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戰國末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戰爭頻發的社會環境、大刀闊斧的制度變革、日新月異的手工業發展與百家爭鳴的學術之風都影響著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國勢的發展。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也決定了社會在高度發展的同時必然存在嚴重的動盪的時期，
秦國宰相呂不韋集其門客聚百家思想編撰了一本可以被稱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雜事"的書籍——《呂氏春秋》。書中呂不韋以道家思想為基礎，儒家思想為框架，墨法思想為補充，在容納百川的基礎上成一家之言，為秦國日後的統一大業奠定理論基礎。同時，在編撰過程中呂不韋受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想的影響，將治國之道比喻於成君之道，又將成君之道比喻成器之道中，借成器的方法間接勸誡君王。
因而，這本書不僅是一本治國成王之書，亦是一本蘊含著古代造物思想的書籍。書中用農業為國之根本的地位，為我們指出農業器具、農耕方法對於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從農業角度入手論證造物中最基本的"物以致用"原則。還指出了指出造物中"天人歸一"思想的重要性，通過對"天人歸一"思想的闡述來論證造物的最高準則。
不論是"物以致用"，還是"天人歸一"在中國造物史中都一直被作為造物的重要理念而被不斷踐行的，在這兩種思想的影響下才有了古代中國燦爛的造物文化。這些造物思想不僅對中國古代造物的傳承與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同樣也對我們當代設計中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鑑指導意義。
圖一 《呂氏春秋》書頁
秦國的物質環境
摒除呂不韋對此書編著的鼎力支持，當時繁榮發展的商業經濟與百家爭鳴的思想變革，為《呂氏春秋》的成書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與精神依託。秦孝公即位後痛感朝堂無可用之人，下令廣納賢才，並許諾將有才能者奉為官。衛國商鞅應徵入秦，受到了秦孝公重用，並兩次在秦國主持變法，提出用法令廢除奴隸制的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化的合理性、允許土地買賣、提出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等措施使得秦國實力迅速增強。
軍事上秦國通過一系列合縱連橫鬥爭，與齊國成為西東二強並尊為西東二帝，為日後統一六國打下基礎。之後又經過惠文王、武王兩代，秦國國勢的強盛更是與日俱增，呂不韋入秦之前正值秦昭王執政後期，秦昭王在位期間深受范雎思想影響，對外採取"遠交而近攻"的策略，使得其在諸侯爭霸中屢戰屢勝；對內剷除魏冉、宣太后政權，使得國家權力集中於王權。
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鬥爭中，軍權與政權的絕對統一也促進秦國封建農業經濟飛速發展。隨著軍事鬥爭的勝利，秦國領土面積不斷擴大，同時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也讓成都平原成為沃野。
圖二 秦朝農耕用具
秦國土地面積的擴大促使牛耕和鐵農具大量出現，農業產量呈現出大幅度提升趨勢，"萬石一積"的糧食隨處可見，"粟如丘山"的場景比比皆是。《呂氏春秋》在書中也將農業立為國之根本，並總結農業生產經驗，彙集成《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專門論述農業的文章，指導農業生產。這些豐厚的糧草無疑是秦國統一全國有利的物質保證，也是秦國成為當時富庶的諸侯國之一的有利證據。
社會經濟的增長也伴隨著農業生產產量的提高而興旺起來，農具的進步使得大部分直接生產者從奴隸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封建生產關係替代了奴隸制生產關係，人們的勞動興趣和生產積極性大幅度提高，社會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局勢。農夫要以粟交換械器，手工業者要以械器交換粟，各種交易都需要通過市場交換達到目的，這種帶有商業形式的交換行為，促使戰國時期秦朝的市場經濟逐漸繁榮。
圖三 影視劇中的秦朝街市
秦朝貨幣的創造
為了商品交換的便捷，秦國開始鑄造圜錢。秦惠王時期實施"初行錢"，到了戰國末年錢幣已滲入秦國生活的方方面面，錢可以贖罪、借貸。官府甚至將商業活動當成政治事務的一部分，通過放債來達到統治人民的目的。
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錢幣的推廣，促使當時持有市場錢幣最多的商人，社會地位逐步提升。一些擁有雄厚資本、囤積居奇的富商大賈不僅可以操縱市場，也可以用豐厚的財富影響各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商人們為了獲取金錢與利益開始不避艱難險阻雲遊四方，對於政權的渴望也大大促進了他們對金錢的掌控。
戰國末年的呂不韋在當時商人積極謀取權利的時代，也將弦高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開啟了屬於自己"奇貨而居"的時代。同時，生產關係的變革也使得手工業有了長足發展，手工業與之前相比除了種類增多之外，生產規模、技術也在不斷擴大與提高。
秦國國內除了官營手工業外，民間手工業也已興起，大者取木、冶煉、鍛造，小者自設坊肆，亦產亦銷。手工業發展中首推的就是冶鐵業，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戰國秦鐵器不勝枚舉，大到軍用武器小到生活用器，無不顯示出秦國富饒的礦產資源與精湛的冶鐵技術。除此之外，秦國的漆器、製造、皮革等手工部門均有了較大發展，青銅器工藝造型精巧，編鐘音樂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些都佐證了秦國手工業發展水平的迅速。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秦國開始出現以咸陽、櫟陽為首的集經濟、政治為一身的大都會，種種跡象都表明當時秦國已逐漸擺脫蠻夷之國的落後面貌，而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東周諸侯之林。同樣，社會高速發展下的秦國也為《呂氏春秋》的編撰奠定了豐厚的物質條件。
四 秦朝貨幣與硬幣
秦朝"百家爭鳴"的文化環境
士族階級的壯大帶來了研學之風的熾盛與學術思想的空前繁榮。私學師門之多、師承來源之異、個人崇尚之別形成了家門學派的不同，當舊秩序被打破，新規則尚在探索中時，各門派"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紛紛通過各種方式提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儘管在政治上秦國已表現出明顯的爭霸趨勢，但在思想文化領域裡，儒、道、墨、法、陰陽、農、縱橫等諸子學派則共同營造出"百家爭鳴"的學術之風。
戰國時期，諸侯林立，以往被視為禮制法度皆楷模的周制早已失去號召力。不可否認，周代嚴格地禮樂制度起到了加強宗法制度、穩定社會生產關係和促進文明進步的作用，但森嚴的等級劃分也使人們安於固定的社會地位，過循規蹈矩的生活。
而春秋戰國之際，戰爭頻發各國求賢若渴的現象改變了這一現狀，平民晉於高位的機會唾手可得，"布衣卿相""禮賢下士"的故事廣為流傳，於是大多數平民的上進之心受到刺激，創造能力受到激發，這使得戰國時期的文化表現出空前張揚的特色。
圖五 百家爭鳴的圖片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禮崩樂壞、戰爭頻繁的時代，同樣也是一個富有創造力和個性發揮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受到周禮世襲制束縛的一大批寒門庶子，成為文化激烈碰撞火花下的"弄潮兒"。戰國時期大量的兼併戰爭使得各國統治者開始廣納賢良，爭士、養士、用士成為一股世風。這些士階層不僅成為供養者的私人勢力，而且能夠協助其主治國安邦，君王的賞識與時代發展的推崇，使得士族階級開始成為時代發展的"領潮者"。
這些迫切想要展露風采的士族階級開始不受國籍和信仰限制，憑藉一定的文化和專長，奔走各國尋找明主謀取官位或財富，獲得賞識的士族憑藉自己的才能與君王的協助，在政治舞臺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呂不韋當政前，秦國也開始大量吸收外來人才，但範圍十分狹隘，由於推崇酷法的有力統治而主要歡迎持法家觀點的人物，所以嚴格意義來講秦國並沒有養士之風。但戰國時代士族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特殊勢力，因此，呂不韋當政後打破秦國用人侷限，廣納人才為秦國招收了一大批能人異士，並群策群力使其共同編著了一本集各學派之大成者的書籍《呂氏春秋》。
秦朝廣納賢才的政治環境
戰國末期政治局勢的多變，也使得各國君主紛紛按照自己的意願各自為政，尊儒、信道、崇法、重農等觀點在不同的國家並存，政治局勢的詭譎多變也使得君主明白，單靠一種學說實行統治已不能應對複雜多變的政治時局，於是他們開始信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觀念，不論持任何觀點只要利於國家統治都可以接受， 這加劇了各國人才之間的頻繁流動，直接影響了各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各個學派本著"天下大同"的共同目標相互忍讓與通融，這種包容並蓄的文化氛圍也為《呂氏春秋》的成書提供了必要條件。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與人才輩出的學術氛圍，為《呂氏春秋》的成書提供了條件，學術氛圍的開放也促使呂不韋編撰此書。
在春秋之前寫書只能通過官府委派官吏、士而作，所寫內容大多也與官府官文、占卜記錄或歷史記載相關，因此著書立說是種嚴肅而神聖的行為。而到了春秋時期，文化傳授慢慢從"學在官府"轉變為"學在民間"，特別是經過孔子私學的提倡和傳播，民間講學之風興盛，這種行為大大提高了人們的識字量，促使私人著作開始出現。
到了戰國時期，越來越多的貴族或士族將自己的理論主張、對人生的思考感悟與對事物的見解著書立言，從而形成了《老子》《莊子》《商君書》等許多私人著述，這些私人著作的出現也為呂不韋成就一本"備天下萬物古今之事"的雜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圖六 呂不韋圖片
《呂氏春秋》造物思想的實用
早在七八千年前的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擺脫了長期靠採集和狩獵取食為生的局面，石制農具開始作為我們主要的生產工具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直至春秋前後才逐漸被鐵質農器所取代，時間長達四五千年之久。
春秋戰國之前，人們打磨石頭、衡量尺寸是為了能夠使用石制農具來改變耕作方式，提高人工勞動生產效率。隨後為了減少人力輸出，提高耕作效率、增加產量，人們開始在石制農器上鑽孔、配柄，利用槓桿原理來實現農具功能的最大化，以此來滿足對農業生產的需求。
到了春秋戰國早期，這種對石器工具的改造依然盛行，以致影響到之後的青銅農具的製造。春秋戰國中期，鐵的出現取代了之前的石器與青銅器，各國開始加速礦產資源的開採，鐵器農具逐漸出現在農事之中。相對於石制工具造型的笨拙與青銅材質造價的高昂，鐵器工具具有造價更加低廉，磨損率較低且實用性較高的特點。 這些特點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更加便於人們的使用提高了生產效率，因此鐵器農具很快在各國之間迅速推廣開來，地處西北的秦國也受此影響開始大力推廣鐵器。
圖七 汲水器圖片
秦國國內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山海經》中描述的十大礦山都在其境內，意識到鐵器的優勢後，秦國開始著力發展國內冶鐵業。 秦朝特意設置官職以便秦國鐵礦的開採、冶煉細化到每一步，以此保障冶鐵業的發展。因而，鐵質金屬在當時的農業生產中以其出色的冶鑄特性被廣泛應用。農耕是百姓衣食之源，七千年的農耕文化造就了中國百姓務實的生活態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下誕生出中國獨特的農耕文明。
《呂氏春秋》作為一本關於治理國家的書籍其中也包含農業理論，《上農》篇中提出的重農意識是整本書籍農業思想的的核心；《十二紀》中十二個月的氣候、物候變化及相應的農事活動為經線，並以《任地》《辯土》《審時》篇中闡述的"地宜""時宜"觀，與農業生產技術為緯線，構建起了"以農為本"的體系架構和農業"生態圈"。其中提到關於農業頒佈的政策、農具的變動創新都是為了論證農業發展對國家之利。
圖八 六角形鋤
造物思想中的的治國策略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兵器作為對內維護統治與對外領土擴張的有力工具，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從新石器時代，我們用石塊、竹木、骨角等隨處可見的材料，經過摔置、打磨、捆綁的方法，製成斧、刀等簡易但實用狩獵武器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兼併戰爭直接推動兵器的發展推入新的階段。
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青銅的冶煉與鍛造技術達到高峰，兵器的發展也逐漸進入青銅時代。當時的工匠掌握著鍛造各種青銅兵器的合金比例，並規範了兵器的尺寸和形制，同時與兵器配套的弓箭、皮甲的製作也趨於成熟。
呂不韋提出的義兵思想向世人宣示了秦國對六國的戰爭的正義性，並在輿論上贏得廣泛同情與支持，從而達到迅速打敗六國、一統天下，實現"天下歸一"的宏偉目標。《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統一全國前夕，作為秦始皇仲父和老師的呂不韋敏銳地察覺到秦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尤其秦國所推崇的酷吏政策，以及秦王政專橫獨斷的性格特點。
呂不韋為了確保秦王朝的統治，以及封建貴族集團的長久利益，將自己對秦國發展的治國之策都寫在《呂氏春秋》中，有的放矢的指出了秦國社會政治中存在的弊端，並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呂氏春秋》是呂不韋借鑑百家思想編纂而成的一本著作，體現了其治國思想與"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即天下必須以天子為準則，以便統一天下人的行動；天子也必須掌握國家，這是為了更好的集中全力便於管理天下。如若不這樣做則國家政局動盪，百姓無處安身，戰爭就會四處蔓延，最終導致國將不國，家將不家的局面。
戰國時代，實現國家統一的最直接手段即為發動戰爭。因此，呂不韋對墨家主張的兼愛非攻與堰兵思想提出反駁，對戰爭的必然性加以肯定。但是呂不韋肯定戰爭也不是毫無原則的大興戰火。他認為，戰爭猶如馬車、船隻等工具，既可造福於人也可為人帶來災禍，關鍵在於發動的戰爭是否合乎道義。
圖九 秦國矛圖片
《呂氏春秋》作為國家精神統一的體現，明確提出秦天子在國家內處於主導地位，為臣者必須要善為，為民者要善聽，以此來擁護其統治。雖然書中對於秦天子的權利作了明確限制，要求天子不能獨斷專行、為己謀私。但整本書的思想仍是將秦天子置於國家首位，肯定天子的合法統治權，臣民必須無條件服從於天子的統治。
結語：
《呂氏春秋》中物以致用的思想強調造物的原則應滿足致用利人與致用利國兩點，將器物的使用價值放在了評價器物的首位。秦朝裝飾樸素的青銅器皿，西漢造型獨特的青銅燈具，明代使用樸素的傢俱都將追求器物的使用功能放在首位，在此基礎上將美學融入其中，共同造就了不同朝代獨特的器物之美。特別是隨著時代發展，實用器工具、兵器的發展，更是將物以致用思想利於根本之地。
《呂氏春秋》中物以致用思想與天人合一思想的結合，更加強調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類行為在造物與融於自然中的主導地位，更加肯定人的價值。對人行為肯定的同時也對人的行為作為規範，這種規範是建立在滿足器物的使用價值與遵循自然法則追求天人合一的基礎之上。因而，《呂氏春秋》中的造物觀的重點在於強調物以致用思想與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中國藝術器物論》
《提問呂不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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