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迷惑，從盛唐到五代，一個開放自信，軍功強大的超級大國怎麼就轉變為武人當國、以下克上、分裂割據的破碎板塊。
其內在的原因，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簡單來說就是隋唐下層的土地分配製度均田制遭破壞，導致府兵制沒辦法維持，最終募兵脫離了制度的控制。從而最終造成了軍閥割據。
一、從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轉變
均田制是從北朝開始實行的制度，指的是國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在得到土地使用權後履行對國家的義務，比如上稅（租庸調製）、比如跟隨國家打仗。土地屬於國家，理論上來說分給你的土地在你死了之後要收回，在重新分配給其他人。
與均田制對應的軍事徵兵方式是府兵制。既然你已經無償得到了國家分配的土地，那麼你就有義務在國家打仗的時候自己準備相應的作戰裝備為國出征。而且府兵因為主要身份是農民，出征時朝廷才派一個大將領軍，戰鬥結束大將回朝，府兵回鄉，不會造成將軍與士兵的人生依附從而造成將領尾大不掉。
木蘭辭：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就說的是府兵出征要自備相應裝備
看似很美好的制度，而且北周隋唐武功強盛都跟均田制和府兵制有很大關係。但是大家發現，均田制只能在戰亂之後人口銳減，國家掌握大量土地的情況能實行。事實上到了高宗李治和武則天時期均田制已經開始實行不下去了。人口增長，國家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
對應的，府兵對於一次性的戰鬥有優勢，但府兵說到底還是臨時軍隊，面臨作戰時間不能長和作戰半徑短的問題，府兵是自己勞動、自己準備作戰物資，時間長了，家裡的地誰來種，不種地沒收入，不要說買裝備了，餓都餓死了。而且對於需要建立人身依附關係相互信任的軍隊，比如皇帝的親衛部隊，楊廣時期就開始國家出錢建立驍果衛（就是最後弒殺楊廣的那支部隊）了。
這些在唐朝統一戰爭時期還可以克服，但後來唐朝疆域擴大到極限，邊疆要留兵駐守，需要職業軍人吧。唐朝與西邊的吐蕃，南邊的南詔、北邊的突厥回鶻等隨時發生戰爭，而且李隆基又是一個“開邊意未已”的雄主。需要一支穩定的、職業的軍隊來駐守邊疆。長期與異族戰鬥的西北（與吐蕃）、東北（契丹、奚）、西南（南詔、吐蕃）需要厲害的將領長期帶領才能保證戰爭勝利。
戰場形勢瞬息萬變，要讓將領集中所有資源用於戰爭才能打贏吧，不然發現敵人大將先去找軍需官寫申請，一套冗長的官僚程序走完，敵人也走了不是。
久而久之，處在邊疆的節度使就成了集一方軍權、財權、人事權等一切大權於一身的土皇帝。
然後那些遊牧民族還是流動的吧，在幽州打敗了他們，萬一他們跑到河東來怎麼辦，出於事權統一的需要，一個方向的節度使是不是由一個可以信任的大將總攬全局會更好呢？所以就出現了王忠嗣這樣兼任西北四鎮節度使和安祿山這樣兼任東北三鎮節度使的超級軍頭。
二、安史之亂後藩鎮和朝廷的實力平衡
後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了，王忠嗣到死都忠於大唐，所以很多人沒聽說過他，而安祿山一腳踢翻了大唐盛世。在對付安史叛軍的過程中，朝廷要讓政府軍有戰鬥力，同樣給了很多政府軍頭領節度使的頭銜，方便他們便宜行事，戰後這些藩鎮得已保留，導致原本只是為了邊疆戰事的節度使制度在內地遍地開花。
然後一連串中央和藩鎮的角力之後，大唐取得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鎮之間的平衡，在這個平衡中又度過了150左右。這個過程中如果皇帝強勢一點、有能力一點就拿幾個不聽話的藩鎮殺雞儆猴，想方設法擴大一下中央權威，皇帝弱勢一點，沒有能力一點就被宦官、大臣、藩鎮等欺負一下。
但其實真正欺負皇帝的主要是宦官，因為首先唐朝中央掌握一支精銳的神策軍（在宦官手裡）。單獨對付任何一個藩鎮造反沒有問題，其次中央有大義名分，單獨一個藩鎮造反只要中央一紙詔書，周邊想著吃掉你擴大地盤的藩鎮馬上像蒼蠅聞到雪一樣群起撕碎你。
三、微妙的平衡被黃巢打破
這樣的平衡如果沒有外力破壞，可能還會維持一定的時間，可惜遇到了黃巢，所謂的流寇可不會把自己侷限在某個藩鎮的範圍內活動。他是全國流竄作案，而且破壞力驚人，過程中還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單個藩鎮顯然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中央開始授權一些節度使節制一大片地區，方便統一剿滅農民軍。
這個過程在黃巢起義被剿滅之後，眾多的小藩鎮也就變成了幾個地盤廣大、實力雄厚的超級強藩：李克用、朱溫、王建、楊行密。這一串名字吹響了後續五代十國的號角。
而地盤擴大了的各藩鎮看著連唯一的神策軍都被滅的一乾二淨的大唐皇帝，就好像當年的曹操、袁紹等人看著漢獻帝。大唐這座大廈就這樣倒了。
而五代十國武人當國的時代就這樣來了，畢竟五代十國每個朝廷的前身都是大唐的武人節度使。“兵強馬壯者為天子”。這批武人不最後打出一個勝利者並想出解決武人跋扈的制度方案這事不算完。
總結：從大唐盛世到武人當國的五代十國，其實有一連串演變的邏輯鏈條，最開始的原因，其實還是均田制的破壞和府兵制的解體，大唐尚武的傳統埋下了最終被反噬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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