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是國內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想想陶寺的龍盤，想想晉侯夫人組玉佩，再想想唐代的涅槃變相碑，
薈萃了全省文物精華、珍貴藏品約40萬件的山西博物院有一種不動聲色的財大氣粗——“我也想低調啊，可實力不允許啊！”如今山西又有了一座響噹噹的山西青銅博物館，一進去，滿眼都是兩千年前的寶貝，展櫃裡密密麻麻地擺著爵、鼎、尊、方彝，豪闊得令人目不暇接。
本文只涉及山西博物院和山西青銅博物館那千千萬萬展品中的兩件，也許是最特殊的兩件，是這兩個館的鎮館之寶：鳥尊。
（一）晉侯鳥尊與趙卿鳥尊
每一個去過山西博物院的參觀者，都會注意到鳥尊對這座著名博物館的意義。山西博物院的館徽正是晉侯鳥尊，博物院也以此為主題開發了各種文創產品。
為什麼鳥尊能從山西博物院無數珍寶中脫穎而出，成為它的象徵？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難理解：晉侯鳥尊的鳥背上有蓋，蓋內側有銘文“晉侯乍向太室寶尊彝”。根據孫慶偉的考證，銘文中的“晉侯”就是改唐為晉的第一代晉侯燮父。山西常常被稱為“三晉大地”，正是由燮父開創了晉國的六百年輝煌。
這件非常珍貴的寶貝，卻有著非常“悽慘”的遭遇。它出土于山西曲沃縣趙村晉侯墓地的114號墓，當時這個墓已經被盜墓分子用炸藥炸開，隨葬品所剩無幾。鳥尊恰好在爆破點附近，被炸成了一百多塊碎片。2001年1月，整體切割下來的碎片和墓土運抵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文物修復室，經過長達一年多的修復，終於重現本來面目。2013年，晉侯鳥尊被納入《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鳥尊的銘文表明它是西周時晉侯宗廟祭祀的禮器。與西周時逐漸演化出的質樸風格不同，鳥尊通體飾有細密的鱗毛狀紋樣，兩翅和兩足飾捲雲紋，呈回首狀，這也是在商代青銅器上最常見的鳥紋形態。與其說它表現出西周青銅器的風采，不如說它延續了商代青銅器的華貴和神秘。
無獨有偶，山西博物院有晉侯鳥尊作為鎮館之寶，山西青銅博物館也有一件鳥尊作為鎮館之寶，這就是1988年太原金勝村251號墓出土的春秋時期趙卿鳥尊。趙卿即趙簡子，名趙鞅，是春秋晚期晉國趙氏大宗宗主。他曾經主政晉國十七年之久，他的墓葬是迄今為止所見春秋時期等級最高、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的晉國高級貴族墓葬，出土文物多達3421件。
趙卿鳥尊的造型和紋飾與晉侯鳥尊大不一樣。李澤厚認為在春秋時期，作為祭祀的青銅禮器日益失去其神聖光彩的威嚇力量，變得細纖而充滿人間的意興趣味。我們也能看出，趙卿鳥尊看起來更精巧化了，它不像商代青銅器那樣具有神秘的、不苟言笑的威嚴，它使人驚訝和讚賞，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審美趣味。即使它仍然是傳統巫術的反映，但畢竟在肅穆刻板以外又有了一些兒輕鬆明快。時代在前進，鬼神世界已經不能再完全束縛人們的心靈了。
這件趙卿鳥尊和過去的鳥尊一樣頭頂有代表神性的鳥冠。鳥背有蓋，設虎形提樑，腹腔中空，上喙在傾倒酒液時可以啟合。鳥尾下設一虎形支腳作為支撐，通體羽紋華麗清晰，富有層次感，就工藝而言，堪稱傑作。
（二）屬於鳥尊的源遠流長
鳥尊並不是突然出現在三晉大地的器物。這種動物形酒尊的歷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更遙遠的時代。
“尊”本來是青銅器的共名，青銅器銘文中常常出現“作寶尊彝”的字樣。不過北宋呂大臨《考古圖》把尊列為某種酒器，容庚在《殷周青銅器通論》說尊“專名是指一種大而圈足的盛酒器”，呂大臨之後，它就指一種大口、有頸、折肩、有腹、圈足的大型容酒器。
三羊尊，商代後期（約公元前1300-1046年），故宮博物院藏。
因為對“尊”的命名有一些混亂，除了上圖這種有肩大口尊以外，還有觚形尊和鳥獸尊。這三種尊都是青銅酒器，但是差別非常大，這裡不再贅述，只需要瞭解鳥獸尊是按象、牛、羊、犀、豕、鴞、鳧、駒、虎等動物形象設計鑄造的像生動物器皿，就可以了。
鳥尊是一種特殊的尊。先民們很早就按照鳥、獸的形象製作器皿，這些器物中或多或少寄託著早期的動物崇拜意識。下圖為甘肅博物館展出的紅陶刻劃紋鳥形器，製作於四千年前。它的器型如同一隻體型肥碩的鳥，空腹，尾部開有口，大約是一種盛器。雖然造型簡單，卻有一種樸素自然之美。
紅陶刻劃紋鳥形器，齊家文化（約公元前2000年），甘肅博物館
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的鴨形陶鼎，器型不大，僅十釐米高。腹部中空，下有三足，鴨頭部為圓形開口，鴨身裝飾有細密的紋路。從這些鳥形陶器來看，它們都中空、有流、仿鳥形，與青銅鳥尊的差別主要在於質地和裝飾精細程度不同，但都有原始信仰內涵，可以被視為青銅鳥尊的祖型或前身。
早期的鳥形陶器清新質樸，造型靈動，總體顯現出生動、活潑的特徵，似乎還表現著先民們內心的愉悅。到了石器時代後期，尤其進入青銅時代之後，這種稚氣可掬、流暢自如的風格逐漸消失，轉變為威嚴、沉重、神秘的式樣，體現著權威的統治力量。以天神、地神和祖先祭祀為核心的巫史文化佔有了人們的精神空間，社會生活也具有濃厚宗教性質，導致青銅鳥尊也散發著一股獰厲的氣息。
下圖為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婦好”青銅鴞尊，製作於商王武丁時期。它是僅用於祭祀的酒器，高約46釐米，重達16.7公斤。它造型怪異而工藝高妙，遍體都是繁縟富麗的紋飾，暗示著它是具有神聖功能的“法器”，是當時巫術的載體。
鴞尊，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周代以商代尊神敬鬼的傳統為基礎，建立了一套完整嚴格、等級明確的禮樂制度，酒器仍然是重要的祭祀禮器，但不再居於主要地位。獸面紋逐漸從周代青銅器上退出，原本繁縟的青銅器紋飾愈來愈簡樸。下圖的兩件西周鳥尊，左器1975年出土於寶雞茹家莊西周墓一號墓，圓眼鉤喙，體態豐滿，身後有寬大的方形尾羽，背上開方形孔，中空的鳥腹下有極粗壯的三足，不過前兩足有爪，後足無爪。周身飾簡潔的鱗狀羽紋，其精細程度遠不如婦好鴞尊。右圖為1982年出土於江蘇丹徒的西周鴛鴦尊。器身豐滿，曲頸蹼足，腹後部有一支撐立柱，全身光素無紋飾。不過，晉國的鳥尊可不是這樣，它依舊華麗並高貴著。
（三）目光穿越千年：在唐叔虞的年代裡
除了上述的晉侯鳥尊和趙卿鳥尊以外，山西還出土了著名的倗季鳳鳥尊、子乍弄鳥尊。
倗季鳳鳥尊
倗季鳳鳥尊製作於西周早期，保利藝術博物館2004年耗費數千萬巨資從香港購回。這件鳥尊通高50釐米，形體巨大，造型奇特。鳥頭頂花蕾狀高冠，勾喙長尾，通身裝飾繁複的鱗狀羽紋。尊蓋內側有兩行八字銘文：“
倗季乍祖考寶尊彝”。“倗”在殷商時期金文中已出現，《甲骨文字典》說“倗，從人從倗，象人以貝玉為頸飾之形。”目前已知帶有倗字銘文的青銅器有六十餘件，時間從商代晚期到春秋晚期。倗國不見於史籍，2005年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中的兩座甲字形大墓被確定為倗國國君及其夫人墓，才知道“倗”大約是西周時期處於橫水地區的封國。這件鳥尊很可能盜掘自橫水倗國國君大墓。
倗季鳳鳥尊銘文“倗季乍（作）祖考寶尊彝”
子乍弄鳥尊傳解放前山西太原出土，現收藏於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原主可能是春秋晚期的晉卿趙簡子或趙襄子。通高26.5釐米，呈猛禽形態。鳥首與身分體，用榫卯結合，鳥喙可開合。渾身飾有羽紋、夔紋、鱗紋等，頸後有錯金銘文“子乍弄鳥”，尾部下方似丟失一支撐用的小獸器。我在發表於頭條號的《為青銅弄器正名：所謂“弄器”，真的只用來把玩欣賞嗎？》已經分析過，所謂“弄器”，即“奉器”，為貢獻、供奉之器，與通常所以為的“常在手邊把玩，不是供在祠廟”不同，除了杕氏壺等個別情況之外，它應當是作為禮器使用的，其供奉對象為神靈、先祖之類。
於是我們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周代的精美鳥尊，大多來自晉國及其周邊區域。這是什麼原因？由於史料缺乏，我們只能根據現有的材料進行推測。西周時晉國的建立可以參看《史記·晉世家》：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這就是著名的“桐葉封弟”故事。周成王隨手把桐葉剪成玉圭形，送給了弟弟叔虞，戲說：“我用這個給你分封。”史佚說，天子無戲言。唐這個地方曾經有過叛亂，是周公親自前往平定的。周成王把唐地分封給了叔虞，後世又稱他為唐叔虞。現在太原的晉祠就是祭祀唐叔虞和夫人邑姜的，因為宋代侍女像而大大有名的聖母殿，其“聖母”正是邑姜。
晉祠
周成王封叔虞於唐一事，也見於《左傳·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戎索。”《唐誥》沒有流傳下來，可以猜測是分封時昭告天下、禱以神靈的策命之書。這裡特別提到唐被叫做“夏虛” ，大約以前是夏的中心地帶。對叔虞的要求是“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也就是說，用夏朝的規矩來管理唐國，結合遊牧民族戎狄的慣例來治理，這是“因地制宜”，比較容易見效。
這短短一句話透露出不少信息：首先，唐地和周民的風俗差異很大，原本的“頑固勢力”盤根錯節，即使已經被周公征伐過，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去唐地治理，必須按照原先戎狄這些遊牧族群已有的規矩來，不能直接推行周代建立的禮樂制度。
正如同在本文在介紹晉侯鳥尊時所談到的，這種回首鴞鳥的形象曾經廣泛存在於商代的青銅器上，它表現的並不是周代的特徵，而是商代乃至夏代的特徵。另外，西周早期倗季鳳鳥尊的鳥喙，也使人聯想到商代的婦好鴞尊。這種勾喙在商代時比較常見，西周流行的大鳥紋倒很少採用這種形式。倗季鳳鳥尊似乎也暗示著“商代精神”的延續。
鴞尊局部
倗季鳳鳥尊局部
其次，被分封到唐的是周成王的弟弟，分給他大量禮器、人員，不但表現出周天子對他身份的認可，也是對治理能力的信任。有人把周代時晉國出現精美鳥尊的原因解釋為西周時期晉國以鳥為圖騰，並聯想到傳說中因為周文王德政而出現的“鳳鳴岐山”，這種觀點有可取之處，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大鳥紋確實大大地興盛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晉國或者西周以鳥為圖騰，圖騰指的是原始民族以某種自然事物為有血緣關係的先祖，將其作為本族的標誌，商代能不能稱為圖騰社會尚有爭論，張光直等學者都表示將圖騰概念用於中國古代社會分析時需要慎重，更不用說周代了。如果說
商代時以某種動物為祖先的象徵，西周時出現了以動物為祥瑞的情況，倒還是可以的。以鳥為器型可能有兩重意義，一方面對當地遺民表示安撫，即“疆以戎索”。周代禮樂制度中大量採用龍紋、龍飾，但晉國情況特殊，保留了商代的一些鳥信仰遺存，緩和作為統治者的周人和民眾的關係；另一方面，它是對“鳳鳴岐山”、“周革殷命”的提醒，暗示晉國國君由周文王而來的神聖血統。從殘留著“鴞鳥”色彩的倗季鳳鳥尊、晉侯鳥尊到個性鮮明的趙卿鳥尊、子乍弄鳥尊，屬於商的元素逐漸褪色，漸漸轉化為具有新的時代特徵的新風格。
商周時期鳥紋斷代圖譜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晉侯鳥尊的銘文：“晉侯乍向太室寶尊彝”。“太室”通常理解為“太廟中央之室”，說明這件器是在宗廟裡祭祖專用的，倗季鳳鳥尊不也有“倗季乍（作）祖考寶尊彝”的銘文麼，可見也是鑄以祭祖的。特意把祭祖之器做成花紋精細的鳥尊模樣，暗示著晉國先祖與瑞鳥之間的神聖關聯。另外，太室山是嵩山之東峰，王暉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一書中詳細論述了周代時的“嵩山崇拜”，他說，嵩山，本作崇山，傳說中禹和啟是嶽石所生，“在夏、周及姜姓諸國的人們看來，他們的祖先神都聚集於此，天室山（即太室山）就是他們祖先神的宗室。”晉侯鳥尊特意提到太室，是否有從山嶽崇拜上建立移民和周人共同點的意味？
（四）結語
可否這樣理解：這種具有頗多共同點的鳥尊在晉國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對本地民眾的“拉攏”與威嚇，也是源自周文王的晉國貴族神聖血統的彰顯，是對自身身份的確證。這兩種情況在其他諸侯國中很少並存，因此鳥尊才成為
具有“晉國特徵”的青銅器。它是晉國貴族們獻給先祖的禮器，只出現在最嚴肅、最隆重的場合之中。因此，每件晉國鳥尊都是最能體現時代工藝水平的精品。在山西以外，也出現了一些春秋戰國時期的精美鳥尊。比如現藏於重慶三峽博物館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出土於涪陵小田溪墓地，整體呈鳥形，鳳冠鷹喙鴨腳，通體飾細密羽紋。這種具有中原文化特徵的鳥尊造型與晉國鳥尊傳統有沒有關係、有多大關係，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重慶三峽博物館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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