主持人。据他撰文中的回忆，1977年对摩尼殿进行落架大修，拆除构件时发现了修建和重修时带有文字记录的木构件8件，檐墙砖、望砖186件，筒瓦51件，铁钉1件，共计246件。在有书写年代的构件中，带有“皇祐四年”墨书题记的共有4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正是1977年在摩尼殿内槽西次间阑额上皮发现的21字墨书题记：“大宋皇祐四年二月廿六日立柱记常寺僧守义故题”。祁英涛分析：“从题记中更可了解到于这一年的二月末立柱，故全部建成按一般情况推断，应在这一年底或者稍晚一二年。”
“皇祐四年”题记的发现，为解决建筑史上关于“斜拱的应用”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祁英涛在分析了现存辽、金几座建筑后，发现在辽代建筑中，半数以上都在斗拱中使用斜拱；金代建筑中，在原属辽的统治区域内仍在继续使用斜拱，形式上还有所发展；在北宋统治范围内，除与辽接近的边缘地区外，则很少使用斜拱。正定县在北宋称镇州，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较早与辽进行贸易的地方。因此，“正定地区在建筑上使用斜拱，很大可能是受到辽地区技术的影响所致”。
傍晚的夕光打在那些宋代的梁柱上，仿佛瞬间穿越了千年时光
一部修复史
“我参加古建保护工作比较早，1977年，我17岁，第一份工作就是修摩尼殿。”谈起正定与隆兴寺，刘智敏颇为动情。“文革”之后，为维修摩尼殿，同时也为河北培养古建筑人才，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当地办了一个培训班，刘智敏是那届培训班的学员。
边工作，边培训，1980年摩尼殿修缮完成，这批学员也从培训班结业。40多年过去了，刘智敏还记得他们使用的教材是油印的，杜仙洲讲《中国古建筑概论》，余鸣谦讲《中国古建筑构造》，祁英涛讲《宋营造法式》《清式营造则例》《怎样鉴定古建筑》，李竹君讲《古建筑测量制图》，梁超、孔祥珍是辅导员，晚上指导他们画图。“我们的画图习惯都是梁老师培养出来的。那时候的图纸是两次成图，先用铅笔画底图，然后再用鸭嘴笔描成墨线图，墨线图才能晒蓝图。各种线条的粗细全靠鸭嘴笔上面的小螺丝来调节。墨水是用蘸水笔点到鸭嘴笔里，我手腕上现在还留有被蘸水笔扎的墨水印记，已经渗到皮肤里了。”谈起当年的上课细节，刘智敏记忆犹新。
1977年8月对摩尼殿的维修，属于落架大修。刘智敏解释，“落架重修”，要将殿的顶部全拆下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筑修缮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优点是能比较彻底地解除古代建筑的结构安全隐患，维修后建筑物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安全的状态。但这种形式对原建筑干预较大，难免造成历史信息的损失，因此近些年来，不是十分鼓励。
对于刘智敏那批年轻学员来说，落架重修倒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因为落架，所有构件节点、榫卯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包括当时看上去十分复杂的斗拱。通过对摩尼殿柱高、梁架、出檐等进行实测，通过对一件一件构件绘制实测图、大样图，我们从认识构件名称开始，认识了斗拱，认识了整个建筑。”就这样，从当初那个上房之后腿发颤的小女孩，到把摩尼殿所有建筑构件的数字都记在脑子里，刘智敏在隆兴寺奠定了一生工作的基础。
维修过程中，祁英涛那种善于从民间工匠那里学习经验的作风，让刘智敏印象深刻。“祁先生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把真正的民间做法教给我们。有个做油工的老师傅，在做内柱地仗时调制油灰，要用猪血熬，关键配比不告诉我们。他们那会儿还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传统观念。”后来，祁英涛和他们熟了之后，终于弄清猪血与石灰的重量比为是25∶1，并写入论文，供人参考。
祁英涛的作风，与梁思成等当年营造学社的成员一脉相承。莫宗江晚年在回忆梁思成的工作时便讲道：“《清式营造则例》就是他一边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边向老工匠学，学的过程就把图画出来的，只二十几天就画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业，一大摞太吃惊了。”
在摩尼殿的维修中，壁画的揭取和维修，也是重要环节。之前，祁英涛曾经主持过山西永乐宫建筑群搬迁保护工程，已在这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祁先生全程现场主导摩尼殿壁画的揭取、修复加固和回挂。他带领我们首先对现存壁画层进行研究、分析，再做若干可能性试验，分析看哪个效果与实物相符。”刘智敏回忆道。
摩尼殿的修复，虽然总体原则采用了“保存现状”的做法，但在个别部件或构件上，也做了局部的“恢复原状”。祁英涛在《关于古建筑修缮中的几个问题》中，便提到“它的山花部位在清代修缮时被改为山花板，施工时恢复了宋代悬鱼博风的式样。此项复原，不仅节约了补配山花板的木料，还增强了整体建筑的宋代风格面貌”。
事实上，早在1954年，对隆兴寺转轮藏殿和慈氏阁的修复中，便对部分结构采取了“恢复原状”的处理方法，去掉了清初在二层增加的一圈腰檐，恢复了宋代的平座栏杆、瓦件、门窗等，但由于找不到具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资料，同时也考虑到经济问题，取消了瓦件、门窗的复原。
用刘智敏的话说，隆兴寺的历次修复工程，都有那个时代的特色。那些保留在隆兴寺历代碑刻和修复报告中的修复记录，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古建的修复史。
（参考书目：《祁英涛古建论文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编著《正定隆兴寺》等书。感谢黄信、房书辉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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