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书势自定时代”——相同的历史时期孕育。
二、“圣道”与“鄙事”和“传统与已意”
三、“媚过于遒”与“遒过于媚”——不同的书法面貌互映
双壁同辉，相得益彰。黄道周与倪元璐在晚明书坛，其志高洁，其人忠义，其书个性鲜明，人品即高，书名亦重，于当时及后世均享盛誉，《书画所见录》有云：“书画乃其（倪元璐）余事，尝与黄道周合壁书画，人争宝之，世称倪黄”（41）。近代胡小石先生称其：“至晚明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诸家，始能摆脱藩篱，别开生面”。由上述优秀书家构成的变革书风于中国书法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黄道周与倪元璐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书家亦成为浩瀚书史上两颗闪光的座标。
双璧互映 相得益彰
—晚明黄道周与倪元璐的书法比较及其它（一）
初中海作品
黄道周与倪元璐均为晚明书坛上的代表性书家，当时“世称倪黄”，二人交谊至深，同年进士，同入翰林，共约尽言报国，变相约攻书。于政坛，二人政见相同，报负相同，共斗阉党，虽屡遭贬谪而不悔，遥相呼应，互为扶助，最终都以身尽忠殉国，忠肝义胆，忠义千秋，为时人赞颂，为后人景仰。于书艺，则交游互益，砥砺学行，入古出新，各具风采，与张瑞图、王铎一起，将“有明一代之书法在明代将要灭亡之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1) 。双璧互映，两家风流，数百年之后仍令人望风怀想。
本文拟对黄道周与倪元璐的书法进行一下比较分析，兼及二人的诗书交游等内容，书海钩沉，探赜索隐，宛如黄倪二公再生，令人得以仰其忠义，赏其书艺，而达到笔者“发潜德之幽光”的目的。
初中海作品
※黄道周小传
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州府漳浦县铜山人，明万历三年生，清顺治三年殉国，字幼平，号石斋。天启二年进士，四年与倪元璐同授翰林院编修。黄道周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 (2) ，痛恨阉党争权误国、残害忠良，入仕二十多年，上疏三十次，尤以崇祯十一年的“平台抗辩”、崇祯十三年的“廷杖之厄”极富人生之传奇，极历人生之险恶。黄道周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3)，绝大多数时间于故乡守墓讲学或流寓贬所。南明弘光元年，出任礼部尚书，往会稽奉旨祭禹陵。后于隆武朝任吏部尚书，率兵于清军战于江西婺源，兵败被俘。隆武二年于南京不屈以身殉国。南明唐王特赐“文明伯”，谥忠烈，清攻谥忠端。
黄道周一生“清操力学”，学贯古今(4) ，通理学，天文、历数、易经，精诗文，著有《易象》、《畴象》、《三易洞玑》、《洪范明义》、《离骚》等四十多种，他的石斋十二书凡四部共196卷行世。善山水人物，笔法清奇，别具一格 (5) 。尤其是作为他的“余事尤堪百世师”的书法艺术，由于其卓荦高标的道德、文章、气节，由于浸淫了他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悲欣交集，更由于他“足汰诸纤靡”的书法追踪与“异于时风”的书法面貌，而于有明一代诸学人书家中，起而变格，高蹈远引，“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 (6)。 “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 (7) 。堪称一位独树一帜、异军特起的代表性书家，而为后世之人所宝爱之。
※倪元璐小传
倪元璐（1593——1644），浙江上虞人，明万历二十年生，崇祯十七年殉国。字玉汝，号鸿宝，别署园客。天启二年进士，天启四年与黄道周同授翰林院编修。史称倪元璐、黄道周、王铎三人在翰林院时曾相约攻书，倪学顏真卿，黄学钟繇。倪元璐为人正直刚强，嫉恶如仇，仗义敢言。于党论鼎沸党祸纷争时代，保持了对东林党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崇祯元年上疏力辩阉党与东林党两派之间的奸忠、浊清之分，后又疏求焚毁《元朝要典》刻板等义举充分显示了其正直忠诚、清刚忠义的高贵品质。倪元璐的仕途生涯大起大落，崇祯二年迁国子监祭酒，复遭忌落职；崇祯十三年再起兵部侍郎，后又超拜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倪元璐于家乡上虞自缢殉君。南明福王谥文正。清改谥文贞。
倪元璐自幼聪颖，诗文为世所重，有《倪文贞公文集》传世。书画俱工，山水笔法清隽，落墨超逸，峰峦叠嶂，林木苍郁；且以水墨生晕之法作竹石云山，苍澜古雅。作为书家，倪元璐善小楷，但所作不多，较为罕见，唯作于崇祯四年的《家书》为其小楷代表作。其传世作品主要以行草为主，所作翰札“灵秀神妙” (8) ，而其大幅立轴则具有更加鲜明的表现性书风，与同时代的张瑞图、黄道周行草同调，显示了同一时代的书法特征，又富于极具特色的个人书风，“只欲自出新意，锋棱四露，仄逼复叠，见者惊叫奇绝”(9)，时人姜绍书评其“行草书如番锦离奇，另一机轴”(10)，清人康有为称其“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 (11)，近人马宗霍赞其：“然如黄石斋之伟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掷，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都充分肯定了倪元璐在书法史上尤其是明代书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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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照：
（一）“书势自定时代”——相同的历史时期孕育。
“书势自定时代”(12)，诚然书法艺术的发展取决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现代著名学者、书家胡小石先生也曾于《书艺略论》中阐明过相同的观点：书法家崛起于一个时代之中，却不能飞出一个时代之外。黄道周、倪元璐作为晚明书坛上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书家，其书法思想、书法面貌的形成，则必然是晚明时期政治思潮、学术文化及其文人心态等诸要素、于书家自身的反映，体现出当时书坛普遍审美取向的共同特征。
有明一代，历时二百七十六年，其书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初洪武至成化年间，是以沈度为代表的“台阁体”盛行时期，书风平庸，为明朝书史上较为漫长的低潮期。第二个时期，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四朝，吴门书派盛行，文祝为代表的苏州地区书家群体崛起，这低潮向高潮的转变。第三个时期，万历至明末，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书法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产生徐、董、王以及黄道周、倪元璐等众多表现个性鲜明强烈的书家，将有明一代的书法推向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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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倪元璐皆生活在万历、崇祯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其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国内海外贸易发达，市民阶层崛起，在崇尚金、权观念的冲击下，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上的宗法依附关系以及尊卑贵贱的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瓦解；整个社会大都追名逐利、追求享受，崇尚自我、个性解放；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明中期以前，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文人士子笃行不二，至晚明时期已经愈来愈僵化死板，而王阳明出，高举心学大旗，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又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说。其学说顺应时代潮流，在当时“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程朱之学几于不振，影响极大，流传甚广。其后，王氏弟子又作进一步发挥，倡导天然自有之理，蔑视圣贤经典与纲常准则。比如泰州学派诸人将王学推至极端，“其人多能以手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也”，后来甚尔演化成“呵佛骂祖”及“酒色财气不碍提路”式的狂禅。董其昌的好友李贽亦继承王阳明衣钵，公然以异端自居，崇尚离经叛道，强烈评击道学礼教，倡导任情，在当时影响颇巨，学者云从，畅行天下。因此，“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影响、互相促进的，其结果的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一个被王夫之称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一切传统的道德、理想、观念，都在遭受着巨大的冲击。思想领域世不例外。个性解放的思潮就是明代美学的时代精神和特点”（13）。诚如，晚明时期，文学、戏曲、绘画以及书法等艺术形式，均一致地呈现出注重个性新奇，追求自我表现、摒弃法度规范的浪漫主义精神。当此时，文坛上“唐宋派”、“公安派”、“竞凌派”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思潮针锋相对，戏剧界 “临川派”与“吴江派”就“曲律”、“曲意”当以谁为主争论十分尖锐，画坛上有以青藤、白阳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书坛上由于书法是古代文人参与最普及的艺术，这种浪漫追求所导致的书风变化则更明显与突出。其中，卓然不群的徐渭为开路先锋，以禅入书讲究空灵的董其昌则与之联袂相接；天启崇祯之后，黄道周、倪元璐则与张瑞图，王铎一起成为变革书风大潮之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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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道”与“鄙事”和“传统与已意”
——相通的书法主张互益
“游艺之事，必志道据德依仁。一代之中，名作如林，其望重当时而传誉后世者，恒不数人。要惟道德文章，卓然有以自立，千古而下，方为不磨”（14），黄宾老之宏论甚是，于晚明书坛，黄道周、倪元璐别具高格、卓尔不群，其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与合谐，“书、画都是自己道德的体现” （15）。正直忠诚的道德修养，特别是以身殉国的壮烈之举，令黄、倪二公身后享誉甚隆；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将自身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政治激情、生活感受、人生境界、哲学思考，以及宗教徒似的虔诚，人世间所激起的一切喜怒哀乐”（16）浸淫其书法作品，使之具备了天地间浩然之正的大美，愈使其翰墨丹青受到后人格外的推崇与宝爱。满清入关后，由于皇室的推崇与倡导，书坛上主流书风及品评标准骤然转变，然文人士大夫遇到黄倪二公的作品，推及其人品学问，皆“起立观之”以示崇敬。后至清末民初，国家亦处于鼎革交替之际，由于同样的原由，黄、倪二公的书作也是身价倍增。因此，赏析他们的书法理论主张，必须立足于国家、民族所赋予他们的社会角色，方能不偏离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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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的书法理论文字较少，尚未成体系，大多散见于书札题跋之中。尽管如此，亦可从中窥见黄公于书艺的真知灼见。而于倪元璐的著作中，却不能找到一篇谈书论艺之文，所以只能从其书法实践以及时人的品评中加以分析归纳，方可略见其真意；而且黄、倪二公心印最深，于书法主张亦相通互益。
首先，黄倪二公皆以“忠”“孝”为立身处世且高于生命的道德与行为准则，一生重政治，以国家社稷为大业，而以书法为闲情逸致。故尔，“圣道”——国家君王大业，“鄙事”——怡情遣性之书法也。黄道周言：“作书是学问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只为雅号临池，声实俱掩。余素不喜此业，只为钓弋余能，少贱所该，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闲，不妨旁及”。（17）深以王羲之因笃好书法而“玩物丧志”为己戒。又言：“此俱鄙事，留之谗人，终冀我曹，勿著此手” （18）， “如写字画绢，及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之溷于长者” （19）， “道周素不学书”（20）。倪元璐则身体力行这一书法观念，非常彻底地将书法作为“余书”“鄙事”来看待的，既不著文论书，而且亦无作书传世之想。其挥毫泼墨，只为抒发心绪或应酬送人，传世作品几乎皆为朋友之间往来的立幅和扇面，而极少横卷、册页（信札、题画之外）之类的精心力作，且不署年月。读其诗文，满篇皆为铿锵之言，“谁任千秋担，公推五父樽。无将忠义死，不及吃河豚” （21）， “文心提气骨，谏舌报须眉”（22）。然而，从黄公之《与倪元璐论书法》和倪公之《致黄道周尺牍》来看，此二公在这一书法观念上应是互相欣赏互相支持，心有灵犀心照不宣的，所以方有倪元璐“得佳赐心神并映感谢”、“正闷闷，得新诗如天风吹下步虚声，使人仙逐。入新年不复憔悴，赖此宝气”数语，方可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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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心”与“笔”、“人品”与“书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重人文尚教化，故历来论文艺必先究人品，古人的书法批评亦多由人品论艺品。历史上，因人废书者不知凡几，因人传书者又不知凡几。中华民族好恶取舍之传统心理，远从先秦而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亘古不灭。黄道周、倪元璐作为正统的儒家弟子，当然不能跳出此藩蓠。黄道周于《书 山示儿文坛后》中曰：“向在都下，偶尔谈书，仆举笔正心正之语应之。时冁然以为腐谈，今见其作示儿诗，综核旧事，便复爽然，有砚北共对之感”。短短几十字，可知黄公之于书法最根本最原则性的认识：人即是书，人品即书品。再联系到他所处的山河欲变风雨飘摇的特殊历史时期，以及他于崇祯十三年遭遇“廷杖之厄”而北寺为囚，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重刑之后苟延残喘用小楷恭笔抄写《定本孝经册》共120部，每一部《孝经》三千余字，可知是他于“笔正心正”书法理论的身体力行。黄道周正是充分运用了这种带有浓厚政治和伦理热情的“笔谏”，使其书法艺术创作具有鞭鞑反对派和昏庸皇帝的政治作用。从倪元璐来讲，自崇祯十年至十六年，于乡间度过了“纷华日以远”“惟无可艳羡”的六年赋闲生活，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讲，居庙堂之上，则为君尽忠；处江湖之远，则是纵情放意尽展艺术才华挥毫丹青之时，此时的倪元璐流连山水，著书立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诗酒留连，翰墨交流，文字宴饮，被时人视为“德星聚”，这些人当中有黄道周、刘学周、王思任、涂仲吉、陈子龙等，皆为清远高洁忠君爱国之士。恰在这个时期，倪公书艺进入了完全成熟的境界。所谓志同道合者，必包括书法在内也。再者，联系倪氏之书画实践，后人评其日“有忠义之气，流露毫端，去人自远” （23），由此可知，倪元璐亦是倡导并亲身践行“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书法理论者也。
其三，“传统”与“己意”。黄道周与倪元璐均是有明一代能入古又能创新的代表性书家，非常擅于从传统中寻找立足点，借以出己之意，成就自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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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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