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堅持文武兩科綜貫兼修的馬明達教授
“小榻琴心展，長纓劍膽舒。”元代詩人吳萊的《歲晚恍然有懷》裡，描繪了中國傳統文人剛柔相濟、任俠儒雅的上佳理想狀態。古往今來，能夠達到這種狀態的人，本來一直都屬於滄海遺珠般珍稀。馬明達算其中之一。
馬明達出身武學世家，父親馬鳳圖是近代中國武術名家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諸叔兄也多以武術享名，馬明達和他的三位兄弟被武術界稱為“馬氏四傑”。馬氏一門是中國最具代表的傳統武學家族，也是通備武學體系的主要倡導者和傳播者。因為在中國傳統武術典籍的整理和系統建構上卓有建樹，因此被稱為武學泰斗。
也許是因為在武學領域太過耀眼的關係，提起他的時候反而忽略了他長期在歷史系從事中國古代史、敦煌學的教學和科研。
曾經很好奇問過馬明達，既然大半輩子在蘭州，終身都在研究敦煌學，為什麼不去敦煌？
馬明達回答：“那是我的夢想啊，我怕見到實景，我的夢想不在了。”
第一次知道，原來也是有近夢情怯。
從美術史進入學術殿堂
很多年前，有朋友正好在馬明達門下做研究生，他曾經一臉驕傲地建議，你這麼喜歡敦煌，一定要找機會見見我們暨南大學歷史系傳奇的馬教授。
後來機緣巧合，終於可以和“傳奇的馬教授”面對面聊天，確實常有峰迴路轉、柳暗花明之感。因為在寥寥數語裡就能夠體會到他涉獵廣泛、博覽群籍，有大文化大歷史的視野架構，卻不教條古板。可以看出他一直堅持走多學科交叉兼融的“博通”之路，特別是堅持文武兩科綜貫兼修的傳統結構。而他散發的那種濃郁的“民國感”氣息，應該是與他日常淡泊俗務，潛心治學的習慣息息相關。他於武學、回族史、書畫等領域的融匯貫通間形成了獨特的治學格局和特色，養成了博學精研，思域寬廣，從容求證，嚴謹立論的學風，是具有深厚國學根底且能夠自成畛域的文史學者。
在他的治學範疇裡，六十歲奠定回族史和書畫、武術密切關聯的三大體系。其中他也會小小地透露一下自己的偶像：
“我個人在讀書時，至少帶著三個問題，就是蘇東坡說的‘八面受敵’讀書法，八面我做不到，蘇東坡我無可望其項背，但我至少有三個面，這也構成了我自己的學術系統。”
他說他的治學風格則偏向與趙元任、林語堂等人齊名的歷史學家陳宣格。
馬明達教授上世紀80 年代於蘭州演練馬氏通備劈掛拳輯影
馬明達從不諱言自己是脫胎於武術世家和體育生，從美術史進入學術殿堂，進而擴大到中國史，他將這一路徑和過程歸納為“由偏門入正堂”，還常戲稱自己修的“野狐禪”。當他在中學當運動員的時候，馬明達就喜歡畫畫，曾拜過一些名師學習國畫，並因此對美術史產生了興趣。1958 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畫家叢書”，這套叢書屬於陸續出版，被深深吸引的他每出一本就買一本，買來就讀。而且還吸引了父親馬鳳圖也跟著一起讀。馬明達回憶，是這套書將他引入治學之門，至今為他所收藏。儘管這批名家撰寫的美術史小冊子後來只出了不到百種，但從那時起，馬明達開始了貫穿一生的讀書和藏書，直到今天在他的“說劍齋”裡藏書達三萬冊之多。
在西北師大的體育系期間，馬明達屬於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不務正業”，每天往歷史系、美術系跑，結交各類師友，閱讀了包括秦仲文、潘天壽、俞劍華在內的大量中國美術史著作。1964 年春，經甘肅師範大學美術系靳鑑先生引薦，馬明達認識了收藏豐厚的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儷生，從此經常出入其門下。古今書畫是師生倆的主要話題，不時相聚的還有甘肅畫家陳伯希及青海畫家郭世清、朱乃正等。趙先生的家成了一個隴上難得的書畫沙龍，這讓馬明達受益良多。
1978 年，馬明達成為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屆研究生，從事元史研究，而且特別喜歡元代繪畫史裡不可逾越的“元四家”。1980 年，他在當時權威的學術期刊《社會科學戰線》發表了《金代書法家任詢》一文，補充了一塊被學術界忽視的研究。那時他幾乎把能讀的美術史書籍都讀了，這成為他後來創建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和《敦煌研究輯刊》的根基所在。
馬明達教授在少林寺考察
知遇常書鴻，與敦煌學結緣一世
與敦煌學的深刻緣分，是從常書鴻開始的。馬明達記得第一次見到常書鴻，自己也還是五六歲的孩童，常書鴻登門請他父親治病。當時他既不知道這位陌生人是著名的“敦煌守護神”、第一代敦煌學學者常書鴻，也不知道多年以後會迎來命運的拐點，與常書鴻在敦煌學的路上相遇，並且在其俗世離席時成為手稿文獻的重要託付人。
左起：馬明達、常書鴻、杜經國、李承仙
在馬明達的敘述裡，眼前展開的是電影般的敘事性畫卷：常書鴻，一位才華橫溢的旅法年輕畫家，20餘歲時其作品就被法國里昂美術館收藏，連續四年捧走最權威的畫廊巴黎“春季沙龍”的金、銀獎。他卻因一本《敦煌石窟圖錄》放棄相對優渥的藝術大都會生活，不遠萬里來到荒涼的大漠，舉家遷居敦煌，並從重慶等地徵聘來了20 餘位畫家、學者，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了大量臨摹、測繪、攝影、內容調查、題記抄錄和修繕加固等研究與保護工作。
1944年2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研究敦煌的學術機構，其所址就設在莫高窟的中寺——皇慶寺。常書鴻成為首任所長，在完全不能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展開工作。敦煌學研究主要在兩個基本方面展開：敦煌文書和敦煌藝術研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改革開放後，敦煌已成人們關心的熱點，經過幾代敦煌學學者的努力，敦煌學也蔚然成為一門國際顯學—一門以敦煌為名字的學術分支，其中“敦煌學”一詞是由1925 年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所創。當中包含宗教、文學、語言、藝術、考古、科技、建築，並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及文物為研究主體。
常書鴻先生作馬鳳圖先生肖像，這是常老生前最後一幅人物肖像
20 世紀70 年代初，常書鴻去蘭州大學找他，想在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設立碩士研究點。這時馬明達是研究所副主任。相見時刻，他很清晰地記得心酸的一幕，老先生咧嘴苦笑時，滿口竟然無牙，他知道這是劫後餘生的證據。但即使如此，這位老先生依然飽含高度的工作熱情，他被深深打動。在嚴謹的學術界裡，有一個“老師找學生”的不成文規矩，因為老師們都想把自己的畢生所學託付給最信任的傳承人。
常書鴻為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組織修復壁畫，蒐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寫了一批極具學術價值的論文，還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多次舉辦大型展覽，讓世界認識到敦煌。他是“世界文化遺產”敦煌石窟藝術保護與研究的先驅，是我國第一代敦煌學家，培養了一大批藝術家和敦煌學專家。
馬明達創辦的《敦煌學輯刊》
馬明達很幸運地被常書鴻揀選出來，跟著老先生亦師徒亦朋友亦父子地相處了幾十年，自己在美術史領域有了更大的拓展。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馬明達創辦了《敦煌學輯刊》，封面上的刊名就是由常書鴻親自題寫。常書鴻做事非常嚴謹細緻，連每年的日曆都保存完好，上面記錄了大量工作與生活的記錄。這樣的習慣也讓他在身後留下了大量的學術資源，因為相知深厚，常書鴻的資料幾乎全部由馬明達代為整理。馬明達認為這些學術資源都具備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獻價值，是常書鴻的往來信札。比如說與關山月洋洋灑灑的千言長信，足以佐證兩人相知深厚；比如看過當代著名美術批評家陳傳席在學生時代寫給常書鴻的信，就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完成《中國山水畫史》；再比如常書鴻第二任夫人李賢仙與繼女常莎娜之間的書信，也可窺得兩人有一段很美好的山河小歲月……
即使如今已有七十高齡，馬明達依然在浩繁的日記和資料中整理耙梳，他的最長遠目標是完成《常書鴻年譜長編》，這會是一個非常浩大的文字整理工程；目前也與常書鴻兒子常嘉陵合作整理存稿編目，他們在努力把中途遺失的部分逐漸追回；好在整理也算初見成效，他終於完成了20 萬字的《常書鴻年譜》。
"就是想將一個學人真實和坎坷的經歷呈給世人，會給當代的敦煌學帶來重要影響。"
馬明達、由旭生編選
學問不僅僅止於知識體系
治學多年，馬明達一向重視文獻學根基的培植，具備良好的文獻學和碑刻版本學學養，積累了多達數萬冊的個人圖書，包括一批珍稀的宋元金石拓本和明清善本圖書。他被業界稱為“武學古籍收藏第一人”。當初從甘肅移家嶺南，對南方的潮溼瞭解不多，許多珍貴的名人字畫、碑刻拓本和明清古籍都遭到蟲子的侵蛀，損失慘重。為了保護藏書，馬明達把許多重要的線裝書和碑帖又運回蘭州。儘管如此，位於廣州暨南花園的書齋“說劍齋”仍有近三萬冊藏書，主要是歷史和書畫類圖書；他還另有一套房子放置體育類圖書，特別是武術書，有一萬多冊，主要歸兒子馬廉禎管理。
經過幾十年積累，馬明達學術著述頗豐。
回族史一直是馬明達的科研重心之一。1994 年獨立完成了回族人口占98％以上的《廣河縣誌》，全志65 萬字，體例嚴整，資料豐富，填補了廣河縣立縣近二千年無縣誌的空白，又為少數民族人口超高比例地區的方誌撰寫做了一次有意義的探索，榮獲甘肅省優秀縣誌獎。作為副主編，參與了《中國回族大辭典》的編寫工作。承擔了國家社科項目《中國與阿拉伯關係史》，參與了國家社科項目《中國回族史》的部分撰稿工作。
常書鴻先生與馬明達先生的通信與手札
在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方面，馬明達先後出版了《中國古代武藝珍本叢編》（2015 年）、點校本明戚繼光《紀效新書》（20 萬字，1984 年） 、校注本《中國回回曆法輯叢》（160 萬字，1995 年）、輯考本《潮汕金石文徵》（25 萬字，2000 年）、《中山市明清檔案輯錄》（140 萬字，2006 年）等。其中《中國回回曆法輯叢》獲1996 年甘肅省委和省政府頒予的三等獎。近年先後發表了《論武術古籍和民族體育文獻學的建構》《吳殳著述考》《中國古代射書考》等論文，成為“民族體育文獻學”的創奠之作。在斷代史研究上，注重元史研究，迄今已發表論文三十多篇，大多都具有多學科交叉性質，如《元代三皇廟學考》《元代筆工考》《元代畫家高克恭叢考》等。明清史方面也有一定數量的論文，代表作有《賀珍事蹟考》《常遇春家族與“蘭玉黨”案》《王源學行考略》《明代安置廣東的達官兵》等。
馬明達曾以第一副主編主持完成了近百萬字的《中國武術大辭典》，先後出版了《說劍叢稿》《武學探真》（上下冊）等以武術史為核心的學術專著，發表了有關論文數十篇，是當代武術史和中國民族體育史的最具權威的論著之一。近年，在澳門政府支持下，完成了四十萬字的
《澳門體育史》，這是澳門第一部體育通史，是一部充分反映中外體育文化交流融合進程的區域性體育史。在美術史方面，20 世紀80 年代初，馬明達曾編輯出版《敦煌遺書線描畫選》一書，獲甘肅省優秀圖書獎。
馬明達的學術專著
其實馬明達的學問遠非僅僅是知識體系，特別喜歡與他討論如何以傳統士人的修養和人格運用於生活。他認為，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士人有四個愛好：
第一，談書畫，這是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有的修養；
第二，談醫藥、養生，集部裡面沒有一個不談醫藥的，所以我們的醫是儒醫，古人認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傳統醫藥不僅關乎生命，還是一種孝親的基本修養；
第三，談詩詞，最高雅的交流就是詩詞交流；
第四，談兵，“兵者儒之至精也，儒學中只有道德是不夠的，兵學涉及管理學，兵學被吸納到儒學是儒學最大的成果。”“柳營晨試馬，秋雨夜談兵，談兵論劍，對太史公來說那是何等的樂趣。” 學人尤其要以學問、人品、道德素養立於世，現在的不少學人早已失落了這些。
“我在努力保持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修養，可惜未必能做到”。
這些年，馬明達還是秉承家學中的“有證據地講真話”，在考據學上深耕。作為廣東李小龍研究會會長的他，也在一心準備還原真實的李小龍。他說，李小龍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非常有哲學思想的武學學者，在他的家裡最多的就是各種書籍，和他打過交道的人都能夠感受得到他的學養。這在武學被異化得很厲害的當下，重新解讀這位以一人之力改變西方世界對中國偏見的勇者，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常書鴻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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