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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銀行業，但是我們將不需要銀行”，談及新冠肺炎疫情對金融業經營產生的衝擊，賁聖林腦海徘徊著比爾·蓋茨在20多年前的這句預言。經歷了國際銀行行長到金融科技研究學者的身份轉換，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院長、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管理學院教授賁聖林堅信，金融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已是大勢所趨，是別無選擇的。
他認為，2020年的疫情對全球金融行業影響持續深遠，整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會加快推動、呼喚金融行業的轉型。而傳統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和金融科技企業的全球化步伐的提速，未來是會並行的。對中國來講，搶佔金融科技行業全球真正的制高點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對於時下備受關注的“新基建”，賁聖林表示，其意義包括緩解疫情衝擊，優化產業結構，讓第二產業煥發新春。不過，他也認為，推進“新基建”的同時，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也要同步進行。“新基建”本身會起到一個助推器、加速器的作用，幫傳統產業真正向數字經濟、智能經濟轉型。
“新基建”可以讓第二產業煥發新春
新京報：疫情衝擊下，圍繞“新基建”的探討升溫。您也曾多次提到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兩個概念似乎有一定重合。怎麼看待“新基建”之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賁聖林：從政策層面看，早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基建”的概念被首次提出來，主要強調“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今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新基建”和我之前提的數字基礎設施有相通、重疊的地方，也有不一樣的地方。按我的理解，“新基建”主要圍繞技術層面以5G、人工智能、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本質上是信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新基建”涉及的主要領域目前大概有7大產業——5G基站、特高壓、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傳統的高鐵和城際軌道交通、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這其中包括底層芯片硬件發展。按照公佈的投資規模，這7大領域本身屬於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都處在產業前沿，對於新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的拉動作用。
“新基建”的意義或者影響方面，直接的作用就是緩解此次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今年國際、國內整體形勢上，無論是出口還是消費，都會受到大量衝擊，新基建投資對於拉動經濟整體增長有一個乘數效應。據相關測算，如果今年基建的增長速度在去年3.8%的基礎上提升10個百分點，對整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拉動作用差不多在GDP增長0.6%-0.8%之間。更重要的是，這次抗擊疫情中，各類數字經濟平臺在企業復工復產、網上辦工、穩就業、穩經濟、保民生這塊起到了一定的支撐作用，也使大力發展新經濟、新技術、新產業成為更廣泛的共識。
第二個意義，大力發展“新基建”可以優化產業結構。“新基建”主要是和科學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相關，剛才說七大領域的投資與建設，本身會拉動上下游兼顧硬件、軟件領域的巨大需求，應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重要任務。2013年，第三產業第一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對GDP增長貢獻最大的產業。過去這段之間，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好像增長相對出現一些滑坡，“新基建”可以讓第二產業煥發新春。大力發展“新基建”，可以為先進製造業、智能製造業帶來新的動力、新的元素、新的亮點。
另外，“新基建”不只是新的投資增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盤活資產存量，讓現有傳統產業、傳統社會治理機制都能夠盤活、激活，使其有很大的效率提升。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更重要，因為發展是漸進式的，能夠在固有優勢的基礎上提升效率、釋放紅利。推進“新基建”的同時，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也要同步進行。“新基建”本身會起到一個助推器、加速器的作用，助力傳統產業真正向數字經濟、智能經濟轉型。
不能忽略和“新基建”相關“軟”的制度、規則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新基建”不僅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一種手段，更是中美貿易摩擦下大國競爭的關鍵。從國際視野來看，“新基建”能否承擔這樣的角色？
賁聖林：這次的“新基建”和此前2008年我國推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有所不同。我覺得，首先這兩次投資的背景存在差異。上一次更多是因為美國、歐洲金融危機，更多是針對我們出口疲軟的情況。而今天的背景可能是全球性的經濟蕭條，會對國內、國外以及未來全球經濟的產業佈局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投資主體和過去也會不一樣。很多“新基建”的投資主體可能是以民間資本和國有資本、公共投資相結合，甚至以企業主導、政府指導和制定政策。所以，今天中國經濟的多元性更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兩次經濟刺激計劃的政策目標也不一樣，上次主要是為了投資拉動內需對沖外貿、出口的問題，這次是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常態的情況下，實現整個產業升級、優化，增強整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意義可能比上次更大。
同時，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影響、示範型效應會更強，“新基建”可能對國際範圍內的產業分工、國家間的分工都會產生影響。由於疫情，前兩個月大家還擔心，比如印度會把全球產業鏈中屬於中國的一些部分吸引過去。現在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影響，可能對未來全球供應鏈產業分工的影響會非常深遠。
我們以前是從“製造大國”往“製造強國”走，現在也需要在傳統模式的基礎上重新思考和主動做出調整。當以前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國際貿易摩擦不斷、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這次疫情也會讓我們明白很多東西，比如全球供應鏈真的不完全可靠。可能有些所謂的離岸化會重新在岸，這樣對全球分工新格局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影響。
另外，作為新興的戰略產業，特別是5G等前沿基礎產業，可以說是未來國家之間經濟實力競爭的主要戰場。我們本身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可以孵化支撐一個更廣闊的全球市場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新基建”作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手段，應該說使命重大。討論“新基建”的時候，除了“硬”的以外，也別忘了和“新基建”相關的制度、規則，即“軟”的政策法規如何更好地促進“新基建”投入和發揮作用，需要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平衡好。新基建作為提升我國未來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手段，將承擔重要歷史使命。
金融行業數字化轉型已是大勢所趨，別無選擇
新京報：疫情期間，金融機構線上運營能力受到大考。疫情對中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的經營發展會帶來哪些影響？
賁聖林：回顧2003年“非典”，作為一個催化劑也好，加速器也好，推動了電子商務的發展，推動支付寶等誕生。我個人認為，2020年的疫情對全球金融行業的影響是持續深遠的，也可以說會有一個革命性的影響。
從全球股市來看，整個金融業的上市公司中相當一部分市淨率為0.5，甚至更低，作為巨頭的花旗市淨率才0.5。當然你可以說是因為疫情，大家恐慌。但反過來說，肯定也有一個原因，就是金融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已是大勢所趨，是沒得選的。為什麼最近“無接觸貸款”受熱議？就是20多年前比爾蓋茨的這句名言——“我們需要銀行業，但是我們將不需要銀行”，總算要來了。整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會加快推動、呼喚金融行業的轉型，如數字化、全球化。
雖然目前出現一些逆全球化的跡象，但對支付寶、網商銀行、微眾銀行等來說，有潛在的技術紅利、商業模式紅利，可以更加精準地為全世界70多億人口服務。從全球化步伐來講，以金融科技領域為代表的偏技術型、賦能型的企業，可能全球化步伐會加快。
個人認為，傳統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和金融科技企業的全球化步伐的提速，未來是並行的。對中國來講，搶佔金融科技行業全球真正的制高點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新京報：剛才提到“無接觸貸款”這種合作，近期銀保監會方面也有表態，鼓勵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加強與主要依靠互聯網運營的民營銀行的業務合作。如何看待合作中雙方的角色關係？進一步健康發展需釐清哪些問題？
賁聖林：首先，兩者之間合作是特別值得點讚的事情，這兩類企業互補性比較強。比方說，政策性銀行、大型商業銀行關注批發型業務相對多一些，民營銀行如網商銀行關注的是小微群體，所以運營能力、客戶定位、運營模式都不一樣。一個是純批發型的、靠分支行網絡，一個是純零售型的，完全沒有分支行。
如果說從“生物學”角度來看的話，政策性銀行、大型商業銀行相當於“主動脈”，它不能滲入整個經濟體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小微企業、個人零售業務等存在一些死角，一直解決不了。但是像微眾銀行、網商銀行、新網銀行更像“毛細血管”，滲透的就是肌體裡。如果二者能夠有機結合、相得益彰的話，可能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暢通工程”與“滴灌工程”的目標。政策性銀行有大量資金，但是不知道怎麼送到有需要的地方，效率也不高。而互聯網銀行現在有這個技術能力，但有時候因為政策、貸款規模受限、融資能力等問題無法做大。所以，鼓勵雙方合作可以實現優勢互補。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雙方之間有信任感也不容易，就是我之前說過的“邊界”問題，牽涉到雙方之間合作模式。假定以貸款為例，是以委託貸款的形式，還是聯合貸款的形式，涉及到風險怎麼分擔？如果是委託貸款，委託人承擔所有責任，另一方只是渠道。聯合貸款的話，雙方按照比例來分，如前10%的損失一方兜著，另一方只兜後面90%。也有一種合作模式，政策性銀行只提供資金給你，你是我的客戶，我不去接觸終端客戶的風險。另外，從地域、範圍、客戶來講，這個業務別來侵蝕我現有的客戶。商業銀行有自己的零售業務，如何從地域、客戶群體上來做增量，而不是蠶食現有的客戶，這都需要雙方合作的時候去釐清邊界，分好利益。
全球供應鏈的一些關鍵節點、要素可能需要中國支撐起來。從出口角度來講，可能有不錯的機會。
全球供應鏈面臨結構性調整，一些關鍵節點可能需要中國支撐起來
新京報：隨著疫情防控的深入，您對接下來恢復經濟發展活力有哪些建議？
賁聖林：從國內投資角度，首先是要從行政效率方面加快審批、簡化審批。比如接下來要推動的“新基建”，包括之前承認是短板的和醫療衛生領域有關的（項目），還有一些已經定好的重大工程，可以加速復工、推廣，提前執行。這關係到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的問題，要簡化審批流程，包括一些資質認證的問題。
第二是穩定投資來源，要關注外商投資，既是做增量、也是保存量的問題。因為全球疫情形勢還難說，很多跨國企業的總公司在英國、美國、德國，可能會有抽調資金、項目到其他地區的壓力與想法，我們要思考如何主動服務好外商。整個疫情防控中，中國防範的效果目前是不錯的，甚至很多資本會把中國作為一個安全港。如何讓他們真正紮根，需要從優化投資環境與服務的角度穩住企業信心。
第三，從拉動國內市場消費的角度來看，根據2003年抗擊非典的經驗，我們知道很多消費在被壓抑著，疫情結束後可能出現報復性消費，是否可以發行一些消費券？政府為主體發放也好，企業自身的預售卡也好。比如，東方航空公司可能現在業務是比較差的，如果有買旅行卡的活動，未來五年之內用可打折扣之類的，我想很多人可能會買，因為許多出行是未來的一個剛性需求。把未來的消費相對提前，幫助行業生態主體對沖一些現金流方面的風險，有利於提升一些信心。
另外，從出口貿易的角度來看，也可以根據新形勢做出主動調整。例如跟疫情相關的廣義大醫療產品要簡化出口手續，既是為全球防疫鬥爭做貢獻，也是為了國內的產能考慮。同時，因為全球供應鏈正面臨一些結構性的調整，除了防疫情相關的領域，全球供應鏈相關的一些關鍵節點、要素很可能需要中國支撐起來。疫情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全面爆發，不少國家經濟活動陷入停滯，必然對未來全球供應鏈和產業分工帶來極大的衝擊，因此從出口角度來講，對於國內相關產業反而可能是一次實現主動調整、優化升級的不錯的機會。
新京報記者 陳鵬 編輯 王進雨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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