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詳解：這一章，七個字，沒一個難字，但千古以來，都是錯解。所有的解釋，基本都按朱熹《論語集註》而來。朱熹認為：“放，依也。”按這解釋，“放”就發上聲了。而後來所有的解釋基本都成了“如果一切行事以求利為目標，就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或自己心中容易產生怨恨）”，最多就把“放”解釋為“放縱”，基本意思還是一樣的，就是把“利”當成惡的，或者是引發“怨”的事情。
而實際上，如果“放”真的就是“依”，那為什麼不直接用“依”？“依於利而行，多怨。”，這樣不更清楚？後世論詩有所謂詩眼，好詩的詩眼是不能改的，就像大家熟悉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這“綠”字就沒法改，在漢語中，就再也找不到一個字可以替代的。而《論語》時代雖無詩眼一說，但《論語》，中文第一書，裡面的用字有著中文第一書應有的準確性與不可更改性。試想，那沐猴而冠的呂不韋糾集些三教九流之人弄了本雜說《呂氏春秋》都敢吹噓“一字千金”，改一字都不行，又何況這中文第一書的《論語》呢？
“放”，應該發去聲，包含“放棄、放縱”的意思。可能所有人都要問，“放棄”和“放縱”，這兩個意思不剛好反了？在這句裡，“放棄”意味著不按“利”行事。既然不按“利”行事，又何來放縱？而“放縱”意味著惟利是圖、放縱而行。既然是惟利是圖，就談不上“放棄”了。“放棄”的不能“放縱”，“放縱”的就不“放棄”，放棄利益和放縱利益，兩個極端，怎麼能同時出現在“放”的解釋裡？其實，正是這“放”字包含了這表面上相反的兩個意思，才使得這“放”字成為詩眼而不可更改。《論語》，中文第一書，不僅僅道理上，連用字這麼小的細節上，也可以傲視千古。這個“放”字，絕對算得上“一字而有神”。
“放於利而行，多怨。”就是無論放棄還是放縱“利”而行，都會產生“多怨”的結果。其實，現在的人對於這句話，肯定會更容易理解。計劃經濟年代，都是放棄“利”而行，結果是“多怨”；而市場經濟年代，放縱“利”而行，結果還是“多怨”。這句話的合理與高明之處，從這兩個時代的對比中，就不難發現了。更高明的是，這兩種相反的情況，用一個“放”字就包含了，這就像伯牙之“高山流水”，唯一可惜的是，千古以來，竟然罕有知音。本ID這裡發前人所未發，也算當一回子期了。
對“利”的放縱與放棄都是不對的，這和上一章所說的“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的精神是一致的。“齊”模式代表的是對“利”的放縱，而“魯”模式代表的是對“利”的放棄，這都違背了“聖人之道”善惡並舉、文武並重，“一陰一陽、文武之道”的基本原則。所以必須要“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最終歸於“聖人之道”。而“利”不單單指通常理解的“利益”，“利益”是一個後起義，“利”的本義是“鋒利”，在“人不知”的社會，“利益”當然是最鋒利的東西，其最終結果就是“貧富”之相。但更重要的是，“利”除了表現為靜態的利益，也表現為一種動態趨勢性，這裡，更多體現出其本義“鋒利”來了。
就算同在“人不知”的社會里，水平也有高低之分。“人不知”必然有“怨”，但“少怨”總比“多怨”好，用現代術語，就是社會矛盾緩和總比社會矛盾激化要好。“放於利而行，多怨。”說的就是“人不知”社會的一個總規律，即無論放棄還是放縱“利”而行，都會使得“怨”增加，都會最終使得社會矛盾激化。而“利”總是相對的，站在“貧富”之相上，對“富”者“利”的放縱，往往就意味著對“貧”者“利”的放棄，反之亦然。
要實現“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人不相”，就絕對不能違背“放於利而行，多怨。”這“人不知”社會的總規律，絕對不能放棄或放縱“利”而行，要充分把握其“利”，所謂用其刃而不被其刃所傷。只有這樣，才可以有資格談論對“貧富”諸相的“不相”，否則，連“利”之所向都無所把握，又如何能“不相”其最終結果的“貧富”諸相呢？行“聖人之道”的君子，首先要是“知人”，如果自己都還“不知”，又如何去讓“人不知”之相“不相”？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不盡量用這世界上的知識武裝自己，是沒資格當儒者的。
（待續）
閱讀更多 心享高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