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習院大學教授鶴間和幸先生被稱為“日本研究秦始皇第一人”。讀罷《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時代》（鶴間和幸著，楊振紅、單印飛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7月版），感覺“第一人”云云，良非虛譽。自2010年開始，鶴間先生在大學開設“出土資料所見秦始皇時代”“從出土資料解讀秦始皇時代”兩門課，結合最新出土的材料，重新研讀《史記》，竭力探尋秦史的秘密，五年後他的新著《人間·始皇帝》由巖波書店出版——看到這書名，不難推知該書的意旨，即“嘗試把秦始皇作為一個‘人’來接近他的真實形象”。
從出生到死亡，秦始皇這一生撲朔迷離，堪稱“謎一般的男人”。秦漢史專家李開元教授嘗以“秦始皇的秘密”為題，試圖借用福爾摩斯那樣的偵探手法，“復活被嚴重誤讀的秦國曆史，還原被歷史妖魔化的秦始皇，深度解密秦史失落的真相”。李先生在書中說“看法可以有很多，事實卻只有一個”，而對其書最恰切的評價莫過於一位豆瓣書評人說的“事實只有一個，但看法可以很多”。同樣是破解謎案，鶴間先生的《始皇帝》一書同樣流暢好讀，確屬深入淺出之作，作者勇於提出新見解，而又嚴守學術的規範。
在筆者看來，《始皇帝》至少有兩個方面（研究手段和寫作手法）示來者以軌轍，頗具啟發意義。在研究手法上，作者很重視文本“對讀”，強調實地考察的作用，還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如衛星圖像分析）進行歷史考索。這裡單說文本細讀，對此作者在序言中開門見山：
司馬遷把秦始皇描述成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的皇帝——而且註定會成為“皇帝”。我們在《史記》中見到的秦始皇形象，是生活在秦始皇死後一百多年的司馬遷塑造的，和秦始皇的真實形象已經有了一定距離。
因此，要想接近秦始皇近五十年生涯的真相，必須對《史記》持謹慎態度。這並不是說要無視《史記》的記載，而是要逐一核實、驗證《史記》中有關秦始皇記載的史料根據。……做這項工作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積極、靈活地運用秦始皇時期的考古資料和文字資料。
所謂“對讀”，最基本的就是搜尋、關注文本差異，並利用各種方式儘可能給出合理的解釋。書中有不少地方直接端出讀史的疑問或路徑：“《史記·秦始皇本紀》開篇就明確說，秦始皇是秦莊襄王的兒子。但是，《史記·呂不韋傳》卻又說，秦始皇的父親是東方大商人呂不韋。”（頁7）“必須重新思考《史記·河渠書》和《李斯列傳》記載的鄭國是間諜的說法。”（頁44）“如果將《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呂不韋列傳》進行對照，就會發現兩者對這一事件（按：指嫪毐之亂）的記載存在著很大矛盾，讓人不禁懷疑這一內亂是否真的發生過。”（頁47）“我一直關注《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刺客列傳》對此事記載的不同。《秦始皇本紀》依據的是秦國的官方記錄，暗殺事件的始末和真相是高度機密，沒有記載，只強調暗殺失敗了。但《刺客列傳》詳細記載了荊軻刺秦王的整個過程。”（頁62-63）“《史記》關於楚國最後階段的記述也前後矛盾，但根據出土史料《編年記》，我們可以判斷《史記》記載的真偽。”（頁73）“《史記》‘本紀’記事採用的是編年體，按照年代順序排列，但很少精確到月份。……但是，出土行政文書中明確記載年月日的卻很多。若能充分利用這些出土史料的話，就可以知道秦始皇二十六年這一統一之年，政治形勢是如何以月為單位發生變化的，從中也可以看到《史記》中沒有記載的新史實。”（頁88）“由於《趙正書》竹簡的發現，關於秦始皇之死，我們已不能毫無保留地全面信任《史記》的記載了。”（頁169-170）“《秦始皇本紀》記載子嬰是秦二世兄長之子，但《李斯列傳》又說他是秦始皇的弟弟——《史記》中有一些像這樣矛盾的記載。”（216頁）
筆者不厭其煩地做“文抄公”，一方面於此不難看出作者的入手點——就《史記》研究來說，這大概難逃“卑之無甚高論”之譏，不過，有心的讀者徑可以此為線索，自己“摸著石頭過河”；另一方面可以表現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就歷史學而言，最重要的一點恐怕就是不妄下斷語。比如，作者對秦始皇之死所作的推測就是很好的一例。根據《史記》的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但仔細查勘秦國的歷譜，確證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並沒有丙寅之日，《始皇帝》於是轉而從“熒惑守心”這一天文現象入手，推測秦始皇不是死於七月，而是死於八月丙寅日（詳參第七章“帝王之死”）。而辛德勇教授堅持認為秦始皇死於七月某一日，“丙寅”或為“丙申”的形訛，強調“在沒有其他強硬證據之前，無由強改‘七月’為‘八月’”，這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對《始皇帝》圍繞天文現象所作的文章隻字不提，而且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卻擺出十分自信的模樣，不免使人感到困惑。（《辛德勇讀《趙正書》︱一件事 兩支筆：胡亥繼位的是與非》，澎湃私家歷史2018年12月27日）對照之下，《始皇帝》對秦始皇之死這一謎案所作的研究，雖然不可能最終定讞，但終歸提供了一種思路，而且出語謹慎——“無論是遺詔的問題，還是前面說過的丙寅日死亡之謎，我們都很難做出判斷”；“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為新發現的史料的魅力深深吸引”——既不迷信傳世文獻（即使是司馬遷這樣卓越的史家《史記》這樣偉大的著作），也不無視出土材料可能提供的新史實。
在對待史料的態度上，《始皇帝》著重區分秦的材料和漢的材料，並儘可能用秦的材料說明秦的歷史（此點受到魯西奇老師談話的啟發），所以書中隨處可見對秦簡的利用，比如用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考察兩任秦王之死（頁32-35），用嶽麓秦簡講述“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頁77-78），用廢棄在湖南里耶古井裡的秦簡展示“統一”這一千秋大業的一些細節（頁91-96），等等。當然，這絕不是說作者不採用漢代的史料——實際上也不可能——只是說作者在使用漢代史料時會慎之又慎，所以他才會再三強調要謹慎對待《史記》的記載，在探討秦始皇的生父時特意指出“東漢時編纂《漢書》的班固甚至用呂不韋的姓稱秦始皇為呂政”（頁8）；在解析焚書坑儒事件時不忘提示，“把這個事件稱作‘阬儒’的，是已將儒學立為王朝統治的漢人，《史記》中寫作‘阬術士’”（頁145）。尤值注意的是，《始皇帝》還儘可能利用不同類型的史料來解疑釋難，比如用東漢時編纂的《九章算術》（作者同時指出西漢初期張家山漢簡也有《算數書》，嶽麓秦簡有《數書》，北大秦簡有《算書》，於此自可看出這一史料的淵源）中的一道算題來分析“呂不韋的如意算盤”（頁21）；又如，作者以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天文氣象雜佔》（書中不止一處利用天文氣象材料）考察彗星與政治動亂的關係（參閱第三章“嫪毐之亂”）；再如，作者努力蒐集漢代畫像石，“結果發現各地都有和《史記·刺客列傳》記載不同的傳說”（頁63）。這種例子，書中俯拾皆是。
在寫作手法上，《始皇帝》也有其特出之處。對於學術寫作，陳垣先生曾有一段精闢的論述：“論文之難，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則無須再說；若人人不知，則又太偏僻太專門，人看之無味也。前者之失在顯，後者之失在隱。必須隱而顯或顯而隱乃成佳作。又凡論文必須有新發見，或新解釋，方於人有用。”由於筆者閱讀的是中譯本，我不敢說《始皇帝》百分之百做到了，但無疑在篇章的佈局、敘述的節奏、筆墨的濃淡方面都很講究，值得細細品味。遊逸飛先生在《鶴間和幸導讀》一文中說：“《始皇帝的遺產》配置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圖版，從金縷玉衣到隨葬陶俑，從竹木簡到畫像磚，在在帶給讀者豐富的視覺饗宴。本文想進一步強調這些文物圖版並非簡單的插圖、文字的附庸，它們是活生生的史料，帶有文獻未曾留下的歷史訊息，必須和文字一樣被細膩解讀，方能從中得出新鮮的歷史認識。”因篇幅所限，《始皇帝》在這方面雖不能媲美《始皇帝的遺產》，但書中的各種圖表同樣是精心製作的，不可輕易放過。
當然，《始皇帝》個別表述似乎尚可進一步斟酌，比如作者在在期望揭示秦始皇的“凡人”形象，他在序言中說：“相對於‘通過強權實現統一事業’的皇帝形象，一個作為普通人的秦始皇形象也開始浮出水面：他一邊進行征服六國的戰爭，一邊卻對東方（六國之地）的地域文化心存敬畏。”（頁vi-vii）這看似妥帖的表述卻讓我對“人”這個字產生了好奇心：如果說秦始皇是個普通人，那麼是不是就意味著軟弱畏懼這一面才是“普通人”的人性，而征服好勝就是“政治人”的人性，這樣一來，“人”被分裂了，不免僵化，無異於行屍走肉。實際上，我們知道，但凡為人，有強大的時候，也有軟弱的時候，我們似乎不能說他運籌帷幄橫戈立馬就是“秦始皇”，他愛好或敬畏東方六國的文化，就是“凡人”——對東方文化的態度，可能也深藏著始皇帝在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不純粹是他作為“凡人”的靈光乍現；同樣的，征服六國的時候，始皇帝就沒有作為“普通人”的性情了嗎？
最後，編校上有一處白璧微瑕：參考文獻部分，“史林揮塵：祈念方詩銘先生學術論文集”（頁232），正確的書名其實是《史林揮麈：紀念方詩銘先生學術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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