蟄居在江漢路的50天
也許有一天我們每個人都會變成這樣——坐在屋子裡，面對別人的窘境，敲擊鍵盤。
我知道，遲早有一天會輪到我們上場，但在上場前，我們應當知曉彼此的遭遇，還有，最重要的，活下去。
1
請允許我展開這張我出生並生活了29年的城市記憶地圖。如今，它已日漸陌生，以至於一兩個月前的事情都需盡力回憶。
那時的武漢是金子做的嗎？是的，至少記憶是金子一般的。
街上隔著50米就有冒著白氣的早點攤，熱乾麵在碗裡，豆皮在鍋裡，酒還在杯裡，眼淚還沒被吞進肚子裡，人們忙著準備過年。
臘魚臘肉早就過時了，時新的年貨是海鮮禮包——手掌大的九節蝦、木魚一樣的麵包蟹，或是橘紅色的大西洋鯛——又被稱作“長壽魚”——附會著討個好彩頭。主婦們笨拙地搜索它們的烹飪方式，魚身開邊蒸，魚頭熬粥——這個城市還沒有吃這些的習慣，也算是互聯網經濟的舶來品。
從小說普通話的孩子們都從世界各地回家了，與此地的打工者和大學生們在機場車站對向擦身而過；從小說武漢話的大人們忙著被迫履行過年這個有些厭倦的義務。
總之，那時的武漢和中國大部分大城市都並無不同。
類似成都的“安逸”“巴適”、北京的“局氣”“老炮兒”、上海的“老克勒”“上只角”——武漢也被貼上了一些極盡刻奇媚俗、且容易得到資本青睞的標籤——“江湖”和“碼頭”。
可到底什麼才是“江湖”和“碼頭”？是1966年夏天市中心的孫中山銅像下長久擺過的幾具武鬥死者屍體，還是那些伴隨著知青上山下鄉又回城、在八九十年代長久流傳的黑話切口？
可能，“江湖”和“碼頭”就是不好好說話吧。
當一位摩的司機告訴你：“把一塊錢。”那意味著他想要十塊——90年代，房價還沒有拉動經濟的重工業城市裡，人們尊嚴消失殆盡，錢都在廣州、在溫州，然而在這裡，卻流行這種輕佻，來顯得舉重若輕；
當一位外地人問早點攤老闆，一碗稀飯多少錢，老闆說：“一角。”當那農民工連著要上明顯超出食量的四五碗，人們就知道他不明白其實“一角”是一元，可以看好戲了，末了還會加上一句：“苕貨。”
也可能，“江湖”和“碼頭”是老城區的遊戲機房裡混合的煙味冷氣，汽水瓶蓋已經撬開，你操縱著歐文（90年代的英國足球球星）在屏幕上帽子戲法，卻戰戰兢兢，連歡呼都不敢大聲，唯恐搭過來一隻手：“小夥子，身上有冇得錢啊？”
後來，老城區連片的棚戶區被數家地產商覬覦，以舊城改造的名義被拆掉，統一拍賣，困擾家長老師們數十年的棚戶區不良少年難題，就這樣被土地財政輕易解決掉了。
老住戶都散去城市邊緣的還建房裡，不會再有少年在街頭、遊戲廳和奶茶店扎堆。棚戶區的原址上，XX國際中心即將開盤，盛惠3萬5一平，學校門口也只看得到裡三層外三層的送飯家長翹首以盼的臉，哪還有什麼“江湖”和“碼頭”。
等到新媒體大合唱的今天，標籤又重新被拿來、被定義、被借用，成了旅遊和文創的亮點，忽略掉其中市儈、不講道理的成分，然後再消費那些已經消失的東西。就像小時候的熱乾麵，只放芝麻醬而絕無滷水，外地人覺得幹、澀，難以下嚥，父母卻吃得精神抖擻。
手拿刀叉、渴望奔赴想象中城市發展紅利宴席的人，迫不及待地展開了針對武漢和另外一些城市的比較，並得出結論——毋庸置疑，武漢已是最炙手可熱的新一線，唯一需要立即調整的是房價，它應當更高、更符合大都市的定位——都是些什麼人啊，在此之前好些年，我總這麼想。
我和我認識的人，還會去老店吃生燙牛肉，店裡有一口人都可以躺進去洗澡的牛骨湯鍋，店員輪流往裡面加水、加味精、加牛骨，雖然味精日多而牛骨日少，但那鍋24小時從未停止過沸騰。沒錢的酒鬼會燙一碗牛肝，以前牛肉麵3塊5，現在十六七——以前比麥當勞便宜，現在比麥當勞貴——也還是得吃。
在我心裡，是生燙牛肉而不是別的，才讓武漢之所以為武漢。
2
有段時間，我每個禮拜都會去三五次華南海鮮市場。
每年的小龍蝦或大閘蟹季，大家都會去臨街一排門面採購，和內地的大部分的海鮮市場一樣、這裡因短斤少兩而在市民心中臭名昭著。
背街的巷子是做批發生意的，我幾乎光顧過每一家不為人所知的門面，有熟知的攤販，能靠售賣的海鮮種類猜到老闆的籍貫，鮸魚、大小黃魚、鯧魚來自江浙，黃翅、沙尖、泥猛來自閩粵。
我常去一家叫“天飛”的海鮮門市，有上好的地瓜粉、蚵仔、興化粉和鼓山老酒，老闆一家是福州馬尾人，善良隨和，總在泡茶，常常抹零，已在武漢郊區買房安了家。
另一家常去的店叫“祥芝”，店名源自老闆故鄉閩南石獅的一個小鎮，常能看到剛死的石斑魚被揀出魚缸，老闆會很不耐煩地擺擺手，“20塊拿走！”一副不屑做零售生意的樣子。然而就算海邊也難有這麼便宜的物價，我曾經一次性買過10條，到手時還栩栩如生，惡作劇般地拿去馬路菜場鋪在地上賣，武漢人根本不認得它，快臭了也沒人買。
在淘寶生鮮配送尚不發達的時候，華南海鮮市場的商鋪對來自沿海地區、在武漢打拼的人來說，就像胡志明小道或者駝峰航線一樣，是能吃到家鄉食物的唯一途徑。
某條巷子裡有賣蛇的，我買過用來煲湯，老闆直接戴手套抓，剁掉蛇頭斬件。這些蛇都是養殖的，有很成熟的產業鏈，淘寶上就有賣，四五年前，一條不大的烏梢蛇不過五六十元。
唯一讓我無法接受的是，這市場裡曾有人當街殺活狗，或是把貓用水淹死然後偽裝成兔肉。攤主與記者及附近居民展開了十年之久的拉鋸戰，寵物保護組織的壯大則是讓此事後來不再發生的決定因素。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公開賣狗肉，如果你說要買，攤主會諱莫如深地拿出一條冰凍的狗腿——說起來，確實是來歷不明的食物。
蛇攤旁的巷子盡頭，我曾見到過狼崽或者獾一類的動物，不大，關在小鐵籠子裡，眼睛是亮的，比周遭的魚類和牛蛙更像活物，我試圖捏那很粗的欄杆，攤主一聲驚呼：“小心咬手！”這是真正的違禁商品，也是最符合“野味”定義的食材，我只見過一次。
至於吃蝙蝠這件事，從小長到大，我的確聞所未聞。
最初輿論焦點集中在海鮮市場，我是支持的，也跟著一起罵：第一，吃野生動物當然不好，應該大力宣傳；第二，華南海鮮市場的老闆的確是上世紀90年代血腥發家的富豪，和很多人一樣隱退，已消失在城市的歷史裡。
但將病毒的出處歸結為武漢人愛吃野味，並給它定義一種因果關係的必然性，是毫無道理的。武漢人並沒有“愛吃野味”的風氣，華南海鮮市場也只是一個南方城市再常見不過的、魚龍混雜的批發市場，談不上是法外之地。更何況，認為一個因禽流感而禁止活雞宰殺的城市遍地是野味，這是非常荒謬的事。
說起來，市區裡的確曾有過一個宵夜聚集處被稱為“野味一條街”，主打菜其實是燒雞公，籠子裡和公雞一起關了看起來像野雞的東西，後來我才知道，不過是養殖的珍珠雞番鴨一類，被用來促銷。
大部分顧客都不會點珍珠雞和番鴨，籠子裡極少的幾隻異類，眼見的活了至少有3個月之久——我上小學時仔細觀察過，大部分顧客會點一隻公雞，在路邊現殺。來吃的人多以男性為主，做一些相對“社會”的工作，建築行業、基層政府機關等等。吃野味的幻覺、獵奇、夾雜著吹牛X，混合在一起，就是下酒菜或者壯陽藥了。當然，這些人都不是什麼壞人，也是人生中曾喊過叔叔伯伯的人。
大概10年前，“野味一條街”被取締了，並不是因為賣野味，而是因為擾民。
3
很多人都忘了封城前幾天的武漢長什麼樣，我也還記得。
促使我戴口罩的理由是家裡剛好有朋友寄來的時裝口罩，當然，他人的提醒也很重要。
1月12號，朋友約我去圖書館看書，見到他時，他戴著一個標準N95，非常悶人的那種，皮筋跟防毒面具一樣勒在後腦勺，看書時也沒摘下來。我立刻對自己說——嘿，鋪天蓋地好大一個傻X——我敢擔保不止我一個人這麼想，在2020年1月16號之前，在武漢室內戴標準N95口罩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經過的人都會詫異地看他一兩眼。
“這個事有點嚇人。”他跟我說，“你最好也戴上。”
這麼多年來，武漢從來沒有因霧霾而季節性戴口罩的傳統。這麼戴口罩的人要麼有病，要麼覺得別人有病，反正都是有病。武漢話裡稱呼這種人還是——“苕貨”——苕就是紅薯的意思，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在圖書館裡一直戴著口罩的人，都會被當作紅薯看待。
幾天後，對應的是社交軟件上廣為流傳的表情包，“全世界人都認為中國是疫區，全中國人都認為武漢是疫區，而武漢人還在開心地辦年貨”。一開始，武漢人的確感覺是受到了冒犯的，覺得自己的城市裡有病毒是丟人的、是一種侮辱，是他者對自己的抹黑，自己有必要發聲澄清，於是多數人選擇的是用自己的方式說“all is well”，這樣的邏輯其實貫穿了整個時代——人對於令自己感到不適的東西總會極力否認。
於是，“碼頭文化”又一次被提出來了。
可沒有哪種文化會熱衷於得傳染病，或者跟錢過不去。關鍵是，買口罩要去藥店，要行動，而普通市民在封城前接收到的信息，不足以讓人行動。
從“有限人傳人”到“封城”期間，絕大多數市民都沒有收到任何建議、警告和提醒，之前不知道做什麼，之後就什麼也做不了了。
封城前一天，加州程序員朋友說要給我送些藥，美國帶回來的。我想了想，回覆幾個字：“不去，怕死。”
程序員是元旦回武漢過年的，本來約定一起去吃生燙牛肉麵，後來不敢吃了，說喝杯咖啡吧，咖啡也沒喝成，倉促下買了大年三十當天回美國的機票，損失7千塊。
半夜2點，幾個APP同時彈出消息，我轉給程序員：“武漢封城了，哈哈哈哈哈。”
他回了句：“X，走不了了？”不作聲了。
過了一會兒，他發來張人在機場的照片，附文：之前的票不要了，馬上起飛。
我問機場啥氣氛，都跟你一樣外逃的？
他說對，歡樂、祥和、末班車、想開酒。
封城前一天，程序員本來已經收拾好行李打算上床，第二天和家人吃完午飯就離開武漢，買的是達美航空武漢轉道東京飛洛杉磯的票，這時收到封城信息，整個人都傻了。
會封多久呢？也許要15天？誰也說不準，會不會影響在美國的工作？他敲門把爹媽叫醒，家人大概花了0.5秒鐘，就幫他做出了決定——馬上走，開車走，重新買機票。
程序員還在翻行李箱做最後清點，樓下汽車已經發動，媽媽坐在車裡催他：“小心機場高速封掉。”
出門時街上還沒什麼異常，和平日年關的凌晨一樣，上了機場高速，才發現路上很多的士正往那邊趕，程序員買到了8點武漢經停上海飛洛杉磯的機票，買好後一刷新，就發現那班賣光了。
機場看上去人不多，防爆安檢還不需要排隊，程序員在值機櫃臺等著。4點到5點的時候，入口處突然熱鬧起來，程序員的耳朵裡傳來英語、韓語、日語，各種各樣的國際方言都來了；6點，航空公司的人現身，人群一陣騷動，工作人員說：“大家不要擔心，10點以前的都可以飛，10點之後的，大家自己去退票吧。”
1月23日凌晨的武漢天河機場（作者供圖）
機場人很多，也有沒戴口罩的，其實並不太安全。但他父母一直不肯走，等到早晨目送他進了安檢才離開。他找到一家星巴克吃早餐，旁邊一對情侶在看此刻機票價格的漲幅，計算自己節省了多少錢，很開心的樣子。
飛機到了上海，氣氛立即就不一樣了。安檢如臨大敵，穿上防護服依次給每個人測額溫，稍有不對馬上帶進屋複查，載著警察和醫生的巡邏車在大廳來回穿梭，警燈閃爍，程序員躲在星巴克瑟瑟發抖，生怕被人查身份證，他敲了幾行代碼，根本無心工作，發現鄰座的顧客也神情異樣，便試探性地問：你是武漢人嗎？
那位老哥比他更猛，早上8點一覺醒來發現世界變樣，已經買不到武漢出發的機票了，於是開車到了100公里外的黃岡，趁那裡高鐵站還沒封，成功坐高鐵到上海搭上了末班機。
直到廣播口通知登機，兩位準逃犯才放下心來。
落地美國，工作人員說，你需要secondary check——就是俗稱的“小黑屋”。程序員從小到大，不管是旅遊、留學、還是工作簽證，出入美國總有三四十次，還是第一次進這個地方，裡面已經坐了幾個人。小黑屋裡不能用手機，時間顯得格外漫長。“抱歉，你們可能需要多等一會兒，我們的醫生在檢測另一班國航。”聯邦警察說。朋友約定來洛杉磯機場接他，時間差不多到了，程序員著急怎麼把進小黑屋的信息告訴朋友。
2個小時後，醫生進來用華氏攝氏各測了一遍體溫，確認正常，才可以離開機場，給每個人發了張紙，中英雙語，要求這些從疫區歸來的人回家後自我隔離14天，上面是注意事項，一旦有症狀要立刻通知CDC。
警察把手機還給他，上面有一條未讀信息：“I gonna a little awkward.（有個事情有點尷尬）”
他問啥，朋友說，同事建議我最好不要來，我幫你租了輛車。
加州程序員開著朋友租的車回到工作的小城，全程戴著口罩，他不想汙染這輛車。路上實在太困了，他休息了2次，把每個停車的地方在地圖上標記下來，萬一自己被感染了，好方便CDC查詢。
朋友寄來一大堆零食表示歉意，他吃著這堆零食度過了14天。
4
封城的頭一陣兒，我活得像個閣樓上的安妮弗蘭克，不敢開窗。有天被太陽照醒，我X，大好春光啊，戰戰兢兢開了大概50秒，過來個人，嚇得我連忙“哐當”一聲把窗戶砸上。儘管那人帶了口罩，但那幾天有專家說了，不僅是飛沫傳播，還得提防氣溶膠。
我看到麻雀和鴿子在平臺上散步，家門口窗前的樹下住了大約20只麻雀——真是門可羅雀——野鴿子都叼著樹枝開始築巢了，白肚皮的喜鵲在樹冠裡跳來跳去像猿猴。
舊時我家樓下（作者供圖）
在傢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瘋狂轉發求助微博。有天一位精神病醫院的護士聯繫我，六角亭，很有名——每當武漢人在街上碰到傻X，就會一臉詫異地說：“六角亭的院牆垮了？”
那裡院牆自然沒垮，患者醫生卻感染了不少，就安排一個護士值夜班，和十來個病人在一起，任誰也不能不害怕，希望我聯繫記者輿論監督云云。媒體朋友響應迅速，可那廂又變了主意：“被感染了的同事都沒出頭呢，還是算了吧。”
沒多久，程序員也給我發來信息，“是我高中同桌，能幫幫忙嗎？”
當事人在美國當律師，母親本來要去陪她過年，因為外公生病，留下來照顧，自己也被感染了，父女二人相繼去世，家裡只剩外婆一個。外公去世後手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外婆也出現了低熱狀況，社區只能隔2天去看一下，送點方便麵，老人家牙齒不好沒法吃，只能喝點湯，精神狀態已經很不好了，希望能有志願者送點粥或者湯一類的流食，以及一部操作簡單方便老人使用的手機。
程序員說，你認識能辦這件事的志願者嗎，我願意承擔所有費用，多少都可以。
儘管有些不禮貌，我卻開始回憶起往事來。
程序員來自武漢市最好的高中，這個學校的大部分學生不需要參加高考。諷刺的是，他們和我就讀的最爛高中僅有一牆之隔，我們的教室正對著他們的操場，於是，各種垃圾時常從窗口無邊落木蕭蕭下。
對方校長找上門來，勒令我們打掃，我們扛著掃帚就像戰士扛著槍，磨著洋工，也算是難得的休息時間，老師挺恨鐵不成鋼：“你們就不是來讀書的。”
掃地的時候，鄰校的姑娘們先是茫然地看著我們，搞清楚這些人是來幹嘛的之後，就偷偷地笑——她們畢業之後應該大多都會去康涅狄格北卡羅萊納或者加利福尼亞，往後的人生和我們就相隔太遠了。
後來，我常給程序員說起這段經歷。
“如果只是送飯，問題不大，可以把食物放在門口然後敲門，不會有直接接觸，手機就有點麻煩了，估計得當面教會她用，要頗費一番工夫。你有醫用口罩和護目鏡嗎？”我問他。說實話，裡面是什麼情況，開門後會看到什麼場景，我真的難以想象。
程序員有些遲疑，說，你儘量別去，醫用口罩倒是隨時有，在北湖，就是沒有護目鏡。
我在想自己被感染的可能，但這個的確沒法細算概率，心裡有個天平，“去”的這一頭明顯更重。腦子裡不是沒有閃過念頭——如果被傳染，害了自己一家怎麼辦，可只能強迫自己先不去想——93歲的老人已經不能嘗試做什麼了，但我們還可以嘗試些什麼。
想到這裡，我就做出了決定。
“不到萬不得已我還是不希望你去，老人的身體可能還是有反應的。”程序員認真地說。
我說你先落實口罩，把情況告訴我：小區封閉了沒有？最後一次見到老人是什麼情況？我得做好心理準備，到了那裡，就算不上樓或者進門，總能看到一些情況，根據這些情況再來想辦法。
他說好，我馬上問。我翻出泳鏡塞進褲袋，打算當護目鏡用。
10分鐘後，程序員回覆我一張截圖。“通過本科渠道聯繫到校友，居然在區防疫站工作，剛好有防護服，決定親自去送飯送手機，太感謝你們了！”附帶一個流淚的表情。
我如釋重負，胸口在起伏，是混合著緊張和悲傷的強勁腎上腺素。
5
一開始的兩三週，我知道許多武漢人打開社交軟件，會不斷地說：我X，我X，我X，直到刷到某一則求助，會消停下來，說：“我，X……”
那多半是自己親朋好友的求助，而你在此之前一無所知。
死亡在很多地方都是宿命的，在武漢，以前人們知曉它的方式，是樓下出現的花圈，家屬擁有一個可以用樂隊把鄰居吵醒的破曉黎明。然而，病毒改變了這一切，它兼具生病和意外裡最糟糕的部分。
患者承受可能的死亡，家屬承受的是親人死亡前的被動，當你在網上求助，你就一定得跟人解釋些什麼。我在媒體工作的朋友家老人也中招了，她沒有發微博，儘管發病當天就可以做這件事，但她還是決定老老實實等待社區通知，在家隔離。沒有床位，第10天，老人暈倒了，她覺得等待決計沒有希望了，開始在網上求助，希望能被收治，以及能買到一臺製氧機。
我有一臺製氧機，但沒人能開車送過去，評論最高讚的一條，是建議她自己買製氧原料插在水瓶裡自己做製氧機，這位網友說：“養觀賞魚的人人都知道。”我的確佩服他的幽默。
我聽了她和社區的電話錄音，是沒有意義又令人沮喪的來回拉鋸，我面前能浮現出這樣一張辦事員的臉，不特別憤怒，提高聲調只是為了掌握主動權，就像拒絕一個申請低保的人或者被扣押車輛的小販那樣。過去，如果不這麼做，每個認為自己有資格申請低保的人都會到街道辦來拍桌子，但這個辦法用在對待肺炎患者求助上則見仁見智。
媒體朋友聯繫上了同意接收的醫院，但需要社區開轉診單，社區表示沒有見過轉診單的樣子，不知道該怎麼開，於是只能滿世界找一份沒有人見過的轉診單。
不管怎樣，她發了微博，如實介紹了情況，放了錄音，微博被很多大V轉發，引起了一些反應——最直接的反應是社區破天荒地主動給她家打電話，說如果因為在網上發的東西影響了上報程序，那麼後果自負。
第12天，事情的解決還沒有任何希望，她看上去快要放棄了，“我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內容可以用來更新”。
第13天，外公外婆住進醫院，她刪了微博。
她居住地所在的社區領導不久後因為另一件事情被查處撤職，那是封城20天以後的事了，20天裡她在想什麼？我不知道。在發生到我頭上之前，我永遠都不知道，在巴黎城裡的人寫不出《巴黎燒了嗎》。
6
很快，我也開始懷疑自己生病了，喉嚨痛。
我每天都異常敏銳地體會著身體最細微的變化，不斷嘗試吞嚥，看看這一次是否比上次更痛。大口呼吸，感覺心臟也開始隱隱絞痛，隔20分鐘量一次體溫。更糟糕的是，大腿也開始酸脹，我已經很久沒有運動過了。
我不敢跟媽媽說，也不敢跟朋友說。只能獨自回想地鐵上遇到的，圖書館裡遇到的，菜市場裡遇到的，碰到我、接觸我的每一個人。衣服是否沾染了某個人的唾液，脖子是否感受到某個人的鼻息，他們每一個人的體態、模樣、神情，以及所有的一切是否有可能使我染病。
就算這樣，我也沒有考慮過去醫院，我家離定點醫院要走1到2小時不等，在那段時間裡要在醫院排7到10小時隊。好朋友媽媽的情況比我更嚴重，咳嗽感冒很久了，也是自己去藥店買奧司他韋——每個人都知道去醫院更容易交叉感染。
然後就是吃的問題。
我家冰櫃裡的囤貨可能比90%的武漢人都多，是我媽年前和鄰居團購的凍牛腩，不知道是烏拉圭巴西的殭屍肉，28塊5，滷起來縮水，可能牛已經壯烈犧牲3年了。
我一度對這種操作嗤之以鼻——超市裡有冷鏈配送排酸好的鮮牛肉，過年無非漲點價，去圖這種便宜，純屬囤積癖和饑民意識。可如今封城令一下，全變了。
我媽要出門上班，我氣得差點把她手機砸了；我冒險出門給朋友和拾荒者送了一趟食物和口罩，我媽也在那兒長吁短嘆。總之，大家達成共識——出門就是對其他家庭成員的不負責，寧可節約吃點兒，也不買菜。
隨著剩餘食物緩慢而不可逆轉的消耗，我逐漸體會到一些久遠的常識：雞蛋遠沒有同等體積的肉頂事兒，50個雞蛋，三口之家人均2個也就吃一個多禮拜，雞蛋消耗掉一半時，我開始用手把殘留在蛋殼膜上的蛋液刮下來。
烹飪技法也值得一番研究。煮雞蛋不下飯，率先被淘汰，回想健身時將蛋黃扔掉的奢侈歲月，恍若隔世；炒雞蛋無菜可配，蛋炒飯總不像一餐正經飯；最常吃的是蒸雞蛋，像蛤蜊燉蛋那樣，撒蔥花，潑明油，一個蛋能送一碗飯。
後來從上海居民那裡吸取了經驗：紅燒荷包蛋，當大菜燒，放醬油和糖，兩個人分一個蛋就能送一碗飯，將蛋的個體單位作用發揮到極致，確實是人家的本事。
吃不到新鮮豬肉，我嘗試以臘肉泡水，試圖讓它恢復活力，味道像小蘇打醃過的豬肉，嫩而有層次感，但不能泡太久，有次在冰箱裡放了一個禮拜，那味道跟秦始皇開棺差得也不太大。
這使我開始思考父輩們的經歷，有次我和我叔叔聊天，問他們小時候牛肉麵和現在味道有什麼不一樣。叔叔說小時候哪有牛肉麵，只有熱乾麵，武漢全市一天都殺不了一頭牛，90年代初食堂才開始每天有小葷，一兩肉絲，三個人分，比現在山區營養餐水平還差點。
有朋友吃了十多天泡麵，把買不到菜的困境發在微博上，被網友們罵慘了，說她是巨嬰，為什麼不提前囤菜？
可一個普通南方人家裡能有多少餘菜？我一度以為北方人均家裡都有2噸大白菜呢，專門去問過，北京朋友說，家裡沒地窖沒後院的都不大囤了。
封城以後，並沒有出臺市民關於是否應該出門買菜、何時出門買菜的指導手冊，人們是如此健忘，可能還有人記得一張封城之初流傳的圖，超市勸說居民不要一次性買太多，以免造成擠兌帶來的物價上漲。
如果出門買菜，她就會成為視頻裡超市門口長隊的一部分，人們驚詫武漢人居然這個時候還敢出門，高呼封城的努力都白費了；如果老老實實不出門，就算每天只吃兩頓，家裡的存量也會很快消耗殆盡，而在網上求助會成為人們口中的“巨嬰”。無論作何選擇，都有1/2的機會被永遠光榮正確的互聯網法庭審判。
食物短缺代表的，更多是對未來的預期變差，因為買不到菜餓肚子或者吃泡麵，和為了減肥餓一兩頓或者工作太忙吃幾餐泡麵完全不一樣。一個月來在城市裡發生的事兒，讓很多人的安全感成為了奢侈品。
7
等到2月中旬，武漢各小區陸續封閉，沒有物業的老居民樓也被用水馬封鎖出入口。
從消費水平上看，疫區的武漢可能是世界最發達的地區之一，40塊以下的煙已不存在了，便利店被要求全部關門。我們都知道它其實是開著的，店主只做有他微信的人的生意，於是店主的微信就成了搶手貨。
凌晨，一袋袋香菸飲料罐頭方便麵越過牆來，被從鐵柵欄的一端遞到另一側，豆豉鯪魚平常12，現在22，不能怪店主囤積居奇，他也進不到新貨了，房租可是一分錢都不會少的。
商品名也體現修辭的藝術，豬肉高達81元/斤，美名其曰“黑豬肉”，普通雞蛋也變成了“散養土雞蛋”，網友們就像課堂上的學生揚著小臉踴躍舉手：“座標上海，我們這裡黑豬肉也要80一斤。”“對啊對啊，我們這邊平常還吃不到黑豬肉呢。”至於普通的豬肉，那是沒有的。
本地購物困難，外地的朋友寄東西進來也只能靠動腦筋或者碰運氣。
“您能賣給我一個‘片仔癀’的盒子嗎？”一天，陳大狒對藥店的工作人員說。
對方沒聽明白：“盒子？”
對於有湖北朋友的漳州人來說，2月底最緊俏的物資，就是和片仔癀有關的包裝了，盒子、箱子，甚至袋子，相當於往湖北寄東西的憑證。陳大狒畢業後留在武漢工作，疫情開始後，許多朋友都被困在家中，缺衣少食，甚至沒有洗髮水、衛生紙和洗面奶。
起初，順豐規定只能往湖北地區寄口罩，但捎帶食品和生活物資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大部分時候，“口罩”成了掩護；後來規定更改成只能寄藥品，並且必須是本地中藥上市公司片仔癀旗下的藥品。
可當她費盡心思搞到片仔癀的包裝盒之後，縣城的快遞員又說什麼都不讓寄了，到漳州市區才能寄出去。
城市街區被水馬封鎖（作者供圖）
標誌混亂時刻結束的符號，是社區喇叭播放內容終於從“根據國家傳染病法規，本小區實行封閉管理”變成了“居民同志們趕緊下樓買菜，有魚肉供應”。大概十天半個月會供應一次，得用最快速度跑下樓，每人限購2斤豬肉、2條魚、60個蛋、豬肉50一斤、3斤半左右的草魚40塊，大概比平時貴一倍，但和網上流傳的匪夷所思的價格相比，已經很便宜了。
很快排隊的長度就超過了兩個路口，大家都比較客氣，沒人插隊，有人發現自己忘了帶錢想上去拿，前後的人也認，基本維持了間隔2米。老人們互相聊天：“這搞得跟我們年輕的時候買菜差不多的。”
第一次，我用足了購買份額，交錢後，工作人員大聲喊：“肉還夠1個人的啊！”我想，要不要留1斤肉給後面的老人？狠了狠心，還是拿回家吃了——1個月沒吃到新鮮肉，實在太想吃了。
第二次，輪到我的時候，葷菜沒剩多少了，我只買了1條魚，把肉和蛋的份額留給別人，又想起互聯網法庭裡那些對武漢市民為什麼不囤夠食物的指責，這也許並不是個聰明的選擇。
我住在江漢路，傳統意義上的武漢市中心，那天買菜時的場景作為社區保障的優秀典型上了湖北新聞，我買菜的境遇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遠不是最差的。
尾聲
“武漢人”真的是個奇妙的宏大詞彙。
有些時候，它是英雄的武漢人，當英雄的武漢人講述困境的時候，就變成了巨嬰。封城50天了，武漢真的沒有巨嬰，有的只是能買到40塊一條的魚和50塊一斤的肉和不能買到40塊一條的魚和50塊一斤的肉的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並不是病毒，而是常識、同理心和人們的悲歡。
也許有一天我們每個人都會變成這樣，坐在屋子裡，面對別人的窘境，敲擊鍵盤——我知道我們只是坐在替補席，遲早有一天會輪到我們上場，但在上場前，我們應當知曉彼此的遭遇，還有，最重要的，活下去。
幾天前，加州程序員也買了一車罐頭、印度長梗米和藜麥，看起來能吃半年的樣子，他說加州搞不好也要爆發，得先囤點糧，然後決定和我一樣，再不出門。
我們又一次回憶起高中的往昔，那時我和他並不相識，卻發現大家都吃過同一家熱乾麵、喝過同一家奶茶，兩所學校放學時間不同，彼此錯開，學生們一牆之隔卻並不相互瞭解。我常去對面的巷子抽菸、打牌、談戀愛、抄作業，或者看有沒有扯皮打架的熱鬧；他只會去馬路上的文具店或者報刊亭看有沒有安東尼、七堇年的新書，或者和同學一起嘰嘰喳喳地交流手辦。
我說，你們學校的人從來不到對面巷子裡去玩。
程序員說，那是他們，我經常去。我說，類似在那邊深入黑人區？
他說，差不多。
那天我們還聊了很多，關於武漢這座城市的記憶、精神、氣味，和曾經在一起度過的時間。有些時候，雖然相隔重洋，卻會比一牆之隔的時候更近。
題圖：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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