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卡夫卡认为：“现代人必须明确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清楚自己的追求与目标，不再依傍外在的东西（不管是神还是人）而活着。”
《变形记》是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史上堪称奠基者的弗兰茨·卡夫卡的最著名短篇小说。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有一天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由一个养家人变成了全家的包袱，遭到家里人的唾弃。终于在一个夜晚，他怀着对家里人的温情，为这个家庭做自己最后的贡献，在孤独寂寞中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格里高尔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虫”，哪怕变形为虫，他依然深爱着自己的家人。可当他失去了人形，失去了社会价值，无法为家庭提供价值时，温情脉脉的家庭掀开了真情的假面具。
卡夫卡借这个故事来抨击在金钱至上的西方现代社会上，当亲情跟利益进行碰撞时，发现温情脉脉的亲情面纱下尽是权衡利弊及金钱利益。由此得知无一人不遭到西方现代主义社会的恶性辐射，维持人与人亲密关系之间只有冷冰冰的利益关系。卡夫卡正是用荒诞的形式来表现了这不该存在的荒诞的现实。
本文将从格里高尔在异化世界里变形，家人在他变形前后的不同态度的分析，每个人都已异化为非人。揭示了在西方现代主义社会中，维持着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传统宗法及血缘关系，而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性关系。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的冷漠和赤裸裸的金钱观。结合作者的写作背景及家庭环境进一步探讨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及个人的存在价值。
一、拒绝异化者·变形·人形消失
萨特说：“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的选择，所以要承担的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
格里高尔在父亲破产之后就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他满足于家庭对自己的依赖及家人虚伪的崇敬。现实中他受尽公司非人的剥削，当社会压力及家庭重担让他喘不过气时，在潜意识里，变形是他隐秘心理的抗议，追寻本真自我的表现。
- A、变形是为了逃避社会压力，摆脱社会制度对人的摧残
格里高尔作为一名旅行推销员，他饱尝四处奔波之苦。他每天必须4点起床，5点赶去搭火车。再精力充沛地推销产品，吃劣质食物，整日往返火车和旅馆。除此之外，他不得不忍受老板的辱骂和同事的冷眼相待。
当他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变形，他没心思去细究变形的原因或者花费时间去惊恐于自己的变形。他的心思及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如何赶上班车，赶去公司，免去老板的问责。对于一个常年累月都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有一两次请病假或迟到是得不到资本家的半点怜悯之心。
在如此压迫的社会压力中，格里高尔非常厌恶他的工作。他经常幻想他辞掉工作时，老板“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常以此臆测为乐。他之所以不得不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还父亲因公司破产而欠下的债，为了给家庭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也为了能让喜欢拉小提琴的妹妹长大后去音乐学院就读。他不得不屈从社会压力，不得不屈从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得不压抑着自我的潜意识和无意识。
格里高尔心中被压抑的反抗欲望导致他躯体的变形。他潜意识里是逃避社会压力，极力摆脱社会责任的束缚，脱离最大限度压榨及剥削的资产阶级。变形是他抗议的方式，展示了在现代西方社会个体在社会下的生存焦虑及生存困境。
- B、追求本真自我，装置自由完整的灵魂
他之所以变声音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这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摘自《变形记》）
格里高尔整日忙于工作，他也没时间跟家里人进行沟通，他常常感叹相逢的人总是萍水相逢。忙碌的他其实没有感受到来自家里的温情脉脉，所以“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一样”。
格里高尔是养家人，高度的责任感让他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责任，自豪感让他满足于自己能为家里提供较好的公寓住所。可温情却变质了，文本这样描述：
“家人已经习以为常，格里高尔自己也是。他们带着感激之情来用钱，而他也乐于给予，只是少了那份特殊的温情！”
后来家人都习惯依赖他并视为理所当然。由最初义无反顾地扛起“家庭供养”的大旗的自豪感，到后来被社会压力压得满满的无奈之感及逼迫感。
他没时间好好吃一顿饭，他父亲却像贵妇人一样吃一顿早餐要花几个小时。他舍不得花一分钱，可实际上妈妈跟妹妹却有点小钱买一些无关紧要的装饰物去参加宴会。他没时间生病，只为了还债，早点脱离毫无人性可言的公司。
他在冷冰冰的社会中，他想享有来自家庭或社会的温情，人与人之间的融洽。他想享受惬意的生活，向往自由；而不是被物化为一个赚钱的工具，他想拥有独立的人格。当赚钱养家都被全家习以为常时，缺少家人的感激及温情，再也唤不起他赚钱的快乐，他只有满身疲惫。
为了追求本真自我，装置自由完整的灵魂，从肉体摆脱世俗的桎梏，他只能变形。他在梦中变形，是他不想成为没日没夜的赚钱工具，成为社会的“非人”。变形既是宣告劳碌的终结，也是他追求自我的唯一的出路。
二、屈从同化者·人形·人性沦丧
在一个完全在资本冲击的利益社会里，没有人可以幸免于它的恶性辐射。当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壳虫时，这个家庭对他冷漠决绝的态度无疑也是一种变形异化，只不过格里高尔变的形体，而他的家人异化的是人性。
A、妹妹葛蕾特的异化：由学校到社会，从依赖兄长到对兄长进行判决
妹妹对格里高尔的背弃被看成这个异化的家庭冷漠的同化者的代表。因为格里高尔还未变形前，她受着格里高尔的照顾，生活无忧无虑，是一个17岁的天真少女。在这个表面还温情脉脉的家庭里，妹妹是格里高尔最亲近的人。她会把家里的境况写信给在外奔波的哥哥，她会时常跟哥哥倾诉她的音乐梦想。
在格里高尔刚变形时，妹妹还会怜悯同情他，会小心翼翼地端各种食物来试探他是否爱吃；会小心翼翼地在关上门来顾及他的感受，让他安心吃东西；会认真地打扫房间。
可当格里高尔暴露出越来越多动物的属性（爬行及爬行后的分泌物、粪便等），当他不能为家里人创造价值时，当妹妹也开始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时，妹妹顺理成章地成了下一个格里高尔，为金钱而不得忙碌、不得安宁，时时刻刻都为生计而焦虑。
从学校到社会，葛蕾特的社会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身处在压抑和排斥个人存在的社会，葛雷特也开始深受资本主义社会的荼毒。
她也异化了。她用脚把食物踹进来，进屋是先跑到窗口大口呼吸，不再顾及格里高尔的感受；也不再认真打扫房间并还阻止母亲来打扫。她开始把格里高尔房间的家具都搬走，哪怕这是他残留为人的特征，搬走将会让他的房间彻底沦为洞穴，彻底否决他回归为人形的可能。
后来就更过分了，在格里高尔因为听到她美妙的琴声而爬出房间后吓到房客时，妹妹更是对格里高尔做出“判决”——抛弃它，全家人才能存活下去。文本这样描述：
“对着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它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它弄走。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分不是了。”
正是妹妹这一番言论才把格里高尔逼到了绝境，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哪怕他热爱他的家庭，可他却天真地罔顾人和虫的巨大的差别。他过分高估了他所谓的亲情，而低估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性关系。他不能为家庭创造价值时，温情的家庭露出了它的虚伪性，面纱之下是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冷漠。葛雷特由一名依赖兄长的妹妹变成代表整个社会对兄长进行判决的审判者，这就是妹妹葛雷特的异化。
- B、父亲萨姆沙的异化：父亲身份的缺失，独裁式的父权掌控模式
格里高尔的父亲萨姆沙虽然之前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哪怕公司破产后，家里的经济来源于格力高尔，父亲自始至终是家里独裁式的掌控者。他拥有绝对的掌控权：除了独揽家里的经济大权，还掌控家里人的生杀大权。
格里高尔变形前，父亲疲惫不堪、举步维艰。“每逢格里高尔动身出差，他父亲总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格里高尔回来过夜总看见他穿着睡衣靠在椅子上，他连站都站不起来，把手举一举就算是欢迎······”
家里破产后，他心安理得地享用他所“应得”的晚年生活，把全部的重担都扔给了儿子。看儿子风餐露宿全无心疼之心。
“父亲”的身份在格里高尔的父亲身上是缺失的。父亲萨姆沙叫醒格里高尔是用”拳头”敲门，尽管“轻轻地”；当他变为甲壳虫走出家门，父亲用“权杖”把他赶紧房间，从此这个房间就成了父亲对格里高尔的囚禁之所。再到格里高尔私自闯出，父亲拿起许多“苹果”砸他，致使他流血，进行暴力的镇压。这无一不是父亲暴力霸权式的体现。
在格里高尔变形后，父亲拿出积攒格里高尔之前给的家用钱，还有破产时有笔不为人知的款子。这两笔钱加起来恰恰还给拖欠老板的债，让格里高尔不至于那么辛苦，可父亲却没有那样做。在父亲的眼中，格里高尔是儿子，但前提是会“赚钱”，如果这个价值都消逝，那么只能遭到父权的驱赶。
变形后的父亲，连体形也发生变化。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走路也无须人搀扶了。父亲还跑去银行当杂役。但如此强健的人，晚上不肯主动去睡觉，坐在客厅必须等妻女再三的规劝，最后在妻女的搀扶下才肯走进卧室去睡觉。
父亲是物质社会上变异的产物，他不但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还要在家庭中处绝对的领导权，妻女围着他转。父亲的变异，加剧了格里高尔被家庭排斥、被社会抛弃的悲剧命运进程。
- C、母亲的异化：母亲的软弱及默许
母亲的笔墨甚少，也跟母亲在家庭所处的地位有关系，母亲在家庭中毫无话语权。格里高尔变形后，母亲一看他只有不断地昏厥。
母亲一看到格里高尔变形的模样，就只有害怕，也正是这个原因，进入格里高尔的房间从一开始就只有妹妹葛蕾特敢进入，后面造成葛蕾特对房间拥有绝对的掌管权。
母亲的懦弱也间接加剧格里高尔被家人所抛弃的命运。一个月后，母亲才提出了要去见她可怜的儿子，却遭到了家人一致的否定。对于女儿要强行把格里高尔房间的家具都搬走时，她持否定意见的，却遭到女儿的否决而无可奈何。对于丈夫拿苹果砸毫无反抗的格里高尔时，她是唯一为儿子求饶的人，可丈夫依然没有停止他暴虐的行径。
当葛蕾特提出让格里高尔消失的建议时，母亲由最开始的“一直喘不过气来，她用手捂着脸低声咳起来了，眼睛的表情像精神失常” 到后半夜“她的眼睛因为疲惫已经几乎全闭上”。
母亲由最开始对提议的恐慌及恐惧到后面近乎默许的态度。彻底粉碎格里高尔想在这个家里存活的可能性。让懂得“人语”虫形的格里高尔带着为家庭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带着对家庭的温情，在这个绝望而又悲伤的夜里孤独地死去。
父亲和妹妹所惩罚也不并是格里高尔，而是他变形后的“虫类”，一只怪物。一直以来只有格里高尔自己把自己当做人看。但他意识到家人对他的抛弃，为了家人能开启新的生活，他决定从容赴死。
看似这个家庭因格里高尔的离去而获得了新生，可下一个因受不了社会压力而变形或成了没有利益勾连的亲人又将会是谁？揭示了这个社会将会对千千万万个格里高尔进行有形的戕害。在西方现代主义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将格里高尔逼迫去死的家人其实也跟格里高尔一样是这个社会制度之下的牺牲品。
三、格里高尔的变形后的挣扎与抗争
变形看似是格里高尔逃避承担家庭重担的束缚，实际上是他以极端的方式回归家庭，希望在传统伦理亲情中找到温情。
格里高尔变形后，他曾三次出屋，可次次只能返回，次次以惨败告终。他第一次出去，是他变形后家人还不知道实情，在家人再三催促下踏出了房间。在他的心中，虽然他变为一只甲壳虫却还以“人的意识”准备去赶赴火车，去工作。
可他出来后，公司派来问责的人落荒而逃，父亲立刻驱赶，母亲当场昏厥。当晚全家人沉浸在悲伤之中，又理智又快速地做出没有这个“养家人”后家里的生计计划。在家里人的应对方案中，自始而终都觉得“虫形”的格里高尔是听不懂人语。自此，房间成了格里高尔的“圈禁地”。
第二次出来是母亲跟妹妹去搬动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家具，他趴在房间的画面前以示抗议，可却吓昏了母亲。不知所措的他跟随来客厅拿药的妹妹而爬出了房间。可他这次的逾越却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第三次是他听到了妹妹的美妙的琴声。可这次是他不由自主再一次试图回归家庭，而这一次直接导致了他被家人判决“死刑”。
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回归到家庭中，却又次次都以失败告终，并被家庭抛得更远。
格里高尔变形后试图回到家庭中失败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家庭里维系着不再是传统上的血缘关系，而是金钱。社会性的权力规则早已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而格里高尔还一味地自欺欺人。最后格里高尔清醒并领悟到：“证明自己还是一个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毁灭自己’”。
在这个社会压力使个体异化和变态的虚构世界里，异化都成社会压力的载体。格里高尔看似被整个家庭遗弃，其实是被整个社会所遗弃的。格里高尔的死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结果，象征的是金钱至上的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对两代人乃至所有个体的迫害。
格里高尔错误的认知，是他以为他只是单纯对抗的只是社会的单一性或仅仅只是某个家庭。殊不知他反抗的是整个社会，并且向社会发起了总攻，向整个价值体系扭曲的制度进行控诉，想通过变形为虫进行抗议，那他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也是非人（失人形）非虫（懂人语）的隐喻：变形为虫的格里高尔聚集对现代社会困境的反抗。
而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毁灭性的悲剧也绝不是无意义，这是“向死而生”的抗争，用毁灭来表达他决绝的态度，他的不妥协、不放弃指引着人们，并企图唤醒人性迷失的人们。
四、结论：卡夫卡的创作意图
卡夫卡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社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财富，一方面机械所带来的便利也极大限度地束缚了人类的自由，腐蚀了人性。机器时代除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造成了新的经济危机：大量人面临失业。机器时代对人的异化：信仰缺失、道德滑坡、金钱至上等精神问题。
《变形记》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创造出来了，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悲剧，而是要我们去思考人性解放的路径和如何突破现代的生活困境。
而卡夫卡的生活处境也是极其艰难,卡夫卡是奥匈帝国的公民，却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母语是德语，血统却是犹太人；可他却又与犹太人的宗教及生活习俗相差甚远。他逼仄而尴尬的生存处境让他生活在夹缝之中，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瓦根巴赫曾在《卡夫卡传》中指出，卡夫卡也曾渴望出逃，争取婚姻或反抗婚姻，移居柏林或巴勒斯坦，都是他计划出逃的形式。可卡夫卡并没有出逃，因为他认为出逃并不能解决问题，也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在他写的《致父亲的信》中，他这样描述：“有个人被囚禁了，他不仅怀着逃跑的意图（这也许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还要同时把这座监狱改建成了一座避暑行宫，但如果他逃跑了，他就无法改建了；如果他改建了，他就无法逃跑了”。
卡夫卡认为出逃并不能解决问题，正视问题，正视社会现实才能寻找到出路。因此他试图在写作中找到出路。
正如哲学家凯戈尔所言：“作家的绝望言说，最终是为了摆脱绝望，在无意义的废墟上找到意义。”
卡夫卡正是借作品来抗诉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揭示了社会制度对人的摧残及现实困境，并从中呼吁人们正视困境，超越虚无，寻找个人的存在意义，在虚无中挖掘意义。
在《判决》中，主人公的投水和父亲的猝死，揭示了主人公格奥尔格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的矛盾。在《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只有饿死才能到达到艺术上的最高境界，揭示现实的荒谬。《在流放地》 写人与机器的关系，揭示人在机器时代的不是受益者却是受害者。
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
而卡夫卡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景而创作作品的，卡夫卡在作品中对现实社会进行解构，在文本中我们能看到卡夫卡在艺术作品中形成一种新的秩序，跟现代社会秩序互为镜像，从而启迪我们思考，在社会制度之下去物化，从而实现个人的价值与生活的自由。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弊端的书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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