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餘玠、張珏和王堅遂在釣魚山上築城、守城，抗擊元軍長達36年，歷經大小 戰役200多個，打死成吉思汗之孫、元朝皇帝———蒙哥大汗的故事，代代相傳。釣魚城之戰，聲震歐亞，是中外戰爭史上軍事固守的典型戰役。但是在釣魚城，一個青年女子的命運，卻讓人唏噓!這個女子， 年約二十，美若天仙。是她，開門降元拯救了合州軍民的生命。但她至今還揹負著歷史罵名!
釣魚城首功將帥王堅記功碑被菩薩代替，後是熊耳夫人的塑像豎立後又被砸碎，再以後，連菩薩也逃不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1279年正月，合州釣魚城頭，一位絕色女子登上護國門，守城的士兵衣甲單薄，瑟瑟發抖，山下是座座營寨，點點篝火。在大宋王朝最後的月色中，她把一面降旗插上了城頭。大門如放閘洞開，元軍似潮水湧入，宋朝最後一個堡壘告破，歷史的車輪，徹底進入了元時代。
她的名字叫做熊耳夫人，因為與彪炳史冊的幾十萬浴血軍民相比，她的身份微乎其微，就只是一個叫“熊耳”的人的夫人。
因姿色出眾，熊耳夫人在亂世得以生存。
熊耳夫人的真實姓名後人無從知曉，出生在蒙漢雜居的中國北方的她，十六歲就嫁給了元軍將領熊耳。後來，元軍南下佔領四川瀘州，熊耳駐守，而宋軍將領王立收復瀘州時，熊耳陣亡。說是有心計也好，說是智慧也罷，被俘的熊耳夫人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只謊稱自己也姓王，不過一介平民。她被王立帶上了釣魚城，以義妹的身份生活在大營中，實際上成為了釣魚城最高將領的女人。
彼時，仍然堅持大宋屬地身份的釣魚城軍民在山上築城、守城，已抗擊了元軍三十多年，大大小小的戰役加起來打了有二百多場。三面臨江的地勢給了城裡無論糧草還是裝備都嚴重不足的十萬人底氣與信心，戰局一拖再拖，城門久攻不破，成吉思汗之孫、元朝皇帝蒙哥大汗沙場戰死，奇蹟般的僵持讓元軍暴怒的同時也震驚了整個歐亞大陸。
然而“英雄之城”的堅守必然意味著同等重量的犧牲與苦難，至公元1278年冬，即宋祥興1年、元至元15年，打了35年仗的釣魚城早已斷糧，平民餓死者眾，易子而食的慘劇屢見不鮮，軍械庫儲備已耗光，士兵只得在城牆拐彎處跺腳取暖。城外，元軍的重重包圍決定了這座城池的前路無處可尋，唯一不知道的，不過是城裡還能再撐幾天，再餓死多少人。
這一切，熊耳夫人都看在眼裡。更讓她絕望的是，南宋朝廷的“王命”，已經三年不通；重慶城被漢奸趙安出賣，元軍大迂迴一舉攻破；駐守重慶的元東川軍，正集中十餘萬兵力，準備拿下釣魚城。城下天天有元兵的大呼小叫：“宋國已經歸我元朝啦！”“忽必烈皇帝已經登基啦！”“你們都沒有了皇帝，為誰守城呢？”
其實當時還是有皇帝的，宋朝最後一個趕鴨子上架的皇帝趙昺。他的皇帝大哥被俘了，大臣就擁戴二哥繼位，11歲的二哥死了，大臣就擁戴7歲的他繼位。朝廷終日在海上漂泊，乘船逃離元軍追擊，政治軍事系統已然癱瘓，確實如元軍所說，已經沒有人再需要他們守城了。
歌劇《釣魚城中》，熊耳夫人與王立商議戰還是降。
軍帳裡，元軍的戰書又一次送達，戰書不厭其煩地提到了蒙哥大汗臨終遺言“攻破釣魚城，立即屠城”。城破不過是眨眼的事，王立考慮得卻並不簡單，打下去是城破被屠，不打下去就只有自己投降，無論如何選都免不了千古罵名。
看著王立唉聲嘆氣，心知死局難解，熊耳夫人終於緩緩道出了一計。原來她本姓李，元安西王相、西川樞密院的指揮李德輝是她親表哥，雖然多年輾轉飄零，兄妹再不曾相見，但她少時曾給李德輝做過一雙繡花鞋，如今只要再做一雙同樣的表明身份，寫封信告知李德輝願降，但要求不殺城中一人，他定然應允。
在臘月寒冷的北風中，王立同意了熊耳夫人的計策。當夜，她寫好信，做好鞋，將信藏於鞋中。幾天後，坐鎮成都的李德輝收到信與鞋，表奏朝廷，自己則率500人馬趕赴釣魚城。很快，元世祖忽必烈下詔：赦免合州一城生靈！
公元1279年，即宋祥興二年、元至元16年正月，釣魚城頭如約豎起降旗。餘玠、王堅、張珏等老將們的心血自此付諸塵煙，熊耳夫人、王立與他的部下親眷們，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彷彿冥冥中自有天意，幾乎是在同時，宋軍最後的力量在廣東崖山海戰潰敗，顛沛流離的小皇帝趙昺被大臣帶著與皇族八百餘人集體跳海自盡。大宋王朝正式宣告滅亡。
宋元戰爭結束了，宋將卻仍要面對自己不能善終的命運。由於怕出爾反爾失了民心，忽必烈不僅沒屠城，也放過了王立的性命。投降時年僅28歲的他一度被封節度使，之後又曾做出舉動試圖挽回南宋，幾經折騰仍是失敗，50歲時終於被賜死。而熊耳夫人的去向，史書卻並未記載。或許她留在合州，或許她回了北方，或許被李德輝接走重享榮華富貴，或許這座孤山上的死鬥與血雨就此與她再無瓜葛。她不過是歷史的棋盤中最後一顆棋子，看似偶然，實則註定。
儘管生卒年月都未有人記載，熊耳夫人身後卻是非重重，最為突出的就是入祠之爭。
忠義祠中，供奉著釣魚城守將的牌位。
明朝弘治五年，在朝中當官的合州人王璽回家遊釣魚城，感念名將王堅、張珏的忠烈沒有人建祠留存後世，於是上奏孝宗皇帝，建成了王張祠，供奉王堅、張珏牌位。
清乾隆二十四年，王張祠被修整一新，請進了餘玠、王堅、張珏、冉進、冉璞五個人的牌位，改名為今天的“忠義祠”。忠義祠完工不久，江蘇蘇州人陳大文當了合州知府，執意在忠義祠內加進了王立、熊耳夫人甚至李德輝的牌位。陳大文撰寫碑文闡述理由，“或以（王）立降為失計”，而“所全實大哉”；並稱李德輝與熊耳夫人使釣魚城軍民免於蒙元將士的尋仇報冤屠戮，“實有再造之恩”。這塊碑如今依然保存完好。
清光緒年間，貴州人華國英任合州知府，堅決地將這三人移出了忠義祠，怒斥陳大文之舉“不知何心”，申斥王立為叛臣、降人，根本不能享受後人的瞻仰祭祀。他把李德輝兄妹移祀別室，將王立牌位清出忠義祠，還在廳堂楹柱上正氣凜然撰寫下一副對聯：“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盞而澆故壘，十萬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之心。”
如今的忠義祠，重新供奉起了三人的牌位。
至當代，針對熊耳夫人的爭議依然不息。是叛徒，是敗類，是禍水，還是英雄，是善人，是忍辱負重，從史學家到百姓各有看法。郭沫若先生題寫的詩句中，將熊耳夫人稱為妖婦，把王立、熊耳夫人與秦檜夫婦相稱，但近年也屢見各種文章為她“平反”，贊熊耳夫人之舉免使生靈塗炭，推動歷史發展。或許，極端的正面或負面評價都不是出自古人本意，愛惜百姓性命的同時，誰又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她說不上有功，卻也無多大的過，只是根據當時情況，提出一個妥協方案，讓死結得以打開，自己和別人都能活命，至於千百年後的評說，又有誰去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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