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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究竟“失速”了嗎？
去年第三季度，這個問題一度困擾著剛獲批“先行示範區”不久的深圳。近日，深圳市統計局披露了2019年經濟運行情況，再度答疑：
去年，深圳地區生產總值為26927.09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速為6.7%。儘管增速為十年來新低，但與熱議的第三季度增速相比，可以說是基本穩住了增長面。
按下葫蘆浮起瓢。經濟增速的擔憂之外，人口增長減緩又成為深圳新的焦點。
根據已公佈的數據，深圳去年常住人口數量為1343.88萬人，與前一年相比增長41.2萬。該數值和去年的增量49.8萬相比，有小幅下滑。
更重要的是，深圳連續兩年全國常住人口增量桂冠，今年似乎已被杭州奪走——同樣來自統計局數據，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突破1036.0萬人，與前年同比淨增55.4萬。
一邊是杭州人口終破千萬的喜悅，有人直言，杭州取代深圳成為新的人氣之王；而另一邊，“守擂”失敗的深圳難免引發議論。
“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口號猶在耳畔，作為大學生和科技人才擇業首選的城市之一，深圳的吸引力打折扣了嗎？
工人外流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常住人口年增長41萬，在深圳到底是什麼水平？
儘管近3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長出現了連續下滑的情形，但若把時間線拉長，在過去20年內，41萬增量對於深圳來說並不算少。
1999年-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變化
深圳人口增量的“低谷”出現在2011年至2013年間。當時，深圳常住人口年增長量甚至不到10萬人，增長率不超過1%。
2015年對於深圳頗為特殊。當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從前一年的15萬大幅增長至60萬，推動深圳常住人口突破1100萬人大關。
真金白銀的人才補助是人口增長態勢逆轉的“幕後功臣”。
當年，深圳出臺的新一份《深圳市人才安居辦法》，調整了在深就業的人才租房補貼標準。與此前相比，對本科、碩士和博士畢業生的補貼標準從不超過三年，每月1000、500、200元調整為一次性補貼6000、9000、12000元，分兩次發放。
這兩年的情況又如何？
根據深圳官方公佈的數據，2018年在深圳新增的常住人口中，應屆大學生和各類人才達28.5萬，佔比近6成；而今年深圳政府工作報告中顯示，2019年深圳新引進人才28萬。也就是說，2018到2019年兩年時間內，深圳人才增長几乎持平。
顯然，人口增量下跌另有原因。
去年，國家統計局曾發佈一份2018年農民工檢測調查報告。在全國外來務工人員總量增加的同時，地區分化十分顯著——中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繼續增加，但東部、東北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減少。而東部沿海地區農民工數量的減少主要是在珠三角。
這與珠三角地區產業結構優化相關。具體到深圳，根據其統計年鑑披露的數據，2013年至2016年四年間，深圳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人數一直在下跌。而2017年、2018年兩年，儘管人數有所回升，佔就業總人數的比重仍在下降。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曾指出，除了與機器換人、自動化後對工人的需求減少有關外，隨著珠三角等地土地、勞動力等各種成本的不斷上升，有部分企業轉移到內地或者東南亞地區，留在珠三角的生產規模減小，也就不需要那麼多工人。
兩面深圳
在外界眼中，深圳因對人才開放，而造就了經濟增長的奇蹟；但同時隱藏在數百個城中村裡，南來北往的務工人員卻常常難倒在一紙戶口面前。
2013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速第三年維持在1%以下的低水平。一種聲音在深圳佔據上風：珠三角人口容量已趨於飽和，深圳人口密度甚至超過香港，人口下降將難以逆轉。
土地緊缺對深圳人口增長的限制十分明顯。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匡耀求曾對珠三角城市2010年人口密度進行分析發現，
珠三角盆地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214人，但其平地人口密度已達到每平方公里2722人。對比日本關東盆地情況，他認為當時珠三角人口容量已趨於飽和。
深圳則更為擁擠。2012年數據顯示，深圳1991平方公里的陸域土地面積承載了1500萬人就業和生活，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7785人，甚至高於當時的香港。
早在2004年，深圳就曾提出要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說法。2015年底，深圳對外發布《人口與社會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徵求意見稿）》，其目標是，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00萬人以內。
但同年開啟的人口快速增長，讓深圳在兩年後迅速打破這一限制。如今離“十三·五”收官還剩不到一年，深圳常住人口已比規劃超出了將近150萬人。
去年，見諸官方材料5年後，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正式進入拆遷流程。與新晉“億元富翁”一同登上熱搜的是，這裡居住的十餘萬居民面臨突然被清租的命運。
2014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當時白石洲14萬居住人口中，有12萬為外來流動人口。白石洲低廉的價格能夠為這些低價勞動力提供棲身之所，而在全深圳，有近80%的非戶籍人口居住在300多個城中村中。
在深圳政府層面，曾有認可城中村在解決城市住房保障上起到一定作用的聲音出現。但隨著土地緊缺度加深，又讓城中村面臨似乎非拆不可的命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曾指出，“深圳既沒有外擴的空間，也不可能在現有城市框架內大幅度增加建設用地。要在未來的城市競爭中勝出，深圳必須找到新思路，尋求新的突破。”
但深圳也並非將外來務工人員拒之門外。2010年，廣東率先推行積分入戶政策。2年後，深圳發佈《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暫行辦法》，不再設入戶上限，拓寬了外來務工人員落戶的渠道。
此後，深圳取消了“高中學歷”層次積分，降低其難以邁過的門檻。但在一些媒體的調查報道中，包括代辦費用等隱形壁壘成了落戶的另一道牆。
2018年，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中心主任宋丁曾在一篇撰文中指出，深圳以往多年中，不僅是“入戶”，連“入常”都卡得很嚴，在深圳已經生活和工作了若干年、卻遲遲沒有辦理入戶或入常的流動人口大約有1000萬。深圳現在常住人口的大幅增長，只是一種“補課”過程，補過去多年來既有流動人口占比過大的漏洞。
追兵漸至
外來務工人員的離開，對深圳並非無關痛癢。
2019年，國家衛健委發佈《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稱，從2015年開始，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從此前的持續上升轉為緩慢下降。他們返遷後，有超七成人口不願再外出。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曾對媒體分析，“年齡較大的流動人口傾向於穩定的生活，如果無法在城市裡安定下來，可能就會回到家鄉。”
人口結構的變化，在深圳形成了一個不斷擴大的服務業用工缺口。以家政業為例，根據當地行業協會與政府機構的估算，2016年深圳的家政業從業人員缺口約20萬人，而到去年，該估算值已達到40萬。
宋丁將深圳發展模式存在的問題總結為，“只顧重點發展經濟，嚴重忽略社會建設”。去年，深圳拿出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在全球招商，但有多少教育、醫療、住房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用地能與其配套，仍然要打個問號。
這次，後來居上的杭州為深圳敲響了警鐘：在人才吸引力上，後起之秀們正在迎頭追趕。
據報道，2019年杭州僅大學生就引進21萬，與2018年相比增長了125.9%。在BOSS直聘研究院去年發佈的《2019年二季度人才吸引力報告》中，杭州以2.85的指數位列該季度人才吸引力城市亞軍，僅次於北京。
而在麥可思研究院發佈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顯示，與2014年相比，2018年選擇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下降4個百分點至21%，而工作三年後離開的大學畢業生則上升了6個百分點至24%。畢業生們正在向新一線城市分散。
深圳等一線城市的轉型，也造就了其他地方的機會。2017年，深圳市政協的一份《關於推動我市先進製造業發展的調研報告》指出，在深圳市政府主導開展的轉移淘汰低端落後產能後，低端落後的製造型企業已大量外遷；但發展到後來，先進製造業企業和產業鏈開始進一步遷移，包括中興通訊、比亞迪、華為、大疆等企業均向外遷移或投資。
與其相對的是，南山區的一些工業園卻變身為文化創意園，“深圳產業空心化危險迫在眉睫”。
如今，產業轉型的影響已傳導至人口結構上。“陣痛”之下，深圳如何轉危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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