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在文壇一出現，就呈現出極高的寫作起點，就表現出一個“好作家”成熟的敘事品質，深邃的思想，獨特的個性化語言、自由的文體和結構，令人矚目。或者說，他是一位以能夠改變人們閱讀慣性、影響文學史發展慣性的重要作家的姿態出現在文壇的。他不排斥而且充分汲取外來文化和文學的養分，卻始終保持著自己的行走方式，在自己喜歡的“大地的階梯”上攀援。而阿來寫作語言的個性化表現，讓阿來的敘事文本，直接進入了文學的歷史和現實。
阿來：我願意做一個語言的信徒，就怕文字之神、語言之神不肯收我。我相信，寫作中對語言的熱愛和虔誠，敬畏和自律，是每一個傑出作家的自我訴求。一個寫作者，如果對語言沒有信徒般的情感和尊重，他一定不會成為一個好作家，或者說，很難成為一個作家。
汪曾祺先生關於語言，有過樸素而經典的說法，他認為語言不僅是形式，也是內容；語言不只是載體，是本體。他特別強調：“思想和語言之間並沒有中介，世界上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也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語言不好，小說必然不好。語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語言的鄙陋就是思想的鄙陋。寫小說就是寫語言。一個作家的語言表現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養。
除了語言，汪曾祺還提出小說結構問題的重要，指出“結構無定式”，結構的精義是“隨便”。有多少篇小說就有多少種結構，生活的樣式，就是小說的樣式。可以說，關於語言和結構，汪曾祺先生的話，道破了文學寫作的天機，語言是文學之母，是寫作之母，而他對於結構的表述，也讓我們體悟到，結構是語言所創造的能夠承載思想的容器，它決定著敘述的方向。正是語言和結構這兩個重要元素，決定了阿來文體的自由，寫作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無疑，阿來是一位語言感、結構感極好的作家，他始終堅信，文學的初始和旨歸，都在於語言而不是其他。所以，他的寫作，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語言的自信和結構的自覺，而且，阿來也是文體意識極強的作家，這就意味著，由於阿來對於文字、語言特別的敏感，使得他的敘述呈現出一種極其自由的狀態。這種自由，既表現為語言本身的質樸、本然、“原生態”的感覺，甚至可以感覺到其語言所蘊藉的自然的氣息。他的自由，也體現為文本的文體方面，結構上可謂汪洋恣肆，渾然天成，不拘一格。從阿來最早寫作的詩歌《梭磨河》，到短篇小說《阿古頓巴》，再到《塵埃落定》《機村史詩》《格薩爾王》《瞻對》，一路下來，斗轉星移，一瀉千里，一任陌生化的文體風貌自由變化，奔放不羈，不斷跨越文體、文類的邊界，如輕雷，如詠歎，漸次呈現出雄渾的大地的交響。
顯然，這種寫作個性、寫作狀態和格局的形成，自有原因。主要是源自阿來與眾不同的存在經驗、民族身份、文化積澱和精神底蘊，尤其是阿來所佔據的地理環境和他藏族、回族混合的血緣，以及在寫作中自然形成的語言的異質性，這些，賦予了阿來獨特的家國民族想象的可能性。
阿來不僅保持了其“在地”語言文化的原生性，而且，雖然阿來用非母語寫作，但是他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學現實，這顯然是由於阿來文學信念、文學語言，在寫作中不斷地自我堅定、自我淨化，這就使他能夠在當代複雜歷史情境和文化語境下，擺脫語言交匯的駁雜性所導致的沒有方向感的宿命，從而讓自己的表達，不會停留在現實表達與現實經驗的層面，而是憑藉語言的能力，寫出具有新的語言質感的文字，創造出大於呈現經驗、複製經驗的，並具有雄渾歷史感的新的經驗，這些，一定是審美意義上的、具有深厚生命意味的哲理、象徵和隱喻，它讓敘述本身超越故事，超越人物，唯此，也避免了文學敘述可能產生的庸俗社會學的功利性價值取向。在一個變動不羈的時代，只有實現語言的自我更新，也才會產生新的審美感受，才會產生前所未有的生命體驗。恰恰是因為阿來寫作語言的自由，才造成文體極大的自由度。
阿來在寫作的時候，或靈感突來，或苦心孤詣、蘊蓄已久，彷彿在尋找著一種聲音，或是在等待、傾聽一種聲音。而這種聲音一定是一種天籟之音。同時他努力在製造著一種聲音，其中凝聚著一種非常大的力量，那是一種能夠扭轉命運和宿命的日益豐盈的精神力量。
他曾借用佛經上的一句話表達他寫作的夢想：“聲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聲音，大聲音是為了讓更多的眾生聽見。要讓自己的聲音變成一種大聲音，除了有效的借鑑，更重要的始終是，自己通過人生體驗獲得歷史感和命運感，讓滾燙的血液與真實的情感，潛行在字裡行間。”
這種聲音，因為聚集著血液與情感，定然會平實而強大。一篇好的小說的誕生，一定是一首獲得了某種近乎神示的詩篇。所以，從阿來的文本中，在看似漫不經心、汪洋恣肆的樸拙的敘述中，我們既可以領受到他作為一個作家天性的感性表述能力，還能從這些篇章中體味到曠達的激情，和飽含“神理”“神韻”的寬廣與自由。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阿來的藏族身份，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提供給阿來一種與眾不同的文化意識，給他提供了另一種新的審美維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視角。
文化和語言的特質，決定了阿來在使用漢語寫作時的獨特優勢。這一點，在他早期的小說寫作就已經有明顯的表現。寫於1987年的短篇小說《阿古頓巴》，是阿來早期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也是他小說創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這篇小說裡，我們就發現阿來最初的小說觀念的形成和成熟。在這裡，阿來小說所呈現的佛性、神性、民間性的因子，在阿古頓巴這個人物身上有最早的體現。
《塵埃落定》無疑是對《阿古頓巴》的一種延續。與《阿古頓巴》一樣，《塵埃落定》中樸拙而單純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潛伏著一定的文化的深度，在單純、樸拙與和諧之中表達深邃的意蘊。在傻瓜少爺的身上隱藏著作家阿來的靈性，特別是還有許多作家少有的那種佛性，那種非邏輯的、難以憑藉科學方法闡釋的充滿玄機的智慧和思想，在文字裡盪漾開來。
不經意間，阿來就在文本中留下超越現實的傳奇飄逸的蹤影。從文化的視角看，《塵埃落定》無疑為漢語寫作大大地增加了民族性的厚度。他在作品中承載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裡面，既有能夠體現東方文化傳統的智慧者的化境，也有飽含樸拙“痴氣”的旺盛、強悍生命力的衝動。這些超越了種種意識形態和道德規約的理念，構成了阿來誠實地面對人類生存基本價值的勇氣。所以，《塵埃落定》就像神話那樣古老而簡潔有力。阿來為我們營造了奇特、陌生、神秘而浪漫的康巴土司世界，我們在他的文字中，深深地感受到了一個藏族作家出色的想象力，象徵、寓言的建構，詩意的氛圍，細膩的描述能力和瀰漫在字裡行間的富貴典雅之氣。同時，《塵埃落定》還很好地處理了小說形式與精神內核的密切關係，不僅是講故事的方式，而且包括獨特的敘事語言、小說敘事空間的發掘，我們能夠意識到，阿來的小說，充滿一股“樸拙”之氣，這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反技術”的。他的文字，在虛構的空間裡自由地奔跑，有時，他難免會忘記、忽略種種限制，只感受到自己的體溫，聽見自己的呼吸。簡約、素樸、儒雅、詩性的語言，自然而不求絢麗，尤其是“拙”，“拙”得老到而且敦厚。因此，這樣的“拙”，也就難免不帶著詭譎的、不時也會越出敘事邊界的“禪機”。如此說來，阿來是在以自己的文本與現實和歷史對話，與世界對話，也與自己對話，這些，都發生在阿來寫作的“語自在”的世界裡，而這個世界，不斷地產生新的敘事生機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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