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每個地方及其國家都有他們的鎮館之寶和國寶級文物,那麼盧浮宮博物館收藏了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和不同時期的數千件珍品之中哪些才是鎮館之寶呢?涵蓋古埃及、近東及中東古文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代藝術品?誕生於公元七世紀的伊斯蘭藝術?還有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方藝術 —— 雕塑、繪畫、工藝品、印刻、素描等等?在這裡,您可以看到享有盛名的盧浮宮鎮館之寶,也可欣賞到那些名聲不甚遠播但魅力絲毫不遜的經典之作。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伊莎貝拉•黛絲恬肖像》

列奧納多•達芬奇於1499年法國軍隊入侵意大利之際離開米蘭。前往威尼斯的途中,他在曼託瓦城停留期間,應曼託瓦城伊莎貝拉•黛絲恬侯爵夫人的要求,繪製了這張本應為構思其正式的肖像畫作準備的素描草圖,但這位夫人的正式畫像並未實現。儘管這幅畫作保存得不好,但它不愧是達芬奇描繪人物的半身肖像畫中最美的作品之一。

伊莎貝拉•黛絲恬侯爵夫人從1498年就開始四處尋覓能夠令她滿意的描繪她本人形象的畫作或雕像。她希望在當代最擅長繪製肖像畫的傑出畫家中挑選一位,她甚至想把最出類拔萃的畫家都招攬到自己身邊來。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位畫出其天然本色的畫家;她最終選定了列奧納多。儘管伊莎貝拉一再請求達芬奇繪製正式的肖像畫,這幅畫作始終沒有完成。在素描草圖中,各種不同顏色、深淺不一的黑色、紅色及赭石色都用來勾畫細緻的暈線,並用擦筆進行再加工,這些技巧都突出了畫作的立體部分,實現了其臉部及頭髮光與影的自然過渡。這些顏色是紅粉筆及白粉筆繪製而成的。一抹繪於胸部、極其輕淡的白色,令畫作添上一份端莊樸素的氣息,前額及臉頰的白色則著重突出了雙肩的斜肌,並強化了頸部的陰影。

這幅素描草圖的獨特性體現在勻稱的比例、縮短的胸部,甚至體現在其未完成的特殊性上,畫作已完成部分的模稜兩可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肖像輪廓線條簡潔,眼神凝視前方位於我們視野之外的一點,與上身的扭轉形成鮮明對比。根據雕塑家吉昂•克里斯托福•若曼諾(Gian Cristoforo Romano)於1497年至1498年所制的青銅紀念章中相似的人物形象,我們可以猜測有可能是曼託瓦侯爵夫人本人要求以嚴謹的側面像出現在肖像畫裡。《伊莎貝拉•黛絲恬肖像》承前啟後,既包含了列奧納多自1490年以來從事繪畫的經驗總結,也預示了其後的畫作風格:如《聖母和聖安妮畫像的大草圖》(現藏於倫敦國家美術館)以及《蒙娜麗莎》(Monna Lisa:現藏於巴黎盧浮宮博物館)。通過《伊莎貝拉•黛絲恬》草圖和《蒙娜麗莎》油畫的設計,列奧納多成功地使肖像畫逐漸達到理想化,也就是說力求將肖像畫的人物描繪得形神兼備,在與原本形象相契合的同時,符合廣義的理想美感標準。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宰相洛蘭的聖母》

這幅繪畫是當時最偉大的佛蘭德畫家——揚•凡•埃克(Jan Van Eyck)在約1435年完成的作品。畫面左側的男子是作品委託人:勃艮第(Bourgogne)公爵的宰相大臣尼古拉•洛蘭(Nicolas Rolin),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他面朝身著紅色裙服的聖母瑪利亞,跪下祈禱。聖母的膝頭上是作出降福姿勢的聖嬰耶穌。

十五世紀的佛蘭德繪畫中浸透著神秘的“近代虔敬” (devotio moderna)氛圍。當時神修的對象主要是耶穌和聖母,注重內心自省以及耶穌與教徒之間的愛,後者努力效仿前者的美德。《宰相洛蘭的聖母》完美地表達了這種對耶穌和聖母靜修的眷戀之情。 在1800年進入盧浮宮之前,這幅畫被保存在奧頓(Autun)教堂,尼古拉•洛蘭即出身於這座勃艮第城市。十五世紀的勃艮第公國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尼古拉•洛蘭長期效力於勃艮第的幾代公爵,成為政府的首腦,也就是公國的二號人物。他定製這幅繪畫做為自己出生城市的教堂裝飾之用,因為他本人即在這座教堂中受洗,其先人也埋葬於此。

揚•凡•埃克筆下的宰相尼古拉•洛蘭跪在聖母和聖嬰的面前。宰相身著以毛皮飾邊的錦緞華服,體現出其在公國朝廷裡的尊貴地位。整幅畫以中間的組成部分形成構圖:三道拱孔構成了光源口。左側的凡人,即宰相洛蘭,雙手支在裹著天鵝絨的祈禱桌上祈禱,右側是聖人,即耶穌和聖母。聖母端坐在大理石寶座之上,身著飾有寶石的寬大刺繡袍服。畫面左側是幾根庭柱,其上方的柱頭展現了《舊約》中描述人類所犯錯誤的場景:亞當和夏娃因為違背了上帝的旨意而被逐出天庭;他們的兒子亞伯被妒火中燒的兄長該隱所殺;諾亞藏身在方舟之中,躲避上帝為了懲誡人類的罪過而降下的滔天洪水……目光逐漸引至遠景畫面,亦被穿流而過的河流一分為二。左邊的人間描繪了城市和郊外的鄉村。右邊則隱指天界,從聖嬰耶穌身後的教堂大鐘即可看出。這種對凡人世界和神界的劃分反映出整幅畫的構圖原則。它們都屬於被若干構圖細節象徵性分開的世界。

揚•凡•埃克是1420-1430年間出現在佛蘭德地區的新式繪畫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油畫技巧的進一步推廣,令畫家們可以表現出更豐富的光線亮度和自然主義的細節。凡•埃克是最先進行油畫創作的畫家之一。其畫面組成和人物的空間安排方式都極具新意。在根據透視法構造的房間內,以雕塑藝術的方式對人物進行了排列。藉助建築物的佈局、地面,以及遠處風景體現出深廣度,而風景亦成為這幅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方片A的作弊者》

這是喬治•德拉圖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約在1635年完成。作品表現的是自十六世紀就經常出現的藝術主題:年輕男子面對三大誘惑:遊戲、美酒和春情。喬治•德拉圖爾同時也創作了這幅畫的另一版本,畫中人物有所不同,名為《草花A的作弊者》(藏於美國沃斯堡金伯莉藝術博物館,Fort Worth, Kimbell Art Museum)。

喬治•德拉圖爾現在被認為是法國十七世紀最重要的大師之一,但他卻在很長時間內被人們遺忘。直到1934年,在一次名為“寫實主義畫家”的大型畫展上,喬治•德拉圖爾才重新回到公眾的視線當中。從此以後,人們對喬治•德拉圖爾的喜愛與日俱增,並不斷地“重新發現”他的作品。而後在1972年,首次喬治•德拉圖爾作品個展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同年這幅《方片A的作弊者》被其收藏者贈予盧浮宮博物館。

畫中的四個人物圍坐在桌旁玩紙牌。時間彷彿凝固。右邊的盛裝男青年正在查看自己手中的牌。他獨立於另外三個人物之外,從眼神可以看出其他三人正合謀施計,而他沒有參與其中。稍稍偏離畫面中心的位置,是一位佩戴精緻髮飾、胸肩袒露的風塵女子,她的眼神和手勢指向畫面的左側。那裡是另外一個玩家,這個在陰影中的男子不動聲色地摸出一張藏在腰間的方片A。這就是畫名所指之人——作弊者。在作弊者和風塵女子的中間,站著一個手持酒杯的侍女。畫中情形一目瞭然:身處牌局的年輕男子被穩操勝局的風塵女子所吸引,處於陶醉中的他馬上就會被左邊的男子騙光錢財。作品採用的是由十六世紀末期的意大利名畫家卡拉瓦喬引入的藝術主題。

這幅盧浮宮收藏的《方片A的作弊者》以其簡約的立體感、奇特的構圖和詼諧的主題,對二十世紀的藝術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們可以想見作品的立體處理方式和神秘的特點如何令巴爾蒂斯(Balthus)、達利(Dalí)和瑪格利特(Magritte)等藝術家沉醉不已。1934年的一次大型展覽中展出了德拉圖爾的若干作品,此次展覽亦受到當時藝術家們的一致讚賞。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漢謨拉比法典》

《漢謨拉比法典》是興盛於中東地區(今伊拉克所在地)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象徵。這座由巴比倫國王在公元前十八世紀建造的高大的玄武岩石碑,既是一件藝術品,也是一件歷史和文學作品,還是在聖經法典之前的古代最全面的司法典籍。

這座兩米多高的玄武岩石碑由巴比倫的漢謨拉比王(公元前1792-1750年)建造,地點可能在西巴爾——掌管司法的太陽神沙瑪什之城。石碑的其他複製品被放置在漢謨拉比王朝的其他城市中。漢謨拉比王出現在石碑的上部:立於左側,頭戴高邊王冠,向坐在面前的神明致禮。神明頭戴牛角形圓錐帽冠,標誌著其神聖的地位。人們猜想這就是太陽神沙瑪什,法律的執行者,其標誌就是肩頭噴出的火焰。沙瑪什將象徵王權的戒指和權杖遞給漢謨拉比。 出現在《漢謨拉比法典》之前的兩部蘇美爾法律典籍分別是烏爾王烏爾納姆的法典(約公元前2100年))和伊辛王利皮特-伊斯塔法典(約公元前1930年)。古代近東最重要的司法典籍《漢謨拉比法典》被視為前兩部法典的結晶。佔據石碑大部分面積的法典解釋了這座石碑存在的原因。這部因其司法內容而令世人矚目的法典,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了解當時社會、宗教、經濟和歷史的珍貴資料。

法典以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語寫成;從高到低、從右至左閱讀。分為三部分:

- 序言部分敘述了“保護弱者和受壓迫者”的漢謨拉比王的登基,以及其帝國的形成和取得的成就;

- 法律條文部分收錄了近三百條法規及司法判決,成為規範巴比倫王國日常生活的準繩。

- 抒情詩般的結語部分對這部法典進行了總結,併為它的永世流傳作好交待。 與史詩般宏大的序言和抒情詩般激情澎湃的結語不同,法律條文部分以日常語言寫成,文字簡單,因為國王要讓所有的臣民都可以讀懂這些條文。司法判決均採用“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原則構成。正文分為若干章節,包含了刑法和民法的內容。最重要的章節涉及到家庭和奴隸制,以及職業、商業、農業和行政法律。法典中的經濟措施規定了物價和工資水平。關於家庭這一巴比倫社會基礎的章節最為重要:規定了如何處理婚約、結婚和離婚,、通姦和亂倫、兒童、收養和繼承遺產,以及哺育的職責等內容。從各個角度來處理案例,從而獲取最廣泛的意見。

首先,《漢謨拉比法典》對執法而言具有範本作用:漢謨拉比王提出了一系列其本人做出或批准的最為明智的司法判決,因為在當時的美索不達米亞,司法就是君權。但法典不僅只是簡單的教化工具,它還彙集了由統治者建立的規章條例,因此是一部法律典籍。

此外,該法典不僅包含一系列司法判決,而且還附有巴比倫所屬城市和領地的名錄:漢謨拉比王的石碑為古美索不達米亞最輝煌的王朝之一作出了總結。法典成於漢謨拉比王晚年時光,因而它也是寫給未來王儲的政治遺言,為其提供了智慧與公正的理想範本。法典還作為文學範本在專門培養書吏的學校裡被世人抄寫了千年之久。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皮埃羅》,舊名《丑角吉爾》

這是十八世紀法國畫壇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華託的名作之一。皮埃羅是整幅畫的中心人物,形象與真人等身。畫面下方是和皮埃羅一樣來自意大利喜劇中的幾個人物,令畫作增添了神秘之感。

皮埃羅是十八世紀風行歐洲的意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畫中的皮埃羅手臂自然垂擺,站在我們面前。過短的褲子和過長的衣袖都突出了人物的笨手笨腳。仰角取景的方式增加了畫面的沉重和凝滯感,畫中人物似乎也不堪重負。皮埃羅身上散發出一種神秘氣息:一方面這是個精緻漂亮的人物,鮮亮的白色衣裝反射出銀色的光澤;另一方面,這又是個遠離他人的孤獨丑角,反映出人物的脆弱一面。兩種氣息的交織正是華託這幅《皮埃羅》的精華和韻味所在。這幅作品曾名為《丑角吉爾》,但現在使用更多的名稱是《皮埃羅》,因其更貼近畫作內容。而作品為何而作仍是不解之謎:是咖啡館,還是市集表演的招牌?是受人之託所做還是為畫而畫?

皮埃羅的身邊圍繞著意大利一種民間戲劇形式——即興喜劇中的人物。佔據了整個畫面高度的皮埃羅以天空為背景,而其他的意大利喜劇人物則以半身形象出現在樹葉的後面,跟隨在他身邊。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皮埃羅平時的四個夥伴:頭戴雞冠帽的雷昂德若斯(Leandros)。身邊陪伴著一位臉頰紅潤、略帶鄉土氣息的年輕女子,可能是伊莎貝拉(Isabella),一個詭計多端的情人,有時會引誘皮埃羅。在她的身邊是身著火紅色衣裝、總是出現在右側的梅澤蒂諾(Mezzetino),是意大利喜劇中的好鬥角色。梅澤蒂諾手牽一根拴驢繩,驢背上騎著個老郎中,身穿細布大縐領的深色衣服:華託畫筆下一個面帶詭異微笑的神秘人物。

在成為盧浮宮博物館館長私人收藏之後,這幅畫作於1838年為路易•拉卡茲博士所得,他以收藏十八世紀的藝術品而著稱。路易•拉卡茲博士在1869年將其私人收藏遺贈給了盧浮宮博物館,這部分藏品構成了博物館十八世紀法國繪畫藏品最初的核心部分。路易•拉卡茲博士對《皮埃羅》這幅畫的痴迷眾所周知,就像一位與他同時代的人所描述的那樣:“這是拉卡茲先生最鍾愛的畫作:他看著《皮埃羅》傳遍客廳,調動起整間屋子的氣氛,之後又回到喜笑顏開的賓客們中間,始終佔據著焦點位置。”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織花邊的少女》

這幅大名鼎鼎的作品出自十七世紀的荷蘭大畫家維梅爾之手。畫中人物專注的神情以及用淺灰背景提色的手法都堪稱經典。

畫中的女子一看便知屬於維梅爾出生地——臺夫特(Delft)的小資產階級,她正全神貫注於手中的花邊活計。女子在縫紉臺上擺弄著紡錘、別針和繡線。左邊縫紉包的色彩十分絢麗,裡邊可以放置各種縫紉用具。花邊活計是荷蘭文學和繪畫作品中屢見不鮮的表現主題,是用來表現婦德的傳統方法。近景中的那本小書為聖經無疑,這更增強了畫作的道德和宗教寓意。但正如維梅爾的另一幅著名作品《倒牛奶的侍女》(la Laitière)(藏於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一樣,這幅畫也帶有日常生活的深刻烙印,吸引著畫家。維梅爾鍾情於觀察身邊的生活用具,並將它們放入自己的作品當中。

作品小巧的外觀(是維梅爾尺寸最小的畫作)和畫中人物的居中安排帶來一種愜意的舒適感覺。維梅爾的過人之處就在於能夠通過不同的畫面層次重現肉眼觀察物體時所特有的視覺變形效果。正因為如此,少女手中聚焦了眾人視線的花邊就以極度細緻的手法表現了出來,尤其是少女指間那根纖細無比的白色繡線。相反,當我們稍稍遠離視覺中心點時,畫中物品的輪廓就變得模糊起來,儘管它們處於近景位置。縫紉包中露出的白線和紅線有著截然不同的細緻度,這恰恰是近似抽象手法的精妙之處。以點畫法繪出的帷幔採用了純色,也是模糊視覺效果的組成部分。

雖然畫中人物給人一種近在咫尺的感覺,其實觀者並無法真正進入織花邊女子的世界:帷幔、縫紉包和花邊活計,以及那一方小小的縫紉臺都把觀者和畫中少女相隔兩個世界。維梅爾作品中的這種“靜謐的詩意”,令畫中人物彷彿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溫柔明淨的絲絲光線輕柔地摩挲著畫中的物品。這件極具代表性的繪畫珍品色彩和諧,令大師梵高(Van Gogh)也為之傾心。他在1888年寄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檸檬黃、淡藍和珍珠灰的和諧”之美。印象派畫家雷諾阿(Renoir)則將這幅1870年來到盧浮宮的《織花邊的少女》視為世界上最動人的畫作,可與盧浮宮的另一藏品——華託(Watteau)的《朝聖西苔島》(Pèlerinage à l'île de Cythère)相媲美。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蒙娜麗莎》

列奧納多•達芬奇很可能是在1503至1506年間在佛羅倫薩完成的這幅作品。本是為弗朗西斯科•戴爾•喬孔多(Francesco del Giocondo)之妻,麗莎•蓋拉爾迪尼(Lisa Gherardini)所作的肖像畫。喬孔多(Giocondo)這個姓名陰性化是喬孔達(Gioconda),也就是《蒙娜麗莎》在意大利語中的暱稱,或在法語中的暱稱(Joconde)。《蒙娜麗莎》可能並未送至委託人的手中:列奧納多•達芬奇似乎將其帶到法國。隨後這幅畫又成為了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收藏品,具體經過已不得而知。

《蒙娜麗莎》的神秘面紗始終未曾被世人揭開:人物的身份、畫作的委託、繪製的時間,甚至在何種情形下成為了法國王室的藏品,其中細節至今未有明證。對畫中人物身份最具可信度的猜測:佛羅倫薩的紡織品商人戴爾•喬孔多之妻,麗莎•蓋拉爾迪尼。這也是為什麼這幅畫以《蒙娜麗莎》(蒙娜一詞在意大利語中意為女士)之名而享譽全世界的原因。這幅肖像畫的創作很可能與發生在戴爾•喬孔多夫婦生活中的兩件事有關:1503年購買了一處私宅,或是1499年女兒夭折後,第二個兒子安得列(Andrea)於1502年12月降臨人世。蒙娜麗莎秀髮上的輕紗有時被解讀為哀悼的象徵,但實際上這是婦女嫻淑操守的常見標誌。並沒有任何一處衣著細節具有特別的象徵和含義,其中包括裙袍的黃色衣袖、褶皺襯衫、精心圍在肩頭的披巾;與同時期繪畫作品中的衣飾相比,這幅畫中人物的著裝異常樸素。

在《蒙娜麗莎》之前的繪畫作品中沒有一幅作品將整個人物的半身如此充分地展現於畫面中,以純粹自然的姿勢完整地表現了胳膊和雙手。看至腰身部位,可以發現蒙娜麗莎坐在一張椅子上,左胳膊搭在扶手上;在她的身後我們可以看到一道欄杆,以及分列畫面兩側的兩根小圓柱的一部分;這些細節說明蒙娜麗莎坐在涼廊(意大利建築中的一種帶簷露臺)下。人物呈四分之三角度側坐、以風景為背景、以建築部件為框、雙手在近景處交叉,這種佈局方式在十五世紀下半葉的佛蘭德繪畫中就已經出現了,但《蒙娜麗莎》將這種技藝發揮到了無與倫比的完美境界。這也是為什麼這幅傳世之作對十六世紀初的意大利肖像畫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蒙娜麗莎的微笑是對“喬孔達”(gioconda)一詞中所含幸福之意的註解,這個詞在意大利語中即意為“幸福的”。這也是列奧納多這幅肖像畫的主旨動機。蒙娜麗莎微笑的臉龐從由兩部分交疊而成的背景中脫穎而出:在暖色調構成的下面部分可以看到人類生活的痕跡,比如蜿蜒的道路和小橋;上面部分虛構的景物則是一派岩石叢生、沼澤遍地的原始自然景觀。所有這些成就了這幅肖像作品所展現的理想之美。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蓬帕杜爾侯爵夫人》

這幅粉彩畫描繪了在十八世紀的政治、藝術、文化界扮演著舉足輕重角色的一位罕見的女性。她曾經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Louis XV)的情婦,隨後成為他的摯友。這幅精美絕倫的粉彩畫是向當代負有盛名、最富才華的粉彩畫家莫里斯-康坦•德拉圖爾(Maurice-Quentin DELATOUR)定製的。

蓬帕杜爾侯爵夫人出身於一個新興的金融資本家的家庭,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經歷了第一次婚姻後,她於23歲那年,即1745年,成為了國王的情婦。 蓬帕杜爾夫人在畫像裡以文學藝術守護人的姿態出現,環繞在她周圍的是象徵著文學、音樂、天文學及雕刻藝術的各種物品。我們可以看到桌子上擺放著十八世紀幾位重要作家的作品,例如狄德羅(Diderot)及達朗貝爾(d’Alembert)編纂的《百科全書》、孟德斯鳩(Montesquieu)及伏爾泰(Voltaire)的著作。畫作中的樂譜令人聯想起音樂:一份樂譜被精通音樂的侯爵夫人展開於手中;另一份樂譜則出現在背景裡的扶手椅上,被放置在巴洛克風格的六絃琴旁邊。侯爵夫人腳邊散落著從畫夾中滑落的畫頁,也讓人想起繪畫藝術及雕刻藝術。 德拉圖爾深知向他定畫的侯爵夫人的心意:他將夫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胸懷抱負融入到肖像畫中,使兩者完美結合。侯爵夫人坐在一間裝潢精美,飾以藍綠色調描繪、金色勾勒的華麗細木牆裾的書房裡。她所穿的華服—一條1750年前後十分流行的法國式衣裙—表現了她刻意 炫耀的意圖。但首飾的省略,以及侯爵夫人簡單樸素的髮型 ,都強調了肖像畫私人收藏的特點。德拉圖爾因而成功地在這幅宮廷肖像畫中體現出其內在氣質的特性。畫作的背景是侯爵夫人的住所,並以放置在其周圍的意味深長的熟悉物品為點綴。這幅作品也為宮廷肖像畫僵硬刻板、已成套路的風格劃上了句號,使肖像畫繼德拉圖爾之後,力求以人物真實的內心世界來表現人物形象。

我們不知道侯爵夫人肖像畫定製的確切時間;儘管如此,1751年似乎是最有可能的年份。德拉圖爾通過為侯爵夫人繪製肖像畫,意識到他應當將其精通的繪畫技巧及擅長進行心理分析的辨別能力,運用到這位叱詫法國的女權貴的肖像畫中去。畫家與侯爵夫人在定製肖像畫之前早已相識,是當年為路易十五國王設計起草粉彩肖像畫(現藏於盧浮宮博物館,編號為2761)的機緣巧合所致。儘管有這一層淵源,侯爵夫人肖像畫的設計草圖卻仍歷經輾轉曲折才畫出來。一方面,是由於侯爵夫人多變的要求;一方面,是因為德拉圖爾對於此項工作並不熱衷。漫長的設計起草過程持續到肖像畫臉部輪廓的定稿,期間臉部曾繪過三張素描草圖,因為畫作中只有侯爵夫人的頭部是按照本人原形繪製而成的。肖像畫最終大功告成,但直到1755年才於盧浮宮一年一度的美術沙龍(官方的繪畫展覽會)上向公眾展出。

粉彩長期以來一直被畫家所採用,但真正風靡一時卻是在十八世紀。粉彩以圓柱形的小棒為粉筆進行繪畫,這些粉筆主要由研碎的黏土與顏料的粉末混合而成。粉彩特點筆觸粉潤柔和。其顆粒狀的質地引起畫面的光線折射,令畫作覆上一層獨特的光輝。畫家一般使用有色畫紙或粗細不同的砂紙板,粉狀顆粒可附著於其上。粉彩畫作品必須安放於鑲玻璃的畫框中,並在畫作與玻璃框架之間保留一定的空間,以防止相互摩擦。原因在於粉彩畫存在一個缺陷:脆弱性。畫作只要稍有觸碰便會損壞,必須固定。粉彩畫固定液從而在十八世紀期間廣泛應用於畫作表面,這種固定液是以可揮發性的溶劑(水和酒精)以及透明黏合劑(明膠)為原料製成,並以霧化狀態噴灑於畫面。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孔雀瓷盤》

孔雀瓷盤是奧斯曼帝國最享有盛名的陶瓷製品之一。瓷盤的軟色由薰衣草藍及玫瑰紅組成,在陶瓷器皿中極其罕見。瓷盤的裝飾圖案令人聯想起富有浪漫色彩的“薩茲”(saz)風格,其特色是熱烈繁複的畫面構圖由一朵碩大的“果實花”來取得平衡。這件作品是奧斯曼帝國精緻藝術風格的真實寫照,這個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帝國於1299年成立,一直延續到1922年(長達623年)。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弓箭手簷壁》

弓箭手簷壁是整個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最著名的簷壁。阿契美尼德帝國在公元前539年至330年間統治著中東很大一部分地區。這塊簷壁曾被用來裝飾位於今伊朗西部的蘇薩城大流士一世(即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2-486年)的王宮。

弓箭手簷壁表現了面朝左和麵朝右的弓箭手隊列。畫中人物正緩步前行,雙手握在矛杆上;肩背兩端為鴨頭形狀的弓,以及箭筒。弓箭手們將矛的下端放在邁向前方的腳面上,足蹬繫帶高幫鞋,身著腿部位置帶有褶皺的寬袖飾帶波斯長袍。每個人都面蓄鬍須,捲曲的頭髮攏於脖頸處,並戴著草葉編制的冠冕。 簷壁的每塊硅磚都澆製成凸紋,然後覆以綠色、褐色、白色和黃色基調的彩釉。硅磚的彩面為長方形,但磚身後面部分則漸變漸窄,微微呈楔形,以便塗抹灰泥並緊密地排列彩面硅磚。

盧浮宮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一)

藏品斑岩瓶:《蘇傑爾之鷹》

這件鷹瓶來自巴黎北部的哥特式教堂——聖丹尼修道院(Abbaye de Saint Denis)的寶庫。十二世紀中葉,中世紀著名的蘇傑爾修道院長(Abbé Suger)時期製成。蘇傑爾說自己在箱中找到了一隻古代斑岩瓶,然後命人將其改制成鷹形的禮拜儀式用盛瓶。

聖丹尼的蘇傑爾(1122-1151年)即是宗教人士又是政治人士,曾擔任法國國王路易六世(Louis VI)和路易七世(Louis VII)的顧問。他主持了聖丹尼修道院的重建,並展開了一系列裝飾工程。其中就包括在彌撒中使用的、不計其數的儀式器皿的製作,這也是他一個最為令人矚目之處。蘇傑爾認為對著寶物冥想可以使人類靈魂得以昇華並且更接近上帝。瓶身和鷹頸的連接處刻有拉丁銘文:“此石(即斑岩瓶)應鑲嵌黃金和寶石。來自於大理石,但它比大理石還要珍貴。”

這件鷹瓶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混合式構成:鷹身為一隻古代斑岩瓶,之後在十二世紀中葉的蘇傑爾修道院長時期被配上了託座。換言之,金銀匠用鍍金的壓紋銀打造出鷹頭、展開的雙翅和腳爪。展開的鷹尾實際上也構成了瓶子的三腳座。這隻鷹瓶是聖丹尼修道院的彌撒用品,在神父紀念耶穌最後的晚餐(聖餐)時使用。鷹的造型奪人眼目:整體造型簡潔明朗,幾乎呈現幾何形態,但翅翼、頸部和頭部的細節又透出現實主義格調。因而,《蘇傑爾之鷹》可謂標誌著哥特式藝術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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