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带来最大威胁和挑战的除天灾人祸、疾病和战争之外，便是谈虎色变的瘟疫了。瘟疫对人类的杀伤力之大是非常恐怖的。
虽说现代科学技术让很多瘟疫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清除，但是依然会有一些新的“瘟疫”出现，令人们措手不及。2003年的非典事件被有效控住后，人们没有想到，今年开年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比起非典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因为人们能很好的控制这些“瘟疫”，不会把这些传染病再称之为“瘟疫”。
这次疫情期间，特意选择性的看了中文版的《瘟疫与人》，原作者是大家极为熟悉的史学大师威廉·麦克尼尔，这是一部经典之作，也可以说是有关瘟疫与人类关系研究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传染病历史事件的洞察还是对医学资料的使用方面都是开创性的，而且作者用全球史的视野，谈论传染病与人的紧密关系。
全书三百页不到，记载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关历史，考察瘟疫与人类千年来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交锋，从一个不为人们所关注的角度阐释历史。引用了很多科学细节及极富洞见的阐释，这对我们重新理解瘟疫的历史非常有帮助。同时作者还对今天的人们提出警告，瘟疫仍旧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展而存在，人类一定要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书中说人类大部分疾病的历史，往往与文明的历史密不可分，那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来梳理下书中关于一些瘟疫事件所阐述的观点吧。
一、高密度的定居生活是病毒的温床
在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与细菌不像后来那么的密切，是因为原始人狩猎的生活，他们需要不停地迁徙，没能给细菌的滋生提供合宜的温床。
但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慢慢走向定居生活、封闭的空间、堆积的粪便、储存的食物、群体活动等，都给病菌在宿主之间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高密度的定居生活，才是病毒猖獗的温床。
联想到这次新冠疫情，爆发点在武汉这种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蔓延到全国的时候也都是以居住在城市的人群为主，相对来说，农村感染的病例就很少。
二、病毒的“梯度寄生”传播现象
书中作者提出一种“梯度寄生”的现象，居住在暖湿区域的人若前往干冷地区，有可能遭遇不熟悉的寄生病毒，而潜伏于暖湿区域的病原体，则往往威胁着来自寒冷或干燥沙漠地区的入侵者。也就是说，温暖地区，人们需要更多处理与微寄生物系统的关系，而在寒冷地区，人们的生存更依赖于与大型动植物的关系，与微生物的关系变得次要了。
不同地区之间的微生物关系也有这种微妙互动的色彩，一个封闭的地区长久以来所面对的微生物已经习惯了共存之后，面对新的物种入侵，往往会措手不及，并非他们的体质比另一个区域人的体质差，而是他们从未适应那个区域的人已经适应的微生物世界。美洲人当年面对天花、斑疹伤寒和流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
当年的非典肺炎也好、今年的新冠肺炎也好，专家们都说是因为人们食用野生动物引起的，非典我因为果子狸，新冠是因为蝙蝠。本来病毒作为一种寄生者与野生动物那样的宿主能保持平衡而共存，但却因为人类的无知去扑杀食用，而酿成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本身也是人们破坏生态的一种自食其果。
三、传统农业生产引起的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是一种令身体渐渐虚弱致死的病症，今天还折磨着全球上亿人口，传统的灌溉农业生产是很适合这种病原虫传播，5000年前这种病原虫就在灌溉农业特定环境下的寄生，至今仍然困扰着稻田农夫。
血吸虫在水里由人和软体动物轮流担任宿主和实现宿主转移，它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游动形式，各自寻找宿主，一旦侵入宿主即可进行活跃的运动，它的行为模式显然经过了长期的进化，血吸虫病是一种慢性病，在前期就很严重，但后期慢慢缓和并且持续，这种寄生方式也是病毒的一种智慧生存模式。
一种病毒其实也是有智慧的，它想长期生存下来，就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温和的寄生者能与宿主保持微妙的平衡关系长久共存，破坏力强烈的寄生者在给宿主带来毁灭性灾难后自身也难以继续生存。所以现在有专家说，新冠病毒估计很难消灭，会与人类长期共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四、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
书中说到蒙古帝国南征大理国，当时大理国的鼠疫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对欧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
在1346年严重的鼠疫肆虐欧洲之前，欧洲历史上也曾爆发过严重的鼠疫，罗马帝国165—180年和251—266年的两次大瘟疫，成为罗马世界人口减少的转折点以及“罗马3世纪危机”的助推器；另外还有拜占庭帝国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直接让查士丁尼大帝统一地中海世界的努力功亏一篑。中世纪基督教文献最后一次提到鼠疫是767年。
也就是说从8世纪到14世纪的近六百年间，欧洲并未遭受鼠疫的有力侵袭，再结合中东的阿拉伯作家也有一百多年时间未曾提到鼠疫，可以推断出，地中海世界鼠疫的传染链（跳蚤、老鼠、人）断掉了，鼠疫杆菌无法得到稳定的生态龛。
鼠疫杆菌有两大疫源地，一个是喜马拉雅山麓，一个是中非的大湖地区，它们以老鼠等啮齿动物为宿主，中国的云南和中南半岛的缅甸等地都有分布，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很难跨过萨尔温江向北传播，而且当地的居民已经发展出一套“古老习俗”有效阻止鼠疫杆菌。而一旦当那些对这类传染病一无所知并且不熟悉“古老习俗”的外人闯入该地，比如直到20世纪仍然还有不少人在云南诱捕土拨鼠，从而把鼠疫杆菌带出当地。
为什么查士丁尼时代的鼠疫爆发局限于地中海南部和东部世界，而1346年的鼠疫却能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包括寒冷的北欧地区？1291年以后热那亚舰队打败摩洛哥军队进而打通了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运之后，南欧和北欧之间的航路也被打通了，当时的造船技术改进让通航普遍化，即便在不适合航海的冬天，北欧和南欧照样能做生意。这样，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也能走出地中海，横行全欧洲了。还有一条，北欧地区的人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达到饱和水平，林地被开垦，出现了大量密集居住的地方，也是造成传播速度加快的原因。
像现在的新冠病毒虽然是在武汉爆发，但如今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对病毒传播的管控更加困难。现在想想，如果不是马上出台封城封村封路的措施，不知道要多付出多少的代价。
五、病毒的进化与疫苗的研发
书中说到军事医疗管理的决定性突破出现于20世纪初期。在此之前，即使是在组织最好的军队中，与敌人的进攻相比，疾病也都是最具杀伤力。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中，死于痢疾的英国士兵是死于俄国炮火人数的10倍；半个世纪后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官方统计的英军因病死亡人数是阵亡人数的5倍。然而，仅两年后，日本人就向世人表明，系统的注射和严密的卫生检测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功：在日俄战争（1904—1906年）中，他们死于疾病的人数还不及战死者的1/4。
这种了不起的突破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在下一个十年里，世界上所有一流军队都把日本的做法奉为圭臬——为新兵注射疫苗，以防范一些普通传染病——伤寒、天花和破伤风等。即使一战和二战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但医学在当时仍然发挥了很大的舞台。
发生在1918—1919年的全球范围的大流感完全可以说明我们的对手不容小觑。流行性感冒原本就长期存在，其特点是传播迅速、免疫期效短、病毒不稳定。这次流感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短短数周已经足够令整个医疗系统陷入瘫痪。当时的研究人员认为流感有三种不同的病毒，可以有针对性地研制出流感疫苗，然而并非如此。流感病毒极不稳定，其遗传变异相当复杂。在全球范围几年间隔就流行一次的鸡流感和猪流感，每次都能绕过上次注射的疫苗抗体，人们又不得不研发更加强大的新疫苗。
而这次仍然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病毒，虽然疫苗研发已经被提上日程，但何时能进入临床试验，而且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基因突变的程度、变异的速度，都还是未知数。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对付病毒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还是疫苗。
在这个疫情影响严重的时段，当我读完这本书，感觉和作者隔着时空都能找到思想的共鸣。人们过度消费、无止境扩张，地球遭到前所未有的开发或破坏，人类就成为地球的疾病之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因为酸雨、臭氧层空洞、减少的热带雨林、紧张的淡水资源、海洋里成吨的塑料垃圾等等现象而生病。
人类在历史中一路走来，与各种细菌、病毒共存，人类的免疫系统、医疗水平不断与这些疾病作斗争，这是一场停不下来的比赛，谁跑在前面谁就获得暂时的胜利。期望智慧的人类一定会保护好生存的环境，最终也能战胜那些顽抗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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