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
兩部門印發《關於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法規政策體系的意見》
據國家發展改革委3月17日消息，國家發展改革委、司法部印發《關於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法規政策體系的意見》，提出了推行綠色設計、強化工業清潔生產、發展工業循環經濟、加強工業汙染治理、促進能源清潔發展、推進農業綠色發展、促進服務業綠色發展、擴大綠色產品消費、推行綠色生活方式等多項任務。
意見提出，在促進能源清潔發展方面，加大對分佈式能源、智能電網、儲能技術、多能互補的政策支持力度，研究制定氫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發展的標準規範和支持政策。擴大綠色產品消費方面，建立完善節能家電、高效照明產品、節水器具、綠色建材等綠色產品和新能源汽車推廣機制，有條件的地方對消費者購置節能型家電產品、節能新能源汽車、節水器具等給予適當支持。鼓勵公交、環衛、出租、通勤、城市郵政快遞作業、城市物流等領域新增和更新車輛採用新能源和清潔能源汽車。推行綠色生活方式方面，完善居民用電、用水、用氣階梯價格政策。落實汙水處理收費制度，將汙水處理費標準調整至補償汙水處理和汙泥處置設施運營成本併合理盈利水平。
根據意見，目標到2025 年，綠色生產和消費相關的法規、標準、政策進一步健全，激勵約束到位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方式在重點領域、重點行業、重點環節全面推行，我國綠色發展水平實現總體提升。
綠色金融資訊
一、南京江北新區發佈"綠色金融十條"助推產業升級
日前，江北新區召開2020年金融工作會議，會上發佈南京江北新區（自貿區）關於進一步深化綠色金融創新促進綠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綠色金融十條”），進一步助推自貿區南京片區新金融業態與項目集聚，建設具有強大輻射力的揚子江“新金融中心”。
據瞭解，“綠色金融十條”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鼓勵綠色金融創新助力江北新區（自貿區）產業結構升級為主線，全面落實中央關於產業結構調整戰略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機制改革，構建綠色金融組織體系、產品服務體系、配套政策體系，探索綠色發展“江北路徑”。作為國內首家公司制管理、市場化運營的綠色金融研究院，中研綠色金融研究院已落戶新區，研究院院長束蘭根說，“‘綠色金融十條’不僅具有創新性，而且激勵力度很大，對於實現境內和境外主要資本市場上市的綠色企業，給予每家最高500萬元的一次性上市獎勵，政策發佈後，能夠吸引國家甚至國際基金集聚新區，形成強大的虹吸效應，也將為企業帶來優惠。”
二、農發行雷州市支行1.3億元綠色金融貸款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
近日，農發行雷州市支行向雷州博瑞水務有限公司投放農村人居環境建設貸款1.3億元，支持雷州市鎮區生活汙水處理PPP項目。該項目審批金額7.44億元，目前累計投放3.25億元，後續貸款資金將根據項目進度陸續投放到位。
據瞭解，雷州市是廣東省湛江市轄縣級市，該縣經濟基礎相對薄弱，長期以來環境治理投入不足，加上生態環境系統較為脆弱，環境汙染問題突出。尤其在水環境領域，管網系統不完善，村鎮汙水橫流等現象仍舊普遍，水生態受損重，環境隱患多，水汙染治理成為雷州改善市容市貌的突出短板。農發行雷州市支行結合雷州市當前城鎮生活汙水處理設施的現狀，根據國家、省、市大力推行PPP模式和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政策要求，藉助國家大力建設環保基礎設施政策導向的東風，發揮政策性銀行的職能，獲批7.44億元貸款用於建設雷州市16個鎮的鎮區汙水處理設施及配套管網。該項目建成後將有效改善雷州市公共基礎配套設施，同時為鎮區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寧波推進生態環境綠色保險
人保財險寧波市北侖支公司近日將10萬元生態環境綠色保險轉賬支票，交到北侖區新民電鍍有限責任公司負責人楊海蛟的手中。這是浙江省寧波市首筆生態環境綠色保險補償款。
據悉，生態環境綠色保險是保險機構對投保企業突發環境事故造成的第三者人身損害，第三者財產損失，生態環境損害費用、應急處理與清汙費用以及法律費用給予的經濟賠償，同時委託環保服務機構對投保企業提供全過程專業環保服務。環保服務機構因服務缺失或過失造成投保企業的經濟損失，企業也將獲得補償，而保險公司也會為環保服務機構這一承諾進行背書，從而構建起“保障+服務+補償”的商業保險體系。據瞭解，新民電鍍因環保服務機構沒有及時檢查出環保設施漏洞遭受損失，並於日前獲得了補償款。疫情期間，補償款的及時送達緩解了企業復工後的資金壓力。
四、興業銀行杭州分行成功落地首單綠色礦山修復項目 助力礦井變“礦景”
作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的省級分行，興業銀行杭州分行圍繞水汙染治理、小城鎮環境綜合整治、綠色出行、綠色建築、城鎮園林綠化等領域持續深耕綠色金融，截至2月末，杭州分行綠色融資餘額超1060億元，綠色金融客戶超1600戶，提前完成了“千億千戶”的中期發展目標。
3月4日，興業銀行湖州分行成功落地首單綠色礦山修復項目，融資金額4.5億，期限3年，全部用於長興綠色智能製造產業園西區礦山修復綜合利用建設。據悉，該項目涉及的廢棄礦山因過去粗放型開採導致邊坡陡峭，坡面岩石破碎，存在較多安全隱患。此次項目總投資6.61億元，規劃通過邊坡治理，宕底平整及綠化等措施生態修復廢棄礦坑227.13公頃，保護性開採建築用砂岩328萬噸/年。興業銀行杭州分行相關負責人表示，興業銀行將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加快對接一批礦山修復項目主體，在業務推進中不斷總結經驗得失，逐步形成綠色金融助力綠色礦山修復的“興業模式”，讓昔日的廢舊礦井完美蛻變成一個個風景獨好的“礦景”。
五、清新環境8億元綠色債成功發行 票面利率3.79%
2020年3月13日，清新環境綠色公司債券(第一期)，簡稱“20清新G1”，發行規模8億元，期限3+2年，發行完畢。本期債券票面金額為100元，按面值平價發行，票面利率為3.79%。
此次綠色債券的發行，是清新環境繼獲中國進出口銀行和渣打銀行授信後，又一債務融資創新舉措。本次債券發行獲四川發展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全額擔保，經聯合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綜合評定，發行人本期債券評級為AAA，主體評級為AA。在發行人和承銷商天風證券、海通證券及國信證券的共同努力下，本次綠色公司債的認購倍數超過3倍。在諸多從事汙染防治的環保企業中，清新環境始終堅持自主創新，在工業煙氣治理領域保持領先，立足工業環境綜合治理，佈局節能、資源綜合利用等業務，並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本次“20清新G1”的發行將大大降低公司財務費用，為進一步深耕環保領域奠定堅實基礎。
六、綠色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三個維度
近年來，各地金融機構開展了綠色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有益探索，取得了較好成效。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農村綠色金融政策不完善，資渠道單一，金融機構創新綠色金融產品積極性不高等問題。
綠色金融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支撐，發展綠色金融，事關生態農業產業興旺，事關城鄉融合發展。加大綠色金融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支持力度，還需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加大力度。宏觀層面要從優化政策環境入手。優化農村綠色金融法律政策環境，明確農業企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明確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的實施法規細則與各部門的監管職責。中觀層面要從拓寬“三農”主體綠色融資渠道入手。充分利用農發行等政策性銀行的優勢，通過參股的形式，與涉農金融機構建立業務往來，從產品、技術、資金等方面針對“三農”綠色金融提供服務與支持。微觀層面要從金融機構入手。農村金融機構必須加強對農村綠色發展理念的認識，要回歸本源，主動成為農村綠色金融供給主體；要制定長遠的綠色金融計劃，要將節能減排、生態治理落實到農村綠色金融業務中。
綠色發展資訊
一、濟南：十條政策打造國內面積最大綠色建設示範區
16日，濟南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管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對外發布《關於促進濟南綠色建設國際產業園發展十條政策》和《綠色建設產業招商需求清單》。未來，濟南先行區將高標準規劃建設濟南綠色建設國際產業園，聚力打造全國領先、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綠建產業高端集聚區，加快建設“綠色技術+綠色產業”全域一體化應用場景示範區。
為積極貫徹“國家戰略”，打造國內面積最大的綠色建設產業示範區，先行區所有建設項目均秉承綠色發展理念，明確提出先行區450平方公里直管區新開工綠色建築比例要達到100%，同時面向國內外知名綠色建設相關機構開放市場，打造國際化現代綠色智慧之城。為此，先行區給出了多項“真金白銀”獎勵政策。在中央和省、市獎勵資金基礎上，對符合二星級及以上綠色建築標識的項目，將按濟南市獎勵標準給予建設單位1:1的配套獎勵；對於取得綠色建築標識的既有建築節能改造項目，達到三星級標準的，將按100元/平方米標準進行獎補，單個項目最高獎補200萬元；同時鼓勵建立以綠色建設技術研究為重點攻關方向的國家級和省級工程(重點)實驗室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除省、市財政獎勵外，分別給予600萬元、300萬元獎勵。
二、北京：2019年固定源環境行政處罰逾2億元
北京市生態環境局17日下午召開新冠疫情以來的首次線上發佈會通報，2019年北京市固定源生態環境執法共立案6446起，同比增長近31%，處罰金額逾2億元，查處五類重大案件888起。
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總隊長趙志威介紹，查處的五類重大案件中，按日連續處罰2起，查封扣押821起，限產、停產1起，移送行政拘留48起，移送涉嫌汙染環境犯罪16起。趙志威說，2019年，北京生態環境部門致力於聚焦重點行業，以執法推動深度減排。在大氣環境執法方面，深化“一微克”行動，對揮發性有機物、餐飲、汽修等大氣重點行業，採取“執法+監測”的模式開展專項執法。在水環境執法方面，圍繞城鎮汙水處理廠、涉重金屬、三級醫療機構、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垃圾滲濾液處置設施等5大水重點行業開展執法檢查，促進重點行業企業強化汙水處理、落實環保主體責任。
三、工信部：研究推動公共領域用車電動化
18日從工信部獲悉，工信部擬會同相關部門，組織行業力量開展推動公共領域用車電動化行動計劃編制工作，積極推動公交、環衛、郵政、出租、通勤、輕型物流配送等車輛電動化水平提高。
公共領域用車使用頻率高，燃油消耗和汙染排放總量在全部機動車中佔比較大，推動公共領域用車率先實現電動化不僅是產業綠色發展的重要舉措，也可以促進配套基礎設施完善，推廣應用模式創新，對新能源汽車私人消費起到較強的帶動作用。工信部聽取行業機構、企業代表對推動公共領域用車電動化的意見建議，正研究分領域、分區域、分車型電動化的目標、方式及政策措施，將積極推動提高公共領域用車電動化水平。
四、甘肅新能源發電首次突破1100萬千瓦
從國家電網甘肅省電力公司獲悉，甘肅省新能源發電出力在17日中午12時45分達到1107.9萬千瓦，首次突破1100萬千瓦。新能源發電出力佔當時甘肅電網用電負荷的87.3%，佔當時總髮電出力的57.2%，各項指標均創歷史新高。
甘肅省電力公司調度控制中心副處長李全茂介紹，3月份以來，甘肅光伏發電出力連續創下628.84萬千瓦、637.5萬千瓦歷史新高，此次新能源發電首破1100萬千瓦，說明新能源消納水平不斷提升，清潔能源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不斷增強。據介紹，疫情發生以來，甘肅省電力公司加強科學調度，藉助新能源超短期預測，分析未來全網新能源消納情況，同時加強與上級調度和兄弟省份調度聯繫，通過調峰輔助服務市場調減火電、水電電力，參加跨區現貨交易、實時交易等措施，增加新能源發電出力363萬千瓦。隨著復工復產不斷推進，省內外用電負荷和外送電量也將隨之增加，預計3、4月份甘肅電網新能源利用率將達94%以上，比去年同期提高1至3個百分點 。
五、報告：全球6380億美元煤電投資面臨擱淺風險
Carbon Tracker（總部位於英國，主要從事低碳能源轉型對資本市場影響相關的分析工作）近日發佈報告指出，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新建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發電成本已經低於新建煤電項目。全球目前在建或在計劃階段的煤電項目達到499吉瓦，正令6380億美元的投資面臨風險。根據報告，最遲到2030年，全球新建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成本將低於全球現有所有煤電廠的發電成本。
隨著可再生能源價格不斷降低及有關碳排放和空氣汙染的合規成本升高，煤電已不再是價格最低廉的發電選擇。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太陽能和風能的發電成本已經低於現有60%的煤電廠。這種趨勢在碳價堅挺的歐洲最為明顯。而在具有豐富可再生能源，資金成本和政策制定成本都較低的美國、中國和印度，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也相較大部分的煤電項目更有競爭性。根據報告，全球目前仍有大量在建或在計劃階段的煤電項目，總量達到499吉瓦，6380億美元的投資面臨擱淺風險。Carbon Tracker警告，政府和投資者可能永遠無法收回投資，因為煤電廠通常需要15年到20年才能收回投資。
六、河北省將加強重點行業大氣汙染綜合治理
3月18日，河北省省長許勤主持召開省政府常務會議，研究進一步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實施質量強省和標準化戰略2020年工作要點、重點行業大氣汙染綜合治理方案等。
會議指出，要加強系統研究和戰略謀劃，建立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績效評價和政績考核體系。要圍繞“三件大事”提質增效，打造“雄安質量”“雄安標準”，高標準高質量推進北京冬奧會籌辦，加強京津冀質量標準協同發展。會議強調，要大力推進重點行業大氣汙染綜合治理工作。突出工作重點，嚴格項目准入，禁止新增鋼鐵、焦化、平板玻璃、水泥、陶瓷產能；優化產業結構，依法依規壓減過剩產能，加快重汙染企業退城搬遷；優化能源結構，加快燃料清潔低碳替代以及利用工廠餘熱、電廠熱力等替代，支持天然氣、電清潔能源利用；推進清潔生產，開展節能改造和工藝升級，提高企業自動化、智能化水平。堅持目標導向，細化分解任務，按年按季按月列出臺賬，嚴格考核管理，以大氣汙染綜合治理的實效守護京津冀的藍天白雲，推動河北省創新發展、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
雙綠專家視角
一、疫情衝擊下綠色金融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策
作者：魏紅剛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資產負債管理部副處長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加大了"六穩"的壓力，提升了產業轉型、調整、創新的緊迫性，進一步強化了新興產業、新業態、新經濟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衛生和基礎醫療的不足。
◆綠色金融最終理念是通過金融資源分配引導生產和消費綠色，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確保社會可持續發展。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線運營和數字經濟不僅僅具有抗疫性，而且極具綠色特徵。尤其社會可持續發展最基本的是要保證人的生命安全和衛生健康。疫情衝擊之下綠色經濟及綠色金融的內涵再次顯化，進一步豐富和明確。
◆防疫導致社會與經濟的停擺，顯化民生需求的根本、產業鏈的核心地位、戰略新興產業的未來、綠色抗疫的高質量特徵。金融之於實體如同血液，當此復工復產之際金融應超常規支持實體，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維護產業鏈完整和持續升級，繼續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綠色金融更應發揮可持續金融的作用，支持實體有序復工復產，幫助經濟社會盡快回歸常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於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趨同，新冠肺炎疫情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內涵。支持短缺經濟避免浪費、服務安全與健康以保障人的發展可持續、維護產業鏈完整及促進產業提質增效、綠色生產，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應有之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供給和需求部分中斷，經濟遭受短期打擊，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性問題進一步凸顯；長期則提高了中國產業對創新和健康的重視，增強了中國對經濟新動能的方向和模式的認識。同時也賦予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新的內涵。
疫情衝擊加快市場出清和補短板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調結構，糾正經濟扭曲，優化要素配置，以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高質量發展。然而新動能的醞釀、新經濟替代舊經濟需要時間，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亦需兼顧經濟平穩過渡，傳統低效的經濟部分仍然在一定容忍度內運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需求側投資、消費和出口急劇下降，加快暴露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扭曲和經濟短板，檢驗了產業鏈的韌性與再生能力，並強制性的對無效、低效的供給出清，加快催發對有效需求的供給。例如，因為防疫封城、限制交通、限制生產等措施，市場需求弱的、債務槓桿較高的傳統型企業受到供需雙向擠壓，加速破產；諸如防疫藥品和防疫裝備等市場急需的產品生產企業，醫療健康、在線教育、在線辦公支持企業，則加快產能釋放和市場擴張。中長期看，過剩經濟、無效和低效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加快出清；而對生命健康、公共衛生服務、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存在短板行業則將吸引更多的資源投入。
疫情衝擊擴展了供給側改革的內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降低生產對勞動力、土地、資源的消耗使用，轉而更多的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改變產業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產業低級的局面。為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實現產業的改革、轉型、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過去“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管理起到優化傳統經濟結構的作用，但也增加了“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壓力。如何在製造業存量調整中催生增量，極大的催化新興產業，並促進傳統產業技術升級，成為“六穩”壓力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出課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加大了“六穩”的壓力，提升了產業轉型、調整、創新的緊迫性，進一步強化了新興產業、新業態、新經濟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衛生和基礎醫療的不足。從而在供給側結構改革中不得不更加重視諸如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及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等制度變量、公共衛生醫療等公共治理短板因素，以確保整體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
疫情衝擊彰顯綠色經濟的可持續性
綠色經濟是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之後更加效率、和諧、持續的增長方式，以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經濟為主要內容，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產品附加值高、生產方式集約的一種經濟形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求堅持綠色發展，降低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排放，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倒逼產業轉型升級。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線上交易、智能物流和在線辦公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電子商務、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支撐製造業和服務業更高質量的發展，科技提升的傳統經濟和新興數字經濟更加綠色低碳。勞動力、土地、資源消耗高的產業和企業在疫情中沉沒成本更高、復工復產更難；依靠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的產業和信息化和數字化程度高的企業，運營成本更低、線上營運比率更高，復工復產更易。綠色經濟天然為適應人類環保與健康需要，數字化的綠色經濟對病毒疫情等衝擊具有極強的免疫性，能夠增強產業生產和社會運轉的彈性、減低損失，更利於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疫情衝擊豐富綠色金融內涵
綠色金融支持環境保護和汙染治理，並謀求行業自身的低碳綠色發展。當前綠色金融發展由於國家政策、外部激勵與監督、行業戰略安排和政策配套不充分，發展深度和廣度不足，環境決策未全面納入金融融資體系。綠色金融最終理念是通過金融資源分配引導生產和消費綠色，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確保社會可持續發展。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線運營和數字經濟不僅僅具有抗疫性，而且極具綠色特徵。尤其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的是要保證人的生命安全和衛生健康。疫情衝擊之下綠色經濟及綠色金融的內涵再次顯化，進一步豐富和明確。一是保證人類生命和衛生健康的非過剩生產和服務是綠色的；二是明顯可促進生產節能減排、汙染治理、綠色消費的服務業是綠色的；三是公共安全保障以及提升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的公共事業是綠色的。我們認識到一些服務業除本身綠色之外更能起到加綠或綠化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作用。隨著綠色經濟外延擴展，綠色金融的內涵也應延拓，除上述綠色經濟的範疇至少防疫金融和短缺的民生金融在特殊疫情時期也是綠色的，綠色金融應在疫情可控後復工復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幫助避免民生、經濟社會賴以生存的產業鏈中斷。
綠色金融促進經濟恢復
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對策
疫情之下眾多中小製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停工顆粒無收但成本支出剛性，面臨復工復產資金短缺困境。防疫物資緊缺、公共衛生的短板也暴露無遺，產業鏈面臨中斷和轉移。防疫導致社會與經濟的停擺，顯化民生需求的根本、產業鏈的核心地位、戰略新興產業的未來、綠色抗疫的高質量特徵。金融之於實體如同血液，當此復工復產之際金融應超常規支持實體，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維護產業鏈完整和持續升級，繼續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綠色金融更應發揮可持續金融的作用，支持實體有序復工復產，幫助經濟社會盡快回歸常態。
首先，應針對經濟社會持續運轉的必要和緊缺部分，發揮綠色金融的政策性支持作用，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一是快速認定緊缺的防疫物資生產企業、新冠病毒肺炎治療和藥品生產單位、交通物流企業、民生必需品生產和銷售企業為政策性綠色金融重點支持對象，並制定白名單。二是先期給予白名單企業充分的短期綠色金融資金支持，解決其所需資金之急之缺，支持防疫和社會民生持續運轉。三是制定政策配套措施，刺激疫情暴露的防疫、醫療健康和民生短板供給。一方面從資金供給端提供低成本資金，如人民銀行防疫專項貸款；另一方面政府應給予白名單企業融資貼息，發揮財政資金的槓桿作用，支持重點企業復工復產和擴大再生產。
其次，應針對不存在產能過剩的傳統國民經濟基礎和戰略安全行業，發揮綠色金融的長效作用，通過長期限的專項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支持，支持重點企業儘快復工復產、加快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和技術升級。沒有永遠的傳統產業，只有技術落後的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傳統產業仍將是製造業之基、產業鏈之本。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大行應發揮宏觀調控逆週期調節作用，以綠色金融的形式讓利於攸關國民經濟基礎的行業，尤其相關國家戰略安全、糧食等資源安全、交通通訊、能源電力重點企業，維護國民經濟命脈和產業鏈根本。政府和監管機構，應制定重點支持企業目錄，給予相應的融資便利和諸如撥備計提、資本計提、稅收減免政策，為長期限綠色金融的正外部性提供對價。
第三，針對戰略新興高技術產業、進口替代產業，應發揮綠色金融的戰略引領作用。一是對成長期和成熟期的且具有一定技術優勢的戰略新興高技術企業，著力以綠色金融支持產業做大做強，支持供給側質量提升和低碳生產。應足量發揮綠色金融的低成本激勵作用，助力戰略新興高技術企業優化資本結構、加強公司治理、加大技術研發、擴大生產和銷售。二是對初創期的高新技術企業，積極發揮財政金融的綠色戰略支持作用，給予貼息綠色金融資金支持，輔以配套的減費降稅政策，助其吸引風險投資資金，加快催化其成長。三是對進口替代企業，應發揮財政金融的槓桿作用，撬動綠色金融等資金資本進入，激勵企業擴大生產和持續技術升級，改善供給和低碳生產。
總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於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趨同，新冠肺炎疫情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內涵。支持短缺經濟避免浪費、服務安全與健康以保障人的發展可持續、維護產業鏈完整及促進產業提質增效、綠色生產，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發展的應有之義。
二、全球三大養老金聯合聲明倡導ESG投資
作者：郭沛源 清華大學管理學博士，商道縱橫董事
近日，來自英美日的三家大型養老金機構聯合發佈了一份題為《攜手共建可持續的資本市場（Ou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Capital Markets）》的公開聲明（以下簡稱《聲明》，全文附後），倡導資產所有者、資產管理者和被投公司關注長期價值，重視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因素（ESG），齊心協力遏制資本市場的短期主義，為客戶、受益人和社會創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聲明》開門見山，擺明立場：“作為資產所有者，我們的終極責任是為數以百萬計的多代家庭在退休後獲得財務保障。我們提供財務保障的承諾要貫穿數十年，因此我們不能只為未來幾年內獲得最大化的投資回報而努力。如果我們只重視短期收益，我們可能將會忽略投資組合潛在的毀滅性系統風險。”《聲明》引述了穆迪研究報告的數據，指出“到2100年，僅氣候變化就有可能造成69萬億美元全球經濟損失”。
《聲明》認為，“從數十年的時間跨度看，那些單純尋求收益最大化的公司，無視公司對其他利益相關者造成的影響，讓公司長期發展面臨風險，對我們（養老金）而言並非有吸引力的投資目標”。《聲明》向養老金的資產管理人，即那些為養老金做投資的基金公司，發出十分明確的信號：“資產管理人應在整個投資流程中整合ESG因素……我們更願意與這些資產管理人建立和保持合作關係”。
《聲明》由美國加州教師養老金(CalSTRS)首席投資官Christopher J. Ailman、日本政府養老金（GPIF）執行董事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Hiromichi Mizun和英國高校退休金（USS）首席執行官Simon Pilcher聯合簽署。公開信息顯示，CalSTRS的資產規模為2524億美元，GPIF的資產規模為15700億美元，USS的資產規模為890億美元。三大養老金合計規模近2萬億美元，《聲明》的分量不可小覷。
在我看來，三大養老金的《聲明》令人振奮，但並不意外。因為，養老金和保險資金傳統以來一直是責任投資市場的兩大驅動力量。根據美國2018年數據，54%的ESG投資者來自公共部門（Public Assets），養老金是大頭，還有37%的ESG投資者來自保險資管行業[1]；同一年，瑞士ESG投資者中，58%來自保險資管，29%來自公共養老金，還有10%來自企業年金[2]。
為何養老金會如此青睞ESG呢？我認為原因有三。第一是養老金的長期屬性。養老金投資是典型的代際投資（Generational investment），要以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去考慮投資收益，ESG投資的特徵符合長期屬性的要求。第二是養老金的避險屬性。因為資金量巨大，且揹負數以百萬計的社會家庭的託付，養老金機構無法承擔過高風險，穩健收益比高收益更有吸引力，ESG投資的特徵也符合這一點。第三是養老金的公共屬性。養老金受益人是社會公眾，資金帶有一定的公共屬性，投資行為應符合主流價值取向，避免產生重大的社會、環境負面影響。試想，如果養老金被資產管理人用去投資重汙染企業，導致自然環境破壞、人們健康受損，甚至一些人還沒等到領退休金就已經死亡，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ESG投資的負面篩選可以有效規避此類不當投資行為。
有些人會質疑養老金投資納入ESG因素，會造成“自我束縛”，減少可投資標的，降低收益率。他們主張：投資歸投資，社會歸社會，不要對投資“道德綁架”。對此，《聲明》做了明確的反駁，強調“（ESG）不是把政治目標註入商業經營，也不是道德宣教”，還提醒這些懷疑論者“正在迅速淪為少數派”。《聲明》引用德國學者在2015年發表論文作為證據，該論文對2200多項研究的綜合分析顯示，ESG投資和財務回報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約90%的研究顯示兩者至少不存在負相關。
相比之下，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PRI）提出的觀點比《聲明》要更嚴厲。去年底，PRI發佈《21世紀受託人責任最終報告》，對“21世紀的受託人責任（Fiduciary Duty in the 21st Century）”這一持續4年的項目做了總結。報告指出，忠誠和審慎是眾所周知的傳統受託人責任。在新的世紀，因為社會和市場面臨環境汙染、氣候變化、貧富差距等各種問題，投資者出於對受益人利益的考慮，“必須”將ESG納入投資分析和決策流程，鼓勵被投資公司或其他被投資實體制定較高的ESG績效標準，及披露相關信息。換句話說，PRI主張，如果養老金不考慮ESG的話，就會侵害養老金受益人（當下或未來要領退休金的人）的利益。
PRI在報告中解釋，ESG問題具有財務重要性，即納入ESG可以創造投資價值，忽視ESG則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這一點《聲明》也反覆提及。PRI還指出，世界各地的政策和監管框架正在納入ESG，如果不考慮ESG，資產管理人未來面臨法律挑戰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根據PRI統計，世界50大經濟體共進行730餘次硬性、軟性法律政策修訂，涉及500項政策工具，其中不少關於養老金管理。譬如，南非在2013年要求養老金管理人考慮與長期成功相關的所有因子（包括ESG），韓國在2015年要求國民年金公團考慮ESG問題並披露ESG的納入程度，巴西在2018年要求養老金將ESG納入風險分析，英國在2019年起要求養老金託管機構要考慮具有財務實質性的ESG因素。詳見下表。
表：世界各地養老金的ESG政策法規
綜上所述，養老金倡導ESG投資是大趨勢，養老金機構若能旗幟鮮明支持ESG，對責任投資市場的帶動效應將是巨大的，因為這會激勵一批資產管理人在投資流程中納入ESG。日本經驗近在眼前：2016年日本ESG市場規模約5400億美元，到2018年猛增至2.2萬億美元，原因就是GPIF在2017年開始跟蹤3個ESG指數做被動投資。
在中國，根據中國責任投資論壇（China SIF）和商道融綠的統計，2019年泛ESG公募證券基金規模約485億元人民幣[3]。同期社保基金入市規模超2萬億元人民幣，養老基金超1萬億人民幣，合計3萬多億人民幣。如果社保基金和養老基金能納入ESG，將會從根本上改變國內ESG市場格局，引領中國ESG跨越式發展。
從政策趨勢看，這是有可能的。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等七部委在2016年《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中，提出“鼓勵養老基金、保險資金等長期資金開展綠色投資”。中國基金業協會在2018年《綠色投資指引（試行）》中，提出“為境內外養老金、保險資金、社會公益基金及其他專業機構投資者提供受託管理服務的基金管理人，應當發揮負責任投資者的示範作用，積極建立符合綠色投資或ESG投資規範的長效機制。”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在介紹投資理念時，也重點突出“長期投資、價值投資、責任投資”，ESG也是應有之義。2018年11月，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陳文輝在“2018中國ESG論壇”上表示，“在不遠的將來，ESG投資在中國資產管理及養老金投資領域的實踐會逐步加快，並與發達國家及地區接軌”。我特別期待這一天早日帶來，將中國ESG帶入萬億時代。
附：《攜手共建可持續的資本市場》
作為資產所有者，我們的終極責任是為數以百萬計的多代家庭在退休後獲得財務保障。我們提供財務保障的承諾要貫穿數十年，因此我們不能只為未來幾年內獲得最大化的投資回報而努力。
如果我們只重視短期收益，我們可能將會忽略投資組合潛在的毀滅性系統風險。根據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的一項估計1，到2100年，僅氣候變化就有可能造成69萬億美元全球經濟損失。作為具有最長期投資視野的資產所有者，更具包容性、可持續性、充滿活力、強大和可信賴的經濟體對於我們來說至關重要，這是我們實現對多代受益人責任承諾的關鍵因素。
從數十年的時間跨度看，那些單純尋求收益最大化的公司，無視公司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環境、員工和社區）造成的影響，讓公司長期發展面臨風險，對我們而言並非有吸引力的投資目標。同樣，那些只看短期、只看財務指標的資產管理人，他們忽略與可持續性相關的長期風險和機遇，對我們而言也不是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近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司和資產管理人應資產所有者的要求，採用長期價值投資的策略。同時，公司和行業組織也在反思公司的宗旨，認識到將對員工、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融合至公司願景和戰略中，對公司是有益的。越來越多的公司遵循如“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TCFD）和可持續性會計標準委員會（SASB）之類的框架披露相關信息。此外，有影響力的資產管理人正在將氣候變化等系統風險因素納入投資活動中。
我們歡迎這些努力，但我們認為要走的路還很長。那些長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驅動力依然強大，對變革的抵制也很激烈。有意義且對決策有幫助作用的ESG相關信息披露和分析在現階段仍然佔少數，更不要說形成規則了。在很多地區，旨在促進長期投資模式的立法進展依然緩慢。
我們支持為我們創造長期價值的公司。我們知道，許多跨國公司常常承受著來自市場的過度壓力，逼迫他們實現短期目標，這使他們很難保障公司長期願景的實現。然而，作為資產所有者，我們努力扮演長期資本的掌舵人，支持有明確、長期願景的公司，以創造可持續的價值。
同樣，資產管理人應在整個投資流程中整合ESG因素，在行使投票權時履行他們承諾的受託責任，並告知我們在何種程度上與被投公司溝通。這樣的資產管理人能證明他們在致力於創造長期價值，與我們利益一致。我們更願意與這些資產管理人建立和保持合作關係，支持他們承擔責任，確保他們履行承諾。
懷疑論者如果繼續質疑可持續性在全球投資界日益增長的作用，他們應該意識到自己正在迅速淪為少數派。一項對2200多個研究的綜合分析顯示，ESG投資和回報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約90%的研究顯示兩者至少不存在負相關2。懷疑論者應該意識到這種結論並不支持他們的觀點。
這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那些致力於可持續價值創造的公司和資產管理人，並不是把政治目標註入商業經營，也不是“道德宣教”。他們正在履行對我們的責任，進一步講也是對依賴我們的數以百萬計家庭的責任。因此，我們敦促合作伙伴和被投公司重新思考他們關於利益相關方、社會和環境的戰略、增強相關信息披露（例如使用TCFD等框架），以便我們能合作、創造和提升長期價值。
公司要成為長期價值的創造者，投資人要成為長期價值的加速器，兩者合力才可以遏制短期主義，為客戶、受益人和社會創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加州教師養老金(CalSTRS)首席投資官Christopher J. Ailman
日本政府養老金（GPIF）執行董事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Hiromichi Mizuno
英國高校退休金（USS）首席執行官Simon Pilcher
2020年3月
（翻譯：孔令令 校對：郭沛源）
腳註：
1 詳見穆迪分析2019年發佈的報告《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
2 詳見Friede, G等人2015年在《可持續金融與投資期刊》發表的論文《ESG與財務回報：2000多份實證研究的綜合證據》
[1] US SIF, US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and Impact Investing Trends 2018
[2] Swiss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University of Zurich, Swiss Sustainable Investment Market Study 2019
[3] China SIF 商道融綠，《中國責任投資年度報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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