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线资深医生讲述了近一周以来，新冠病毒如何击垮伦敦一家主要医院，医生和护士如何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以及这些场面给他的内心带来的恐惧。
直面死亡
你见过有人喘着最后一口气吗？没有多少人经历过，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那种恐惧你永远难忘。我希望我能忘记上周看到的所有垂死者的脸。
每个人脸上的恐慌表情，他们不停拼命挣扎来获取肺部氧气而发出的咕噜声音，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从医已经十多年了。在那段岁月里，我以为我已经阅尽人事，但不足以让我对冠状病毒带来的恐惧有所准备。
周六午餐时间刚过，噩梦就开始了。我的呼叫器响了，提醒我一个病人呼吸停止了，我赶紧穿过医院去看视，是一个70多岁的新冠病毒患者，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我到达时，我所遇到的只有恐慌。医务人员很无辜，他们对应该如何应对犹豫不决。
这是一个早期迹象，表明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应对这种病毒方面准备不足。抢救他的按压证明是徒劳的。
两名护士、一名高级医生和一名麻醉师正在护理他的气道，我们无能为力。在我们面前，新冠病毒残忍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竭尽全力喘着气。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恐惧。他是明白的。
在场医务人员脸上的恐惧使情况更加复杂。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同事，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像我一样，已经从医很长时间。他们不应该有任何恐惧。但确实有，我看得出来。我也觉得被病毒征服了。
准备不足
我是一名高级医生，负责伦敦一家繁忙医院的所有病房，包括高度依赖病房。我们已经习惯了紧张的工作和长时间的轮班工作，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突发事件。但是上周六不同了。
是的，我们知道病毒就要来了，但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当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死亡降临医院前的几个小时，我们突然被迫重组我们的病房，以容纳大量在危急情况下住院的患者。
我是一名医生，我被训练来消除人们在极度紧张时内心的恐慌，但是这次丝毫不起作用。恐慌就在那里，不停地对我吼叫:“哦，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知道，这个人只是我们将要看到的第一个以这种痛苦方式死去的人。我心中有一个小孩在想:“如果我能救他，也许那些扎堆在我们病房里的患者也会没事。”但这当然是真实的生活，不是童话故事。
当他绝然地离去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不过，没时间细想。我们很快就有了一大群患者。尽管对病房进行了重组，以确保为冠状病毒患者留有空间，并确保他们完全隔离，但很快就发现病毒已经在整个医院肆虐。
交叉感染
他去世不久，我的呼叫器就响了，赶去一个普通病房，那里有一个弯道。他们就躺在弯区里，发烧很厉害。一想到这里我就会哭。
这个人因为一些完全不相干的病被送进了医院，现在，就躺在我的面前，很明显，他们已经感染了病毒，就在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会帮助他们治病的地方。
我的眼睛扫视着病房。他被满是病人的病床包围着，还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的护士和医生，包括我自己。
此时，我已经饿着肚子连续工作了九个小时，只上了一次厕所。不能有任何松懈。因为他还只是发现的第一例。
几乎是同时，随着我的呼叫器的警报声越来越响，患者开始出现。我在病房间跑来跑去，留意着来自医院各处的警报。
随着每一个新发现，我所能听到的只是我内心的声音，随着每一个新发现而变得更大:“不，不，不，不。上帝，求求你，不。”
对于一些人来说，我意识到这一定很难理解。就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张图片来说，新冠病毒并不比冬季流感更糟糕。但是让我告诉你，它糟糕太多了。
除了它有能力引起更具攻击性的肺部疾病之外，它的传播能力完全不同于任何流感。
阅读本文的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病毒只对那些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是严重的。这是一个明智的术语，提醒我们许多人远离病毒。然而，我亲眼目睹了它传播的速度。
我记不清在不同病房发现患者的次数。随着涌入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将新冠病毒患者与其他患者分开的任何希望变得几乎完全渺茫。你本能地知道这是冠状病毒，毫无疑问。
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来到这里的病人不会突然发高烧。当我们认为有人可能在非隔离病房感染病毒时，我们会把他们带到旁边的房间，用鼻拭子取样。
结果需要两天才能出来，这又是一个后勤保障上的挑战。
当我们等待测试结果时，病人不能返回正常病房以防病毒感染，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感染，他们不能和新冠病毒患者住在一起。
我呢？我没有症状，但我经常接触到它。因此，我很可能带着它，就像英国各地的大多数医生一样。
荒谬的是，我还没能得到测试——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对员工的原则是，除非你有症状，否则你不会自我隔离。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症状出现前离开岗位，不管他们是否可能携带病毒。
扮演上帝
作为一名医生，你应该拯救生命。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恐惧:作为一名医生，我可能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我别无选择，只能排除恐惧，继续生活。
上周末，很明显，我们几乎无法阻止这种具有攻击性的无情的病毒的传播。许多病人对治疗和氧气面罩毫无反应，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尽可能让他们“舒服”。
即使使用吗啡和镇静咪达唑仑来帮助麻木疼痛和缓解呼吸，这些死亡也是极其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我能忘记上周，假装这是一场噩梦。但是我做不到。这是我们现在的新现实。
这种病毒迫使医生们做一些我们本不该做的事情:扮演上帝。
在上周六的几个小时内，我所知道的我的工作被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在伦理上决定拯救谁和让谁死去，其规模是当今活着的医生从未面对过的。
我想说的是，这些伦理决定是用时间、耐心和关心做出的。但是上周呢？尽可能快。医生不应该被迫在病人之间做出选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因为患者有严重的潜在健康问题，或者因为他们年事已高，就告诉亲属他们的母亲、父亲、妻子或丈夫不适合去重症监护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
意大利已经停止给60岁以上的病人插管。每当你打电话给一个病人的家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爱的人快死了，第一个反应通常是问“多长时间？”接下来才是询问是否能见上一面。
感染了这种病毒的重症患者，离死亡时间不会超过几个小时。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允许穿着防护服的亲属作最后的告别，但如果死亡人数激增，防护设备供不应求，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不幸的是，本周有几次，家人无法接受他们亲人的命运，恳求我们继续努力与病毒斗争。那些对话一直徘徊在你的脑海。
现在医院里有将近150名确诊患者，但我怀疑可能不止这些。我们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几乎没有空间来收治那些病患。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危机升级
从那个可怕的周六开始一周多一点，我们已经处于宣布紧急状态的关口，这意味着我们实质上有太多的危重病人，没有地方再容纳更多。
至少还有一家医院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作为医生，我们都被未来几周和几个月所面临的事情吓呆了。我们准备好了吗？没有。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防护服。
由于短缺，我们的员工穿着十分危险，这加剧了我们的恐惧。至于个人防护装备，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英国公共卫生部表示，我们可以佩戴带气隙的外科口罩，而不是带空气过滤系统、塑料围裙和手套的全防护面罩。
这听起来可能足够了，但实际上，我们只能穿着单薄的长袖围裙(其他医院的一些医生甚至抱怨说穿无袖围裙)，戴着一个有洞的面具。
上周末，许多人看到了意大利拥挤不堪的医院里令人恐惧的场景。
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在这里面临着完全相同的未来。这种病毒正在肆意破坏。
不要搞错了，我们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只剩一个多星期了。
感觉就像我们在尝试玩某种电脑游戏，每天我们都在进入一个新的、更难的关卡。我们根本跟不上。情况会变得更糟吗？
老实说，我一想到这个就不寒而栗。
目前，英国死亡人数在24小时内就增加48人，达到281人，确诊病例超过5600例，死者年龄在18到102岁之间。但是，英国医院内外两重天。尽管官方、医学和科学专家在最近几天提出了各种建议，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人们似乎不为所动，依然外出游玩，照常庆祝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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