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商，字子夏，為孔門十哲之一，因為年齡的差距，子夏被視之為孔子的後期弟子，然而他在傳播儒家文獻方面卻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後漢書·徐防傳》中記載：“《詩》《書》《禮》《樂》定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而清朱彝尊在《文水縣卜子祠堂記》中則稱：“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讚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
以上這些都說明了子夏在傳經方面的所為，而朱彝尊則特意提到了子夏在詩學方面的重要貢獻。自漢初傳授《詩經》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此四家的所本或多或少都與子夏有關係，《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詩經》二十八卷有魯、齊、韓三家，又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該志中稱：“三家皆列於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山西子夏墓碑
流傳於後世的《毛詩》最為引起爭論者，乃是《詩序》問題，鄭玄在對亡佚的笙詩中稱：“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故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故最早將《詩序》視之為子夏所作者就是鄭玄，此後這個觀點為漢唐以來的學者所本持，比如王肅在《孔子家語》中說：“子夏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唐陸德明在《經典詩文》中亦稱：“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墓碑碑陰
然而韓愈卻推翻了這種認識，他在論《詩序》時引用了晁說之在《景迂生集》中的所言：“善夫，韓愈之議曰：‘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雲，三也。’”
自此之後，不少的學者都認為《詩序》並非子夏所作，當然韓愈提出這種觀點的目的乃是為了重塑儒學權威，他的觀念對宋學有深遠影響。但也有人認為《詩序》雖然非子夏作，但也有其價值在。關於《詩經》中的問題，《論語·八佾》中記載了子夏向老師請教《詩經》中的一段描繪之文，對於如何解讀孔子的回答以及子夏對此的闡述，後世有著較大的爭論，這段話的原文如下：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碑券形制
子夏所問的那句話本是《詩經·衛風·碩人》中對衛莊公夫人莊姜的天生麗質的描繪：“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子夏的所問，其中前兩句出自《詩經》，後一句“素以為絢兮”則被學者視之為逸詩，而如何理解孔子所說的“繪事後素”，《尚書正義·益稷》中轉引了鄭玄的所言：“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而《論語集解》中同樣引用了鄭玄注：“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佈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子夏墓在村莊外
但是朱熹對這段話的解讀與鄭玄不同，他在《論語集註》中稱：“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彩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又對“繪事後素”詮釋道：“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
在朱熹之前，孔安國曾對“繪事後素”和子夏所說的“禮後乎”進行過闡述，他認為孔子知以素喻禮，所以子夏才說“禮後乎”，為此而受到了老師的褒獎。因此子夏在老師的啟發下認識到了禮是一種文飾，它是居於第二位的，而仁義方為第一位。但朱熹則認為“素”乃是畫的質，也就是說在繪畫之前必須要粉素，這與鄭玄的解讀不同。
河南的子夏墓
雖然後世有著這樣的不同解讀，但從孔子的讚賞之語來看，子夏曾就《詩經》問題向老師求證，而孔子讚賞子夏對於《詩經》內存含義的解讀。
除《詩經》外，子夏也向老師請教《尚書》上的問題，《尚書大傳·略說》中記載了子夏向孔子請教《尚書》之事：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裡；窺其門，未入其中。
卜林創建記
子夏對《易經》也有貢獻，《隋書·經籍志》中稱：“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而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則講述了從孔子之後到唐代的《易經》流傳過程：“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綿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未測淵深。唯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為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修局見，莫辨源流。”
對於子夏向老師請教《易經》的問題，《孔子家語·六本》中有如下記載：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正在整修的神道
然而子夏所作的《易傳》在後世失傳了，流傳於今的《子夏易傳》則被研究者視之為偽書。
孔子訂本的《春秋》，後世分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派，也均與子夏有著直接和間接的關係，《史記·孔子世家》中稱：“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子夏墓碑
雖然這裡說子夏等弟子不能修改老師所作《春秋》中的任何一個字，但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孔子作《春秋》後命弟子們仔細校勘。《春秋緯·春秋說題辭》中也說到了這件事：“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遊、夏之徒。遊、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而《孝經緯·孝經鉤俞訣》中則直接說孔子把《春秋》一書傳給了子夏：“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以上所講乃是說《春秋》三傳中的《公羊傳》和《穀梁傳》均為子夏所傳，而三傳中的《左傳》也有人認為乃是子夏和吳起合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稱：“吳起者，衛左氏中人也。”可見左氏乃是衛國的邑名。
旁邊的村莊
關於《詩經》的作者，司馬遷明確地稱：“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以上這些都可看出子夏在傳經方面的巨大作用，而其更為重要者，則是他在孔子去世後來到了魏國，他在那裡受到了魏文侯的重視，《後漢書·徐昉傳》的注引中稱：“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有人認為他在西河教授的弟子遠大於此數，只是因為孔子有弟子三千，而子夏為孔子之弟子，所以談論到他所教授的弟子時數量遞減。但子夏由此而開創了西河學派，卻被後世所認可。
卜子夏傳
子夏所教出的著名弟子，《史記·儒林列傳》中稱：“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此段話的最後一句中的“之倫”二字，後世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這句話應當是子夏等人的意思，並不是說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等人都是子夏的弟子，而《呂氏春秋·當染》中則將這些人歸為不同的弟子：“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幹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系學於許犯。”
碑林也在田地裡
可見吳起原本是曾子的弟子，然按《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所言：“（吳起）嘗學於曾子，事魯君。”而後吳起母親病逝，其不歸，故被曾子趕出，後來拜子夏為師。
關於子夏成為魏文侯老師的起因，《史記·魏世家》中載有李克跟翟璜的一段對話：“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
卜子故里碑
看來最早發現子夏師徒者，乃是魏文侯的弟弟魏成子，魏成子首先拜子夏為師，而後他將子夏推舉給了魏文侯，而魏文侯也拜子夏為師。《史記·魏世家》又稱：“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幹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正是子夏的思想使得魏國成就了霸業。
以上這些都可看出子夏對於傳播儒家經典的巨大作用，然韓非子在“儒分為八”中卻並無“子夏之儒”：“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樂之儒。”
子夏第八十代後人卜範賢先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認為：“這是韓非承認法家出於子夏，也就是自己的宗師，故把他從儒家中剔除了。”
這是很有時代特色的一種推論，然子夏具有法家傾向，這種說法後世學者也大多從《韓非子》一書中尋找依據，比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稱：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奸之萌。”
子夏主張亂世用重典，通過刑罰手段來加強君主權勢，這與法家思想頗為一致。而對於子夏一派，郭沫若又稱：“李悝、吳起、商鞅都出自於儒家的子夏，是所謂‘子夏氏之儒’。”
如果郭沫若所言不誤的話，這就可以解釋“儒分為八”中為什麼沒有“子夏之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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