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里斯特在《疾病與人類文明》一書中寫到：「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樣古老」，而文明卻不過區區幾千年的歷史。
——馨金融
洪偌馨/文
縱觀人類的歷史，多次因為大流行病的出現而改寫，從天花病毒的肆虐，到中世紀的歐洲黑死病、1918西班牙大流感，再到近代的埃博拉、SARS等，大流行病對於大眾行為、社會結構、甚至文明進程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如今，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截至3月21日，海外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已突破20萬例，涉及超過120個國家和地區，並且連日新增確診在3萬附近。更令人擔憂的是，每日新增確診病例仍以約20%的增速上升。
為了阻隔疫情擴散，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進入「封城」狀態，跨國貿易和交通幾乎停滯。截至3月21日，已有至少42個國家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多地疫情惡化以致經濟停擺。
而在過去兩週裡，一系列連鎖反應已經發生：新冠疫情在全球擴散升級、並出現向金融市場「傳染」的跡象，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大衰退的預期升溫。
中金在今日發佈的報告中，將中國2020年實際GDP增速預測從此前的6.1%下調至2.6%。並表示，短期內全球經濟嚴重衰退的風險明顯上升，短期經濟景氣度或將為近代史上最為蕭條。
站在全球「衰退」的邊緣，我們將如何抵抗疫情、應對危機？平衡兩場戰役的關鍵點何在？何時能夠按下經濟的重啟鍵？
昨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漢堂學術委員邁克爾·斯賓塞，與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進行一場線上對話。一位身處現疫情「震中」地區——意大利的倫巴第大區，一位身在前「抗疫」重地——杭州，探討全球經濟大格局將如何演變。
1 兩場平行「戰役」
回望過去一百年，全球經濟已經歷了若干次危機。
從美國1929年大蕭條、到1987年股災；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互聯網泡沫；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等。其中，至少有三次金融危機都引爆了全球經濟大衰退。
如果從2020年2月19日的高點算起，美股指數至今已跌去超過40%，期間更是經歷10天4次熔斷的史詩級大跌。參考歷史數據，此次股災下跌的速度已經超過美國1929年大危機和1987年股災，足以引發系統性風險。
斯賓塞對市場較為樂觀：「雖然道瓊斯指數已經跌了30%，市場受挫非常嚴重，但這並不是末日，經濟基本面沒有受到毀滅性打擊。市場中有不少機構持有大量現金，全世界總有走出危機的一天。」
在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看來，借鑑歷史數據，經濟衰退的時候美國的股市都往往會下跌10%—30%，而現在股市的底部可能還遠未到來，對於經濟的影響範圍有多廣、以及多持久仍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更為嚴峻的挑戰是，與以往人類經歷的多次經濟危機不同的是，眼下全球市場面臨抗擊新冠疫情與防止經濟衰退的雙線作戰。這是兩場平行「戰役」，且相互影響和掣肘。
要想控制疫情蔓延，社會生活和經濟增長勢必要放緩，但這樣又會影響供應和需求，進而動搖人們的信心，最後衝擊到金融市場。但如果恢復經濟活動，病毒又可能捲土重來。
陳龍認為，首先供需兩側都會受到不利影響。疫情之下，消費行為和需求大幅減少，投資動力也進一步下滑。而需求端走弱後會導致供給端企業丟失業務，流動性枯竭，進而整個經濟活動都陷入停滯狀態。
與此同時，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會發生，例如，疫情對於大眾的心理影響巨大，當人們信心缺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不穩定和混亂，進一步導致消費和投資需求的下降。再比如，壓力傳導到了資本市場，已經發生了多次熔斷。
「我希望不要引發新一輪的金融危機，但這一次肯定算得上一場危機了。」羅漢堂學術委員斯賓塞認為，經濟危機已經不可避免，但關鍵在於能否儘快復甦，避免危機帶來長期影響。
1929大蕭條之後，每年有大批銀行倒閉，直接影響公司貸款，進而引發公司倒閉……在斯賓塞看來，從經濟學角度，我們無法阻止銀行倒閉，但可以有一個熔斷機制以減少倒閉對於經濟的衝擊。
就像眼下，酒店、餐飲、商場等一切經濟活動陷入停滯，很多企業的收入近乎為零。當前為復甦做的最重要準備是，保證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就業，防止經濟遭受永久性破壞。「經濟機器一旦停止，再次重啟尤為艱難」。
陳龍認為，在雙線作戰中，如何在經濟和疫情之間找到平衡，是化解本次危機的關鍵所在。
疫情不會馬上消失，什麼時候限制經濟活動，什麼時候重啟經濟活動，都是考驗人類的智慧。
回到中國市場，在陳龍看來，第一場戰役——疫情，基本已經得到控制，但第二場戰役仍在繼續，消費和信心何時恢復、企業經營何時恢復，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
對於全球是否會陷入大衰退的擔憂，斯賓塞和陳龍表示，前景並非如此悲觀。
斯賓塞指出，儘管早期防控工作失敗，本次疫情到今年年底也可能會告終，全球主要經濟體可以逐步復甦。陳龍則表示，早期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國家，都在一個季度內控制住了疫情。
這次大流行病對全球經濟影響的深度和長度，取決於兩點。第一，疫情在中國以外主要經濟地區傳播的速度，能否像以往一樣能得到控制。第二，疫情控制後消費經濟恢復速度，以及如何確保企業恢復到正常經營。
陳龍預計，很糟的情況是持續幾個季度，而一切順利且加上一些運氣的話，也許到夏季結束就會出現經濟復甦的趨勢。
2 一次「信任」大考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奧利弗·威廉姆森優化了科斯的企業邊界理論，「如果企業內部管理成本高於市場交易成本，那麼，應當選擇不擴大企業規模，而將新增業務或流程交由市場完成。」
全球化時代，世界工廠分工明確，各國產業密切關聯、相互依賴。在這樣一種機制裡，「信任」是極為重要的一點。而眼下，疫情的爆發和蔓延無疑對於全球產業鏈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信任在巨大的危機面前顯得格外脆弱。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直言，「這是一次信任的大考」。
的確，無論是從國家安全方面去還是其他方面去考慮，在危機時縮短供應鏈，保證本國生產的獨立性，對國家而言具有戰略性意義。比如美國在疫情後希望脫鉤，自己加大生產醫療設施等，讓供應鏈更加內生。
但他認為，當前我們處在整合的全球經濟中，蝴蝶效應不可避免。病毒不會因國界而停止傳播，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法完全隔絕病毒。因此本次危機中，最關鍵的是正確的領導力和各國之間互相協調的能力。
羅漢堂學術委員斯賓塞認為，疫情之後，全球產業鏈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改變和逆向發展。
他認為，事實上過去幾年，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已有上升苗頭，包括貿易戰，以及這次疫情的爆發，都讓不少人開始反思全球化。數字技術、國家安全、社會價值等方面的差異等在分裂大家。
《人類簡史》作者、以色列歷史學家赫拉利近日撰文指出，很多人將冠狀病毒疫情歸咎於全球化，認為阻止更多類似病毒爆發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全球化」。建起圍牆、限制旅行和減少貿易。
他認為，即使短期隔離對於控制疫情至關重要，長期的孤立主義將導致經濟崩潰，對真正抗擊傳染性疾病的傳播毫無助益。恰恰相反——流行病真正的解藥不是隔離，而是合作。
「阻止全球災難，需要重獲失去的信任」。
在赫拉利看來，當今人類面臨的嚴重危機不只因為冠狀病毒本身，還因為人類之間缺乏信任。要戰勝流行病，人們需要信任專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當局，國家之間需要互相信任。
陳龍認為，病毒不分國界，疫情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人類無法彼此割裂，我們在一個整合的世界中。最終大家會意識到，我們彼此依賴，需要這種信任。無論是對抗疫情還是經濟衰退，全球各國需要協調與合作。
3 數字技術抗「疫」
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經說過，「不要浪費危機提供給我們的機遇」。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全球發展數字技術的緊迫性進一步抬升，它走向了抗疫的第一線，甚至成為了左右戰局的關鍵。
最典型的就是健康碼，這個在線化的健康證明解決了實時追蹤行為軌跡，掌控居民健康狀況的問題。大大緩解了基層管理的統計難題，也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效率。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認為，這是中國第一次面對重大疫情時應用數字技術，我們可以看到數字技術如何改變人類，如何去協同抗疫。數字技術把人類連接起來，他將此總結為「數字化生存」。
在他看來，疫情是對數字生存的一次極端壓力測試，它將改變很多東西，特別是技術與人類的關係正在發生鉅變，
體現在對商業的改變，對信息的改變以及人與技術之間情感聯繫的改變。大半個世紀以前，經濟學界有一場著名的辯論，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好？還是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更優。經濟學家哈耶剋核心觀點是，市場最核心的作用是把各種分散的信息能夠整合在一起，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
陳龍認為，疫情之下網絡信息氾濫，有專家的，有政府的，有企業的，有民眾的，就像一個市場一樣，它把非常分散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各方對這些信息不斷吸收檢索，直到找到認為合適的證據為止，這個過程就像信息的交易。
「信息革命本質上應該是人類協同的革命。」在他看來，身處在這樣的一種場景下，必須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教育、相互學習，這種互聯性是一種新的趨勢。
再比如，在商業上，疫情導致線下的生活陷入休克，O2O服務、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開始爆炸性發展。這個變化一直在緩慢發生，又被突然發生的系統性衝擊大大提速，並且很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
「危機會打破抵抗和阻隔」。羅漢堂學術委員斯賓塞也認為，全球疫情將打破一些阻隔，改變個人和組織的一些行為習慣，比如，企業必須適應遠程辦公，進而推動數字技術在全球的快速發展。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他認為彌合「數字鴻溝」的緊迫性也將凸顯。
數字鴻溝這一概念由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於1999年在名為《在網絡中落伍：定義數字鴻溝》的報告中提出，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鴻溝」。
報告認為，一些人擁有社會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術，他們有最強大的計算機、最好的電話服務、最快的網絡服務。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出於各種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計算機、最可靠的電話服務或最快最方便的網絡服務。
而如果處於這一鴻溝的不幸一邊，就意味著他們很少有機遇參與到我們的以信息為基礎的新經濟當中，也很少有機遇參與到在線的教育、培訓、購物、娛樂和交往當中。
對此，羅漢堂秘書長陳龍認為，縱觀人類歷史，前幾次技術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是從最富有、最具權勢的群體慢慢向其他階層擴散，但數字革命不同。在非洲，手機和網絡都很普及。在中國，電商也已經進入了「下沉」市場。
在他看來，信息成本指數級降低與非排他性疊加，帶來的是史無前例的參與度。每個人都成為信息的貢獻者、分享者、受益者、被影響者和影響者，「這是數字革命最根本的原因」。
世界正在邁入全新的數字經濟時代。和人類所經歷的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一樣，這是又一場影響深遠的立體變革。新冠疫情的發生是一個意外的變量，它將加速變革的進程。
當原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被顛覆和重構，人類社會如何更好地應對伴生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其他數字技術而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形態、社會治理等領域的問題？
阿里巴巴倡議成立的羅漢堂正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社會科學家們有責任更好地協作，幫助人類社會適應這場數字革命。
在這個信息氾濫的時代，你我都該珍惜原創的價值，相信優質內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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