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魅力在於探索,在於模糊,在於多義

普洱茶的歷史,遠比我們大部分人知道的更為厚重與精彩。

曾經的普洱茶輝煌到何等程度,少有人說得清,這些故事大都在斷代的歷史長河中湮沒。楊凱先生常年堅持翻閱塵封的史料,走訪一處處遺蹟,讓很多過去的故事漸漸浮出水面。

作為一個想要了解普洱茶歷史的人,楊凱先生的書是必讀的。「茶業復興茶書館」裡,楊凱所著的《茶莊茶人茶事:普洱茶故事集》常排在叫賣榜前列,年前在接受茶業復興採訪時,他正忙於做《從大清到中茶:最真實的普洱茶》(增訂版)的修訂,現在,這本書也已經正式面世,值得我們仔細挖掘,耐心細讀。

普洱茶的魅力在於探索,在於模糊,在於多義


有人說,楊凱的書就像吃螃蟹一般,當你挖掘到關鍵之處,自然鮮美無比。除了通過書籍傳播知識外,2019年,他還在喜馬拉雅裡開設了一檔《楊凱說茶》的音頻節目,製作格外用心,在抑揚頓挫地解說中畫面自然而然地就呈現在了眼前,要說多用心,你細聽就會發現,每個音頻節目開場的配樂都是經過他專門挑選後才有機會呈現到讀者的耳朵裡。目前,這檔節目更新到第17期。

如果音頻不夠聽,那就先細細翻動手邊書吧。

以下為楊凱先生2017年9月9日於茶業復興沙龍實錄與2020年1月9日的口述實錄整理:


與茶結緣


我是誰?我人比較奇特,做事也比較奇特,我不是茶葉圈的人,聽我說話是北京口音,我其實黑龍江出生,長春讀書,老家河北,所以非常複雜。

看我寫的書,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我其實學的是理工科,我大學不是研究歷史也不是學中文,而是長春光機學院光學物理系紅外技術專業畢業的,研究夜視儀器,主要是軍事用途。

普洱茶的魅力在於探索,在於模糊,在於多義

楊凱當年在長春讀書時的照片


我的職業是出版社編輯,具體是雲南少兒出版社編輯,現在叫晨光出版社,編輯少兒類的圖書,教材教輔這些。

我的性格比較散漫,愛好多樣,工作不求進取,讀書不求甚解。我這樣總結我自己不是某種角度上的自謙,這幾種性格造就了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所做的這些研究,基本沒有得過政府的一分錢,有時候朋友會關照,但是我沒有拿過任何基金等等,都是自己出錢做的,這可能也和我工作的單位有關係。

上世紀80年代,我與茶的相遇非常偶然。早年的昆明城區很小,出了火車站就全是荒地。1949年之前,昆明市的人口高峰值也只有大概40萬人口,早年的昆明城區很小,哪怕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出了昆明火車站,也還是一大片的菜地。居民的生活條件和住宿條件都相對緊張,相比而言,我們出版社這幫人就生活得相對寬裕些,我住的單位宿舍還裝了衛星電視,能看到鳳凰衛星電視MTV等等,一些朋友常到我這裡來,大家聚在一起打打橋牌、喝喝小酒,一起玩的人當中不乏一些在茶葉公司、國企單位工作的人。我和朋友在一起玩的時候,有人就說別瞎玩了一起做本書吧。

上世紀90年代初,茶道、茶藝這些概念基本上還出現,當時我們為這套書(四本)定的選題是菸酒糖茶,我被分配了負責寫茶這本書,但這書我寫了好幾年才寫出來,寫出後又剛好遇到體制改革的問題,出版社重新劃分了,過去定的圖書選題被撤銷了,這本寫好的茶書也就不了了之。

普洱茶的魅力在於探索,在於模糊,在於多義


1993年,思茅(現普洱)準備開普洱茶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茶葉公司玩得好的朋友也給我們發了邀請。我們原本計劃在會前頭一天去,但那天的機票全部售空,只能推遲到會議的第二天再搭乘茶葉公司的包機到達現場,當天正好是“中國普洱茶葉節”的開幕日,這麼算來我也是在現場見證了雲南茶葉發展的這一歷史時刻。


1994年,昆明召開了第三屆中國茶文化國際研討會,我也參加了,會上我還提交了一篇論文——《雲南民間唱詩與茶文化》。這個會議的規格很高,現場配置了六種語言的同聲翻譯,當時會議給每個參會人員印發了一本小冊子,上面記錄著每個要發言的人的發言摘要,本來會後計劃要將會議討論的資料印成一本書,但由於當時資金問題,這本書一直沒能印成,是個遺憾。同年還有個徐霞客研討會,我提交了一篇叫《徐霞客遊記與雲南茶文化》的論文,就是按照他的遊記,把明末時期雲南的茶俗等茶文化做了一個簡單梳理。

再說回之前因出版社體制改革而沒出版成功的那本茶書。茶書沒出版成,我就暫時沒有繼續深入研究茶葉了,但也還在關注這個事。為什麼沒深入研究了呢?因為當時與現在的情況不一樣,那會兒內地的茶藝文化是從臺灣傳過來的,才剛剛興起,還處於一個“泛泛而談”的階段,而在茶文化方面的研究,國內則更偏重於茶葉歷史和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而且資料有限,當時也都被挖掘得很深入了,沒有別的可突破的口了,所以我就暫緩了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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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發生在2002年左右。隨著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大家對茶文化、喝茶的要求等都有了更高的標準,再有就是鄧時海先生1995年出版的《普洱茶》一書面世,它開創了將普洱茶像文物一樣考證、像高檔商品一樣品飲、喝普洱茶要研究茶文化的獨特品飲技法……2000年後,這本書的繁體版也進入了大陸,儘管這本類似畫冊的圖書定價比較高,每本人民幣450元,但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已經為中國的廣大消費者所接受了。


同年,雲南科技出版社的朋友王韜邀我以特約編輯和作者的雙重身份做一本普洱茶的圖書,他寫了一個大體方案給我,提綱裡包括:什麼是普洱茶、普洱茶的歷史、工藝、分類、沖泡等等,我當時就建議他找上艾田一起寫比較合適,因為當時在中國大陸喝且懂普洱茶的人還不是太多,而早在2002年之前的一個研討會上,艾田和周紅傑兩人就合寫了一篇關於普洱茶倉儲的文章,他對普洱茶有一定的研究基礎。在組合各方資源後大家決定這本書就由艾田與周紅傑領銜組稿,但在組稿過程中就發現一個問題,歷史部分他們沒法寫,我就說我來寫,我前後花了十多天寫好後交還對方統稿。2003年底,這本名為《雲南普洱茶》的書就統好稿提交給雲南科技出版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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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在2002年,年底,我在昆明金實茶城碰見了鄧時海先生,得知他有想將《普洱茶》一書在大陸出版縮印本的意願,並且可不要稿費,在瞭解情況後,我結合國內市場情況建議鄧先生還是將書出版為精裝本,且不要縮印。在與我所在出版社溝通後,我出了相關方案,計劃圖書出版後售價180元/本,先印2000本試試市場,發行部同事也很認真地去到市場做了調研,得到的反饋是:圖書批發市場裡在售的茶書很多,估計你這講普洱茶的書賣不出去。但我覺得,市場上泛泛地講茶文化、茶知識的書是很多,而專門講普洱茶的書當時在市場上一本都沒有。


因為當時真正講普洱茶的書除了港臺外,大陸可能只有一本,那就是雷平陽的《普洱茶記》,這書由阮殿蓉(前勐海茶廠廠長,後六大茶山董事長)資助,2000年11月在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但那會兒這本書印數很少,在市場上幾乎是買不到的,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出一本專門講普洱茶的書或許就是一個突破點。後經出版社討論研究後,給出的答覆是:“我們是少年兒童出版社,對於這本書而言,我們沒有發行渠道,所以做不了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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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沒放棄,轉而通過尋找外社資源來促成這本普洱茶書籍的出版。其中有一個好玩的事情是,當時雲南科技出版社社長楊新書去到海埂民族博物館附近喝茶,而恰好他所去到的那間茶館裡有普洱茶售賣,他喝後發現原來普洱茶也很好喝,很有意思,回來後就興趣盎然,向我問起出書的事情,雙方一拍即合,出版這事有了著落。但出版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比如,當時鄧時海《普洱茶》臺灣版書的膠片都在臺灣出版商萬妙林手上,還得先從對方那將圖片要回來;而從出版合同上來說,如何簽訂也是個麻煩事,因為大陸和港臺的法律體系不同,我是參照了我們與歐洲籤的版貿合同才擬定出了這份協議……


2004年4月份,雲南科技出版社將所編著的《雲南普洱茶》與鄧時海所著的《普洱茶》兩本書同時進行了出版。兩書現已成為雲南科技出版社的品牌圖書。


《雲南普洱茶》與《普洱茶》出版後,圈子裡開始掀起了一波普洱茶書出版熱。雲南人開始注意到底什麼是普洱茶?沱茶、磚茶算不算普洱茶?普洱茶怎麼喝、怎麼泡?從傳統上來說,大家更多的是用大杯子直接泡,與綠茶飲用的方法沒什麼區別。如果我們要接著“走出去”,就要把這些概念搞清楚。同年,還召開了雲南省級的普洱茶研討會……這時期就出現了一些亂象,比如,一些人以攻擊他人來獲取學術上快速地出名,快速地出書。

深入茶海


從2004年開始我就深入地研究起了普洱茶,也就是從泛泛的茶文化研究轉入到了普洱茶歷史研究上。2005年,雲南人民電子影像出版社的西捷找到我,提議一起做一個兼具實用性和知識性的普洱茶影像節目,我們一致認為,普洱茶的歷史、製作、沖泡和品飲都是一個一個細緻而複雜的過程,這些過程以平面媒體往往很難完整地表現,以影像流動的畫面講述普洱茶是非常值得嘗試的。然而這樣做也有相當大的風險。我們的音像市場還不夠規範法制意識還不健全,一且遇到盜版,我們這種沒有廣告贊助、沒有政策撥款的DVD影片的投資將血本無歸。幾經權衡後,我們還是將加長的《實戰普洱茶》一片拍了出來,並參照七子餅的尺寸,設計了一個圓形禮盒式的包裝,定價38元/套,在當時環境下也還是賣出了幾千套,受到了市場和多方人士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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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長遠來看放任盜版也不是辦法,後為了抑制這種盜版行為,我們想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就是印製書刊與光盤配套出售,並適當提高定價,這樣的搭配方式在當時賣得也挺好,銷售出了幾萬套。就個人來說,我成功地啟動並參與了一個特定方向的選題,從一般圖書到雜誌式圖書,到圖書與所介紹商品的捆綁銷售,再到音像製品的一個深度拓展。但我們的心仍然沒有放下。我們希望我們的作品能對出版選題向音像製品等縱深拓展方面起到一個良好的示範作用,但我們不希望成為盜版光盤刀下的冤魂!

到了2006前後,國家改革開放力度加大,過去我們看不到的東西又看得到了。在2004年之前,我們能夠找到的關於茶的出版物很有限,整個雲南的茶文化就這麼點東西,很乾癟粗糙。但是當我研究檔案以後才發現,其實我們有大量的歷史是沉睡在檔案館裡的,這些檔案非常複雜,如果能真的搞清,就能夠給雲南茶葉歷史理出一個很好的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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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檔案,還讓我結識了一個很好的朋友——劉燕,她是雲南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當時在研究民族和茶文化,常去檔案館查檔案。而我有個習慣,就是在查檔案的同時我會直接通過電話聯繫當事人或他們的後人確認相關細節,她聽到後覺得很有意思,就跟著我一起查資料。當時檔案館不允許拍照、外借資料,但可以打字記錄或摘抄,而劉燕之前勤工儉學在複印店工作過,打字特別快,她就在檔案館通過打字摘抄下了很多資料,在她的論文完成後,她將這些資料都給了我,所以,我很多文字方面的資料也都還得益於劉燕的這些檔案資料的幫助。


當我掌握了這些資料後,很多事情也就變得簡單起來了,在後期的拍攝、採訪中,這些素材往往能夠相互印證和互補。

用理工科專業嚴謹的邏輯,還原歷史原貌


我的性格比較特別,我沒有把這當成學術課題來研究,沒人資助也就沒有人逼著我驗收。比如說,我找到清代的某個人,我就找找他的後人有沒有存世的,又從一個一個的家族開始研究。時間一長,我就慢慢把我找到的知識變成了一個網,把整個雲南茶文化和茶葉歷史形成一個很大的網,網中間的一部分我把它寫成了三本書。

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從大清到中茶》,因為趕上普洱茶低谷期所以印的很少,出版社也堅決不同意重印。孔夫子網上,正版的現在每本賣到500到800元,盜版的三十多元,而我的正版當時定價僅18元。我一直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做個修訂本,今年(2020)是個好時候。

2012年,我在臺灣出了《號級古董茶事典》,在這本書中就能看到大量珍貴的史料。這些史料如果我不指出來,大家就可能不知道它對雲南普洱茶價值,而且是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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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面這張圖片,是1949年當時昆明市政府要求各商號剛過完正月十五開門營業的通知,通知要求每個商號看過以後要蓋自己商號的印。這些商號全是茶莊,分成幾個系統,有昆明為主的茶幫茶行茶鋪的,也有下關的,也有四川的,這每一個名字後面就有無數的故事。

也就是說,我找到了一個捷徑,這個捷徑可能是別人不願意做的,就是從歷史文獻裡找東西。我研究歷史文獻,然後和現代的人對接,我又得到了很多現代文獻。這個過程中除了歷史現代文獻,還有各種圖書,即使有些人的觀點和我的並不完全吻合,我也會買來看做參考。大多數人,寫出來都還是有一些價值的,我就把有價值的找出來,當然也有些也純粹是垃圾的,就捨棄。

在歷史文獻和各種圖書資料的基礎上,還要加上我的親身田野調查。調查研究中我找到了某一些商號的線索,線索裡又能發現更多的線索,比如有的茶莊後人有家譜有回憶錄,因此我也去過很多墳山看過很多墓碑。

當然我還嚴重依賴互聯網、錄音筆、照相機,手抄也很多。有一些文獻是人家的傳家寶我們只能照相,有些檔案館可以照相但有些不能,我就會用手抄或者邊說邊用錄音筆記下來,有些圖也會畫下來。互聯網上確實有很多東西,可是網上的資料也要看你會不會找。如果沒有互聯網知識的框架也很難搭建我的認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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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些歷史人物我還會長期跟蹤。上面這位是書裡提到的陳佩仁先生,已經過世。在世的時候我不斷採訪他,他比較特別,解放前就是華盛茶莊的老闆。解放後進了昆明茶廠做技師,吳啟英還曾跟著他做學徒。和他聊華盛茶莊,聊他做花茶、發酵茶的經歷。

我瞭解到的很多歷史都沒用到書裡,我不是寫小說的,我是理工科專業講究邏輯的嚴謹性,所我寫的東西乾貨多,摻水摻的不夠,酒精度數高,有點難入口。

為什麼我要感謝三教九流的朋友呢?因為我沒有把研究茶這個事當成工作做,而是當做旅遊,當成玩和會朋友的藉口。我很多時候是自費去很多地方,去查找一些線索。單位效益不錯,所以起碼我的溫飽可以滿足,能夠偶爾拿出點錢跑到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方去跑一跑,第一次去純旅遊,第二次去就帶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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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梁宇皋先生(上圖左),他是汪精衛老婆的堂兄,他的故事非常多,為了搞清他的故事,我去了很多地方找,臺北、馬來西亞等等。

研究這些資料也要和現實結合。雲南在制定普洱茶標準的時候,認為按特定工藝加工的茶就叫普洱茶,但是在南洋在兩岸四地,還有很多地方,喝的普洱茶並不是雲南出的,可能是泰國出的可能是越南出的,他們叫邊境茶。邊境茶是什麼樣的呢?我曾到泰國一個叫茶房村的地方,這裡是生產普洱茶的基地,當時鴻泰昌茶大多數的原料,就是泰國茶房村的原料。

很多人在和我交流以後都非常感謝我,甚至因此成了幾十年的朋友。但是我的採訪也並不總是很順利的,也有很多人拒絕我的採訪,這個時候我就用其他方法,比如繞過他,找其他方面得資料,不放棄,但也不偏激。

我也不貪婪,我有大量的資料,我見到過很多和茶有關的實物,對普洱茶的研究和老茶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如果主人給我就收,不給我也沒關係。有時候看到出售的老物,如果超過它合理的價位,我也不強求。

我這個性格好還是不好,任人評說。現在在雲南最近知名度的稍微提高了點,但在港臺、新馬的知名度高一些,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調查中我往往是通過一個人找到另一個人,有時候甚至是我認識的。1993年,首屆中國普洱茶茶葉節在思茅召開,我不是正式代表,參加會議的時候認識了這位女士,婁楊丹桂女士,而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她的親戚。這張照片是這次聚會以後家族一部分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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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就是這樣,從一點點擴散開來,不管資料有沒有用,我都先保存著。還有我會在各種不同領域的文獻中尋找,例如《嚴家往事》,範和鈞的《中華漆飾藝術》,李佛一的《暹程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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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線索會在我腦海裡交織形成一個網,很多線索就會自動跳出來。我也做了很多比較研究,花笨功夫,比如把1953年的茶莊列成一個表格,再把相關的東西整合出來,到哪去採訪我都帶著,跟人家去求證。

別人看見你是有準備的,知道的東西又多,人家就願意相信你,和你說他們家的歷史。這些都是建立在我的知識的豐富性和認真的真誠度上。好的人緣其實是建立在別人對你的信任上,同時你幫助別人是在真誠的基礎上,不商業,人家就很容易信任你。

普洱茶的魅力在於探索,在於模糊,在於多義


普洱茶有光輝的過去,有可期的未來,我們相信,它一定能譜寫新的傳奇。

最後,以《從大清到中茶:最真實的普洱茶》(增訂版)提詞中的一句話共勉:“普洱茶的魅力在於探索,在於模糊,在於多義。它是海洋,浩浩蕩蕩,中間又有無數的暗礁、急流,無人能窮其邊際。我們能做到的只有喝自己的茶——‘喝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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