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樓日落

我們就說說871名國民黨戰犯吧。死在改造期間，這種情況當然有，比如惡貫滿盈的“大特務”徐遠舉，比如《特赦1959》中蔡守元的歷史原型張淦等，但他們都是病死的。

因為，相關部門對各類戰犯定下的基調是一個也不殺，連徐遠舉，周養浩，康澤等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鮮血的人也不殺。

蔡守元

871名國民黨戰犯，被分成了四類：頭等戰犯、首要戰犯、重要戰犯和普通戰犯

第一類以蔣介石等為代表的頭等戰犯，原本為80人，後來又加入了在雙堆集戰場命令部下釋放毒氣的第12兵團司令黃維，計有81人。

可實際在押的頭等戰犯，只有杜聿明、王陵基（原四川省府上將主席）、黃維等三人。

第二類為首要戰犯，實際在押的為方靖、王耀武、馬勵武、宋希濂、沈醉、徐遠舉、周養浩等66人。判定首要戰犯的標準為：中將及以上師長、軍長、副軍長、兵團司令、省府主席、省黨部書記長及特務中的重要分子。

但18軍少將軍長楊伯濤、青年軍206師少將師長邱行湘等國民黨軍實力人物，雖然不符合標準也被歸入了此類。

特赦1959劇中的周養浩

第三類為重要戰犯，以第三兵團司令張淦為代表；其他的為普通戰犯。

首要戰犯中，在押期間病亡的共有10人

這十人分別是病亡於1962年的原陸軍副總司令湯堯、原隴南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沈鵬，病亡於1963年的原整編26師中將師長馬勵武；

病亡於1970年的原第四綏靖區中將副司令米文和，病亡於1971年的原軍統局川康區區長廖宗澤，病亡於1972年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原17兵團中將司令劉嘉樹、原48軍中將軍長莫德宏；

病亡於1973年的原整編72師中將師長楊文瑔，以及病亡於1974年的原44軍中將軍長王澤浚。

桂系第三兵團司令張淦雖然病亡於1959年，雖然他也達到了中將以上軍銜、整編師師長以上軍職的標準，可並沒被列入首要戰犯名單，他只是重要戰犯。

特赦1959劇中的杜聿明

在押的頭等戰犯中，杜聿明、黃維原本一身滿是致命的病，卻都被治好了

剛進功德林時，杜聿明患有嚴重的肺結核、腎結核、脊椎結核、胃潰瘍等各種嚴重致命的各種疾病。

黃維的疾病則更多，主要有重度肺結核，副睪結核，頸部淋巴結核，結核性腹膜炎，肋膜炎等，也都是要命的病。

要不是所裡斥重資在香港購買抗生素，把他們送進條件良好的醫院全力治療，併為他們提供牛奶、豬肉、雞蛋等營養性食品，杜聿明很難走出功德林，黃維也很難走出撫順管理所。

所以杜聿明說，國家既醫好了我的心病——思想病，又醫好了我的身病——結核症，真是再生之恩德。黃維也說，國家治好了他“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

相信杜黃所說，應該都是肺腑之言。畢竟，渾身重疾的他們，最終都能幸運地活著走出了管理所。

司馬砸光

早年軍統局最年輕的處長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戰犯，時間是1960年11月，他後來曾經回去探望仍然被關押的徐遠舉、周養浩等原“同事”，特地還帶了一本小說《紅巖》，並且對徐遠舉說：“這部小說寫的很好，很受讀者歡迎，希望你能對照小說深刻認識自己的罪行，爭取早日獲得特赦”，後者當時比較樂觀：“我們很快就會出去的，你就等著給我們接風吧”，顯然，徐遠舉低估了這部紅色小說的威力。

對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內關押的各種戰犯實行特赦，始於1959年國慶十週年前夕，這一年的9月18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決定和特赦令：“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宣佈特赦是適宜的。。。”，比較聰明的徐遠舉知道第一批輪不到自己，作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區長兼偵防處長”、重慶“11.27大屠殺”的劊子手，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

徐遠舉是在昆明被盧漢起義部隊抓獲的，那一天是他35歲的生日，隨後押赴西南軍區設於重慶郊區四德村的拘留所，再轉至白公館關押，最後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作為毛人鳳的得力干將，他先後主持了破壞“挺進報”、在重慶解放前夕又親自指揮了對監獄中革命者的大屠殺、以及對重慶各重要設施的爆炸破壞等，殺人如麻，罪行累累。

對這些罪惡徐遠舉心知肚明，所以剛被捕時情緒非常低落，曾經對同夥說：“別人可以不死，特務不能不死；特務可以不死，我徐遠舉不能不死”，幾次轉押期間都懷疑自己要被槍斃，事事懷疑，牴觸改造。陳賡將軍曾經專程去探望過宋希濂等黃埔校友，但是接見名單裡並沒有徐遠舉的名字，他感覺心灰意冷，為此還曾經跟宋希濂大打出手。

隨著時間的推移，徐遠舉漸漸瞭解了我黨的政策，尤其是特赦令宣佈以後，改造態度變得積極起來。1959年10月起，主動撰寫交代材料，以“血手染紅巖”為題目詳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按照功德林管理幹部的看法，徐遠舉的認罪態度還是比較誠懇的。他的材料結語是：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下，我恢復了人性，分清了是非善惡，痛恨蔣介石將我由人變成了魔鬼，感謝黨和政府把我由鬼變成了人。

延至1964年底，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已經特赦了五批戰犯，“軍統三劍客”裡面的沈醉已經出獄，但是特赦名單上仍然沒有徐遠舉和周養浩二人的名字。徐遠舉雖然沒有灰心繼續在改造自己，然而小說《紅巖》和電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國範圍內已經掀起了巨大影響，又趕上了特殊的歷史時期，來功德林提審徐遠舉深挖材料的單位越來越多，令其壓力驟增。

大約從70年代初開始，徐遠舉的情緒開始波動起來，血壓高的毛病也經常復發，而血壓一高，他的脾氣和嗓門就大，特別容易激動。1973年1月19日，徐遠舉在曾經縫紉勞動時，因為心不在焉所縫製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當檢驗的管理幹部要求他返工時，他再次激動起來，大吵大鬧錶示不服，事情過去以後，徐遠舉仍然不能平靜下來，滿臉通紅。

徐遠舉試圖冷靜下來，就跑去洗漱間用冷水衝頭，由於當時正值寒冬臘月，當天晚上就發起了高燒，血壓也驟然升高，第二天早晨起來刷牙時，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戰犯管理所的醫生聞迅趕來救治，診斷的結果是腦血管破裂，於是緊急轉送北京復興醫院治療，但是仍然未能搶救過來，1月22日晚，徐遠舉死亡，時年59歲。

報告送到總理辦公室之後，周公一度很生氣：“徐遠舉還沒有60歲，年齡不大嘛，怎麼會死”？並責成有關部門調查，結果是徐遠舉確實死於腦溢血。兩年以後的1975年，所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戰犯全部被特赦，但是徐遠舉卻沒有等到那一天，死在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關押期間。

度度狼gg

當然有死的，不僅有病老而死的，還有被殺的呢！

很多國民黨將領在被俘虜時，決議自殺，最終沒有死成。這種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雲沛。

宋希濂擔任國民黨軍隊第十四兵團總司令，在白馬山之戰後主力被擊潰，就分散逃走，脫離國軍戰鬥序列，在川南山區到處跑。到大渡河時，有個警衛說“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 敗 塗 地 ！ ”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項羽“烏江自刎”的念頭。自殺時，警衛排長袁定侯一把搶過了他的手槍，不多時，宋希濂就被俘虜了。

王雲沛是國民黨浙江省中將保安處長，解放軍解放浙江時，他走投無路，一頭扎進大海里只求一死。沒想到解放軍戰士把他撈了上來。一次死不成，就不想第二次了。王雲沛騙戰士“我是當兵的”，沒想到戰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於是就成了俘虜。

到了戰犯管理所，還有一些人心存僥倖，想要逃跑。劉秉哲、羅賢達二人，在國民黨部隊裡均為軍長，關押期間曾兩度越牆逃跑，被抓回後，仍不甘心，暗中鼓動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聖的死硬軍官，被俘後經常吵架罵人，不僅自己時常尋找著逃跑的時機，還慫恿其他戰犯暴動出逃。有一天夜裡，他獨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門打開啦，趕快逃跑呀，大家快衝啊！”他一邊喊，一邊向警衛衝去。還有一個叫姜湘齡的。為效忠“黨國”，拒不服法，動輒叫罵聲聲。同屋的人責備他幾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頭，砍傷兩個熟睡者的腦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當然，這些帶著花崗岩腦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還有很多不知名戰犯，在管理所裡鬧出了各種自殺的戲碼。有的人用磚頭砸自己的腦袋，有的想用刮鬍子的刀片割斷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藍墨水，有的跳樓，有的跳井……為了防止戰犯自殺，管理所想盡了各種辦法，甚至還裝修了橡皮房間，把想自殺者安置在裡面。

在《特赦1959》中表現很好的沈醉，其實在管理所裡寫了不少的“反詩”。比如“絳帳新垂列綺羅，滿庭桃李盡嬌娥，東風枉費吹噓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再比如“全城鑼鼓響喧天，滿庭笙歌夾管絃。悄問座旁鄰院女，今宵花月為誰妍？”有人算過，沈醉在幾個月就寫了上百首反詩。

一開始，戰犯們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不願意多說話。可是他們最後卻發現，解放軍把他們關起來，其實時保護他們。徐遠舉、周養浩等特務曾經把被囚禁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三百餘名共產黨政治犯全部殺害，包括著名的共產黨人羅世文、車耀先、許曉軒等。1952年清明節 ， 重 慶 有 數 千 人 到 白 公 館 烈 士 墓 前 掃墓，“堅決要求鎮壓反革命！”“為死難烈士報仇”的口號聲震天動地。特務們發現，解放軍戰士荷槍實彈擋住群眾，保護了他們的安全。

戰犯們越來越認識到共和國的戰犯管理政策，開始爭相交代罪行。國民黨第二兵團七十軍代軍長鄧 軍 林 交 待 了 一 樁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 當年，他在沂蒙山區時，曾活埋過一位參加革命的母親。那一幕慘劇，至今仍時時縈繞在心，使他永遠不能忘懷。當劊子手將這位被綁著的年輕母親推進土坑後，又殘忍把孩子地丟進去。孩子倒在媽媽身邊問 ：“媽媽，我睡哪頭？”

事情很快變味了。一些戰犯開始吹牛，吹噓自己多大官，幹過多少大事，想從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一些特務小嘍囉硬說自己時大特務，還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頭上。可是這些舊社會帶來的吃空餉、欺上瞞下的伎倆怎麼會欺騙到管理所，最後都被揭穿了。

在戰犯管理所，戰犯們通過自我管理，積極勞動的方式實現了自我改造。典型就是鄭庭笈管理澡堂和黃維研究永動機，雖然困難重重，卻得到了同學們共同的鼓勵。

真正讓戰犯們脫胎換骨的，是戰犯管理所組織他們到全國各地參觀。國軍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看到天塹變通途的武漢長江大橋，再對比自己長江上坐船差點傾覆，感嘆共產黨辦實事說真話。昔日大特務文強，在武漢長江大橋上寫詩道“九月天高天氣晴，登臨攬勝大江清。雄橋飛渡聯南北，萬國通途會古城。三鎮毗連秋水共，兩江交匯錦雲橫。我身不覺在霄漢，睹此宏圖暗自驚！“

杜聿明參觀長春時，發現長春市郊建立起現代化的汽車廠，感到極其震驚。兵團司令廖耀湘、軍長鄭庭笈看到一輛輛解放牌大卡車，回憶自己之前駕駛過的汽車因為零件損壞就要全車報銷，盼望國家能自己造汽車，卻不得不在老將命令下打內戰。杜聿明開著解放卡車，直呼太棒了。

宋希濂參觀北京八大胡同，發現昔日的窯姐們已經改邪歸正做了棉紡織廠的女工，大都嫁給老實人成家立業。宋希濂回憶以前鴉片煙橫行，就連四川的滑桿轎伕也依賴它提升力氣。到現在，黃賭毒已經徹底清除，宋希濂感慨共產黨力量偉大。

這就是戰犯改造的全過程，新中國用這種方式和舊社會告別，實在是太牛了。

歷史知事

最近，央視一套播出了反應改造國民黨戰犯題材的電視連續劇《特赦1959》，可以說是好評如潮，也引起了人們對戰犯這個群體的重新認識。其實今天我們所說的戰犯，一般指的是侵華日軍戰犯、國民黨戰犯和偽滿洲國戰犯。在關押期間，這些戰犯有沒有死在戰犯管理所的呢？

回答是肯定的，由於種種原因，在關押期間有戰犯死亡。下面舉例說明。

大家都知道紅色經典小說《紅巖》吧？講述瞭解放前夜，中共地下黨組織在重慶的一些活動，以及江姐、許雲峰等共產黨人在渣滓洞、白公館與敵人鬥爭的故事。這部小說裡有個反面人物徐鵬飛，其原型叫徐遠舉，公開身份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少將軍銜，是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在西南地區的主要負責人，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江姐等共產黨人就是死在他手。建國後徐遠舉被俘，先關押在重慶第二監獄，1956年與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軍統局雲南站長沈醉等人一起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關押。

徐遠舉在功德林努力學習、改造，希望早些被特赦。1959年9月中共中央建議特赦一批關押滿10年、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犯。消息傳到功德林，這些被改造了10年之久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欣喜若狂。據徐遠舉的軍統老同事沈醉回憶，當時他們正在郊外的秦城農場勞動，剛剛收工還沒有吃晚飯，徐遠舉到管理員辦公室拿報紙，第一個看到了特赦的消息。沈醉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徐遠舉）特別放大嗓門，用他那地道的湖北大冶口音高聲宣讀：‘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宣佈實行特赦是適宜的。’當特赦兩個字讀出後，大家的心便像被什麼強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

電影中的徐鵬飛（徐遠舉）由項堃扮演

不知什麼原因，特赦了幾次戰犯，都沒有徐遠舉，同為軍統高級特工的沈醉1960年就被特赦了，這對徐遠舉打擊很大。1973年冬天，徐遠舉在戰犯管理所因工作問題與人發生爭吵，下工後用冷水洗澡，結果因腦血管破裂不治而亡，死時只有59歲。

民國年間那些事

戰犯的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戰俘，戰犯作為一種特殊的罪人和其他的犯罪分分子有所不同。

普通的犯罪分子的犯罪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做出殺人越貨之事。而“戰俘”主要是來自來自於敵營之中的“領導”或者重要士兵。

從定性上來說，戰犯和普通的犯罪分子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戰犯的行為更多是受到的“上級”或他所在“方面的政策”影響所做出的事情，即便有時候他們做出一些燒殺搶奪之事，若是知心悔改並且誠信投靠的話不會被判處死刑，但普通的罪犯可能就沒這機會了。

那麼戰犯在被關押期間有死的嗎？

這個答案是肯定，第1次發世界大戰的時候，交戰國各國根本不遵守“優待戰俘”的條約，就算在停戰之後，也有大量的戰俘被屠殺。

第2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通過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兩顆原子彈之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時活動在世界各處的日軍無條件向當地的政府投降，並且上交武器。

當時在我國境內有將近百萬的戰俘投降，由於我國遭受戰爭摧殘較重，無力收教這些戰俘，所以就允許他們回到了日本國內。

不過也有一些罪大惡極的戰犯被留在了我國本土接受審判。

由於這些留在我國本土的戰犯大多都是一些罪大惡極之人，殺人放火之時根本沒少幹，所以在他們留守在監獄裡面的時候，會有一些士兵會刻意的報一些“私仇”。

除了非常重要的高級指揮官級別的戰犯，普通戰犯在監獄中死亡的事件還是比較常見的。

畢竟這些人都在中國犯下過非常深重的罪孽，但是軍事法庭未必會讓這群人死刑，所以死一些戰犯對於當時的中國政府來說也是“有必要的”。

而有一些將對高級的戰犯，由於他們要接受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不但不會殺死他們還要保護著他們的生命存活，讓軍事法庭對他作出最後的審判，比如說當年南京大屠殺的高級指揮官谷壽夫。

當年直接投降給中國政府的日本戰犯還是比較好運的，那些投降給蘇聯政府的戰犯就沒那麼幸運。

蘇聯在二戰時期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國內的勞動力非常的欠缺。投降給蘇聯的60萬日本戰犯直接被蘇聯政府徵集為勞力，到蘇聯內部參加勞動，當時蘇聯對待戰犯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殘忍至極”。

這60萬戰俘從中國的東北地區讓他們步行到西伯利亞地區，此期間他們每天只是吃上一頓飯，而每頓飯可能只有幾片面包，所以生活條件非常的差。等到他們到指定地點的時候，60萬的戰俘死的還不到50萬。

日本投降之後，在美國的幫助之下通過一些外交政策，讓這批來到蘇聯的日本戰俘陸續回國，而最終從蘇聯境內回到日本的戰俘還不到30萬，有將近一半人都死在了蘇聯境內。

這些死亡的戰犯也都沒有墓碑，一般都是直接扔在了亂葬崗裡面，所以對於來到蘇聯的日本戰犯來說，能夠活下去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死人更是經常見到的事情。

所以綜合的來說，戰犯在關押期間死亡是很正常的，畢竟這些戰犯都曾犯下過深重的罪孽，殺了他們也並沒有什麼好可惜的。

夏目歷史君

可以很肯定的說有，因為歷史原因，這裡我就介紹幾個死在監獄的日本戰犯，不過在這之前，我還想多說幾句。

日本戰犯在我國曆經了兩個時期，一個是民國時期，一個是新中國時期。不得不說對於大多數日本戰犯而言，他們是幸運的，因為老天對這幫惡魔大開幸運之門，讓他們趕上了好時候。

對於戰犯的處置，民國時期以“嚴懲”為主，149名戰犯被處死，400多名戰犯被判處有期徒刑。而新中國則已“感化”為主，這是我黨的老傳統，我黨接收日本戰犯後，經過審判，一千多名戰犯無一人被判處死刑，量刑最重的也不過18年有期徒刑，而有的戰犯因為身體原因還不予起訴。

宣判結束後，我方又多次釋放戰犯回國，到1964年，所有戰犯全部釋放，嗯，這很仁慈。

好了，話不多說，下面還是言歸正傳吧！死於監獄的那些日本戰犯們：

梅津美治郎

日本陸軍大將，曾出任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和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是發動侵華戰爭的元兇之一，也是東京審判的日本28名甲級戰犯之一，1945年日本戰敗後，代表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後被判處無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病死於東京巢鴨監獄。

白鳥敏夫

日本外交官，曾是日本駐意大利大使，他與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共同促成德意日三國同盟，力主入侵我國，日本投降後做為甲級戰犯被判處無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死於東京巢鴨監獄。

平沼騏一郎

日本政界元老，激進派代表人物，抗戰期間任內閣總理大臣，積極謀劃並支持入侵東亞各國，也曾參與入侵蘇聯的諾門坎戰役，日本戰敗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52年病死魚巢鴨監獄。

佐佐木到一

日本陸軍中將，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1937年全面戰爭爆發後，被任命為第十六師團第三十旅團旅團長，南京淪陷後，縱容部隊在城內屠殺，進行百人斬比賽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就是他的手下，在南京，他曾指揮部隊一次屠殺我國軍民三千多人，罪行累累，罄竹難書。日本投降後，他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突發腦血栓死亡。

新中國成立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的日本戰犯，由於我方的精心照顧，所以病死率特別低，關押的近千名日本戰犯，因病治療無效而死亡的只有38人，病死率僅為4%，這是世界戰俘史上最低的死亡率，堪稱奇蹟，而其餘的戰犯到了1964年全部釋放回日本。

我們對惡魔仁慈，希望真的能感化他們，而不是另一出“農夫與蛇”的故事。

鹹魚閒聊

肯定有啊，我不知道題主說的戰犯是特指國內的，還是包括國外的。但是題主所提問的重點應該是在這個“死”字上，我國對被俘國民黨戰犯官員的改造中，就遇到頑固不化的，原國民黨軍長，劉秉哲、羅賢達二人，自己屢次試圖脫逃，被抓回來後不但自己拒絕改造，還一直鼓動別人對抗改造。還有周元聖頑固抵抗改造，半夜衝擊哨兵，誘騙其餘戰犯炸營哄亂。姜湘齡，拒絕改造，日夜吵鬧，引發同屋不滿生隙，暗地偷藏伙房斧頭，趁夜砍殺同屋，至一死一傷。這些人的下場，可想而知，這叫自作孽不可活。

李三萬的三萬裡

最近央視上映的《特赦1959》特別的火熱，此電視劇真實反映了建國後國民黨戰犯管理工作，展現出我黨政治智慧和偉大魄力。

建國後，為了便於對戰犯的教育和管理，1956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戰犯集中關押在北京功德林、遼寧撫順、四川重慶、山東濟南、陝西西安和內蒙古等地。

堅持“懲治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改造方針，取得了巨大成就。從1959年至1975年，先後七批次釋放了數以百計的國民黨戰犯，使得他們重獲新生。

而不同的戰犯由於身體素質、心理素質，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一些戰犯身體出現疾病，但在戰犯管理單位精心治療下，大部分從新獲得健康，但也有個別人因為年齡和疾病嚴重等原因，最終沒有走出戰犯管理所，其中比較出名的有以下幾位：

【一】湯堯。合肥武備學堂、陸軍大學特別版第5期畢業，曾任黃埔軍校上校兵器教官，1949年12月任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參謀長，併兼任第8兵團司令官，1950年1月23日在雲南元江被捕被關押在戰犯管理所進行勞動改造，但是最終他沒有走出管理所，於1962年在關押中病逝。

【二】劉嘉樹。1903年出生，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湖南益陽人，1948年9月授陸軍中將，任第十七兵團司令官。1950年2月6日在廣西平南關被解放軍俘虜，1972年3月3日，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病逝，享年69歲。

【三】鍾彬。1900年出生，廣東省興寧人，川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團司令官，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軍校一期，陸軍大學正則班第9期。1949年11月，在涪陵被俘，1950年2月下旬，因患機型瘧疾去世，終年50歲。

【四】王靖國。1893年出生，山西五臺縣人，晉軍閻錫山嫡系，以包頭為基地，勢力擴展到安北五原臨河固陽及伊盟東勝等地。他的部隊駐防包頭長達10年之久，1934年王靖國升為十九軍軍長，人稱“綏西王”。1949年太原戰役期間，閻錫山指令王靖國為守城主將之一，4月24日，被解放軍生擒。1952年病逝於戰犯管理所。

【五】張淦。1897年出生，中將，桂系骨幹將領，畢業於廣西陸軍速成學校，1949年4月，任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949年12月1日在廣西博白被解放軍俘虜，後關押於北京功德林戰犯改造所。1959年2月因病逝世於改造所，享年62歲。

【六】楊文瑔。1905年出生，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二期。後任蔣介石的侍從參謀，抗戰時為第61師第181旅旅長，第50師師長，參加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粵北會展等戰役，抗戰勝利後任整編第72師中將師長。1947年在山東泰安被俘，1973年病逝於戰犯管理所。

【七】陳林達。1904年出生，湖南湘潭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畢業。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二旅排長，新編第五師連長，第二十五師營附、團參謀主任。1946年起任東北“剿總”第五十二師一九五師師長，1947年11月任新編第5軍中將軍長，1948年1月7日所部於遼寧新民縣公主屯地區被人民解放軍全殲被俘，1970年1月14日於撫順戰犯管理所病故，終年66歲。

一哥“俗人讀史”之——

     死在戰犯管理所的戰犯

從解放戰爭開始，我人民解放軍俘虜了大批的國民黨高級軍政要員，戰犯管理工作已經在各解放區展開，一直到1975年3月全部釋放，經歷了近30年的時光，期間病死的人員肯定有，具體詳實的數據未查考過，僅舉兩例以饗讀者。

第一個死在戰犯管理所的戰犯鍾彬

鍾彬，1949年任川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4兵團中將司令官。1949年11月，在涪陵被俘虜。1950年2月下旬，因患急性瘧疾去世，終年50歲。鍾彬這個人有點意思。

其一，一生得遇二恩人。一個是同鄉李安定，鍾彬軍校畢業後長期跟隨李安定任職，直到1927年4月鍾彬隨李擔任了“自由”號炮艦黨代表。同年7月，推薦任海軍分會特派員等職。二是宋希廉，1933年1月，鍾彬調任第87師第261旅第522團上校團長，旅長正是宋希濂，其後基本上是步宋之後塵。

其二，打入蘇區殺害渠秋白第一人。1934年9月鍾彬任第108旅少將旅長，1934年9月27日六時許，鍾彬的108旅作為主攻部隊，在炮兵的掩護下順利的攻佔了紅軍的警戒陣地，於十一時許攻佔白衣洋嶺。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後，第36師進佔長汀。1935年3月，第36師奉命進攻仍舊堅持在瑞金、長汀地區打游擊的紅軍項英、陳毅部，迫使該部紅軍分三股突圍。其中由東路突圍的千餘人遭到鍾彬的108旅截擊，被迅速殲滅。旅長鍾彬在通過審訊俘虜後得知，中共高級領導人瞿秋白帶著300餘人由上杭突圍。在得知這一情報後，他立即報告上級，使由上杭突圍的300餘紅軍為福建省保安第14團截獲，瞿秋白被俘。

其三，抗戰時屢立戰功。最大的一是河南商城富金山伏擊戰，1938年6月，鍾任第88師中將師長，8月，日寇第10師團一部向71軍軍部駐地鑽隙迂迴，鍾判斷敵軍必會經過坳塘口，遂迅速派遣所屬第528團前往伏擊，伏擊斃傷敵500餘人，狼狽撤退。二是堅守怒江對峙，參加滇西大反攻，殊死搏殺龍陵，立大戰功（想起《我的團長我的團》嗎？）。

其四，蔣介石的“送終（宋、鍾）”十四兵團兩位“難兄難弟”能讓司令不讓棋子。1949年4月，宋希濂升任川鄂湘邊綏靖公署主任，主動讓出第14兵團司令官一職與鍾。二人被俘後，鍾彬與宋希濂等人一起被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看守所，兩位好友整日下棋為樂。鍾彬棋藝平平，常要求悔棋讓棋，宋希濂一子不讓，以至於摔棋子撕棋盤，被牢友王陵基揶揄為“兵團司令都可以讓給鍾彬，而一著棋卻不肯讓”。兩人都擔任過司令官的第14兵團，則被稱為“送終（宋鍾）兵團”。

 第二個說一下，死在管理所的“真壞人”徐遠舉

歷史上的大特務頭子徐遠舉是個“十惡不赦”的真壞人，是他自己都不否認的，有關他的罪惡及在戰犯管理所的改造，其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實錄》中已經真實地認清了，但這樣一個“真壞人”通過改造卻比起那些“假好人”來不知要強多少倍。事情還得從文革說起，隨著運動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監獄來日以繼夜地對戰犯逼供，套取整鬥老幹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遠舉因為當年所處的地位，自然成了重點對象，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臉，對前途很悲觀，但他堅定地表示:"這樣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條命來頂住，不能聽別人指鹿為馬地順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歷史，不能在共產黨的臉上抹黑;第二，不能無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給老幹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編亂造誇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給我自己抹黑。"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徐遠舉頂著了被“專政”的恐嚇，嚴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觀實際的。他還對要材料的造反派的人說:"解放前我犯了罪，經過共產黨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徐遠舉是沒有等到特赦而死在監獄中的少數幾個戰犯，他是在企盼自由的路上死的，他的《盼赦》詩寫道:“人間無永壽，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飢渴，憂憂不欲生!”他的悼詞說“徐遠舉死了，長江在傾訴他的罪惡，春雨在滋潤他的靈魂。”當然最好還是聽聽他的好友文強出獄時憑弔他的一付對聯:“譭譽已鮮明，難得臨終好評論定，君可無恨;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長悲。”

一哥於一

當然是有的，比如說，徐遠舉就是小說裡徐鵬飛的原型。還有王陵基他的官銜最高，他們都是因病死亡的。不是被殺的，共產黨槍斃掉的國民黨方面的將軍到是有，不過那個是在解放前的事情了，這個人叫郝鵬舉原來投靠了日本鬼子，後來由於日本鬼子戰敗了，就又投靠了共產黨。不過後來又投靠了國民政府，而且還殺掉了共產黨派去的政工幹部。不過郝鵬舉的叛亂？並沒有幾天就被陳毅平滅了，郝鵬舉本人被俘了，在押送途中試圖逃跑，被解放軍就地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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