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寫作:“個性”“胸懷”咋表達


散文寫作:“個性”“胸懷”咋表達


  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中說:“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徵,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裡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此論頗有見地。例如,朱自清的溫和細膩,冰心的深情委婉,魯迅的沉著冷峻,均是各家散文無可替代的個性標記。甚至可以說,縱覽現代散文史所載錄的名篇佳作,無一不是作家鮮明個性的反映。

  “散文表現個性”這一命題,很容易讓人產生“文如其人”的聯想。如果“個性”意味著個人化、私人性,那麼“個性”之於“為人”和“為文”的效用值得細究。從一般的認知來看,在為人方面,弱化個人化和私人性的立場,有助於個人成功融入群體,所謂“心底無私天地寬”;在為文方面,強化個人化和私人性的色彩,卻有助於形成個體風格,可謂“文字有私風格顯”。但從文學創作的格局來看,作家若自拘於一方天地,固執於一己感受,沉溺於一種趣味,只能使文學變成與人無關的自娛自樂甚至是無病呻吟,而無法走向更為開闊遠大的境界。或許正是有鑑於此,郁達夫不無警惕地補充道:現代散文在張揚個性的同時,應以“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為特徵。

  以我之見,郁達夫其實從理論上揭示了散文寫作的辯證法:散文寫作既然源於表現個性的需求,勢必要烙上作者的精神印記,甚至可以成為個人的精神自傳;若要與時代和社會發生關聯,作者就不能滿足於獨抒懷抱,而應注目於大千世界。作者所寫,唯其體驗至深,故能打動人心;唯其胸懷寬廣,故能與更多人共享。當代散文大家林斤瀾說過,散文的奧秘正在於“散”和“文”。我想,如果“文”是指作者的個性和文采,那麼“散”則是指作者的視野和胸懷。作者的個性初步標識其散文的特色,其散文的格局則取決於作者的胸懷。閱讀羅錚的散文,更使我堅信這一點。

  羅錚是近年來較為活躍的散文作者,已經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美文》等多家報刊上發表不少篇章。從題材上看,這些散文大致可以分為幾類:記述鄉村人事,如《鍾三秀一家》《洗麻袋的兄弟》等;懷想歷史人物,如《吳三桂》《屈身安人“不倒翁”》等;遊覽風景名勝,如《鬱孤臺上思稼軒》《鵝湖行吟》等;描摹個人心跡,如《稜鏡》《遺失與重現》等。透過這些文字,可以看到一位敏於感悟、勤於寫作、樂於省思的年輕作家形象。因為慣於靜觀、諦聽,他總能用素樸的文字,在喧鬧的當下闢出一方思想的空間。最能體現羅錚創作個性的,是他晚近發表的長文《遺失與重現》。凝視午後的一杯清茶,瞥見清晨的一株綠草,均有可能觸發作者的文思:或為偶然的邂逅而感慨,或為生命的張力而讚歎。自然而然的,在靜思默想中,一道熟悉的聲響,竟引出了一段城市生活的變遷史;一片安寧的沙洲,卻激發了一支鄱陽水域的讚頌曲……羅錚文思的觸媒往往是極為微小的事物,卻每每引領他進入極為廣闊的世界。

  羅錚堅信,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文學仍然能夠且應繼續給人以信念。如果世界無情地強加人以變化與遺失,那麼寫作的使命則是有情地重現與昇華。他如此寫道:“儘管我無力關心更多,但在一次次偶然中,遺失重現的過程,我找到了一個個觀察世界的方位。它們率先帶來深切的快感,或痛感,再順勢把我的思維帶離日常軌道,去溫暖未曾被思想溫度覆蓋的遠方。”這段話集中顯示了羅錚散文創作的個性:向世界敞開自我,追隨記憶中最真切的感受,不刻意,不做作,在持續而自覺的省思中,不斷提升自我。由此,我們不難進一步領會文學的奧秘與力量:世界的運轉使人不斷體驗著遺失,但文學使人不斷獲得新的觀察世界的方位,進而企望遠方的詩意。

  樸素真切的情感,使羅錚散文逐步形成鮮明的個性;上下求索的目光,則使其創作從一開始就顯露開闊的胸懷。羅錚出生和成長在城市,但血脈源自鄉村。在絕大多數年輕作者那裡,這種橫跨城鄉的成長背景,往往只是外化為“在城望鄉”的敘事視角。城市近在眼前,五色斑斕,多姿多彩,生動而活潑,隨時等待著作家打量和書寫;鄉村日漸遠去,記憶雖在,然而面容逐漸模糊,最終成為褪色的相片和斑駁的故事。但在羅錚筆下,鄉村題材的文字,卻佔了將近一半的比重,這不能不使我感到訝異。羅錚從不描寫詩情畫意的鄉村風光,而是傾心於對鄉村人物命運的講述:其中有年近半百卻毅然辭職創業的老嚴(《原點》);有一輩子辛勞持家、造福兒女的鐘三秀(《鍾三秀一家》);有半路出家卻技藝爐火純青、家境煥然一新的老羅(《老羅的“磚藝”》);有陶醉於吟唱紅歌和軍歌的羅文堂(《文堂歌事》);有插隊山村卻因愛情而紮根鄉土的上海姑娘(《火花》);有堅持原則、善良本分的普通勞動者,如“我”爺爺(《苦難醇香》);就連默默流淌的小河,也因為“潛藏著豐厚的生命之道”而得以單獨亮相(《河道,河道》)。羅錚鄉村畫卷的主角,與其說是各種各樣的人物,不如說是這些人身上所共同體現的精神。其主要內涵,就是善良、勤勞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信心。在這類作品中,羅錚自覺摒棄想象和虛構,甘當觀察員和記錄者,更為真切地體現了其情繫鄉土的胸懷。

  置身城市、回望鄉村的同時,羅錚也在立足當下、回溯歷史。他顯然明白,如同城市的根脈在鄉村,當下的根脈在歷史。中國文學自有歷史感懷的傳統,羅錚的文字當然也可以在這流脈中得到評說。但羅錚感興趣的不是歷史更迭本身,而是歷史更迭之中的個人。勘察人在歷史中留下的印跡,始終是令羅錚興奮的課題,他本人的足跡因此從贛鄱大地伸向山海關。不過,無論遊覽何處風景名勝,羅錚從未純粹地狀寫自然風光,而是細心辨認歷史文化名人的印跡和影響。如此寫法,不免使山水遊記變成了歷史感懷,但也展示了一位年輕作者的視野和胸懷。

  羅錚在《稜鏡》中描繪過許多稜鏡。它可能是一副眼鏡、一排玻璃,也可以是一條小河,但它始終默默注視著周邊的人和事,並用自己的視角“豐富著本已富饒充盈的歷史記憶和抒情張力”。羅錚的散文,也可視作這樣的稜鏡。樸素真切的個性,使其散文具備成為“歷史記憶”的品質,置身當下城市卻不斷回望歷史和鄉土,則是其“抒情張力”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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