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与医药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的医药学就肇生，药材业也萌芽。中国医药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统医学体系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药材业是中医药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唐代是中国古代传统医学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药材业的兴盛时期。认识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药材业无疑也是一重要视角与途径。在唐代，唐诗是唐人生产生活的真实的记录和表述，大量的诗句相当形象而生动地记录着当时的药材产业。

兴盛的药材生产

唐诗中有大量的诗句吟咏唐代的药材生产，表明药材的采集、种植、制造都形成了产业。因为进入唐代药材业生产领域的人员从多，为了叙述更为直观、明晰，笔者根据唐诗中药材生产参与者的身份大致分为官僚士大夫、道士、隐士、僧侣、农民（药农）等类别。当然，这一划分只是相对的，譬如，道士和隐士之间，官僚士大夫和隐士之间，其身份有时就真的难以明晰与区分。

一、药材的采集

任何时期的植物药材中者有一部分采自野生，唐代自不例外。唐代有不少地方特别是南方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得较好，因此，采集野生草药是当时植物药材的重要来源，颇为时人所重。

官僚士大夫：卷 52 宋之问《陆浑山庄》：“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卷 60 李峤《藤》：“神农尝药罢，质子寄书来。”卷 93 卢藏用《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题书满古壁，采药遍岩幽。”卷 98 赵冬曦《陪燕公游灉湖上寺》：“岩坐攀红药，溪行爱绿苔。”卷 132 李颀《赠苏明府》：“采药傍梁宋，共言随日翁。”卷 160 孟浩然《同张明府碧溪赠答》：“曲岛寻花药，回潭折芰荷。”卷 222 杜甫《写怀二首》：“编蓬石城东，采药山北谷。

药农：卷 385 张籍《书怀》：“未能即便休官去，惭愧南山采药翁。”卷 494施肩吾《赠采药叟》：“老去唯将药裹行，无家无累一身轻。却教年少取书卷，小字灯前斗眼明。”卷 530 许浑《将归涂口，宿郁林寺道玄上人院二首》：“春寻采药翁，归路宿禅宫。”卷 555 马戴《过野叟居》：“呼儿采山药，放犊饮溪泉。”卷 581 温庭筠《清旦题采药翁草堂》：“幽人寻药径，来自晓云边。衣湿术花雨，语成松岭烟。解藤开涧户，踏石过溪泉。林外晨光动，山昏鸟满天。”卷 704 黄滔《游山》：“曾有游山客，来逢采药翁。”

从上引唐诗，足可以看出，唐朝采药盛行，几乎各个阶层都有人参与；采药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唐诗中的“采药”，在其他文献资料中也可得到充分的证明。例如：《旧唐书》卷 17 上《敬宗纪》载，宝历元年（825）八月，唐敬宗“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采药

二、药材的种植

采集野生药材毕竟不甚方便，其数量与质量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有唐一代，人工栽培药材已是比较普遍的形式。在药材种植中，官僚士大夫、道士、隐士、佛僧成为主要力量。他们辟开药畦、建起药栏（药阑、药苑），形成了一定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草本药材一般是一年一种植，但有些药材是由树木生长，“药树”也成为吟咏的对象。卷 360 刘禹锡《楚州开元寺北院枸杞临井繁茂可观，群贤赋诗因以继和》：“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

唐人诗歌中大量提到专门或兼种药材的“药圃”、“药园”、“药栏”等，真切而形象地反映了药圃作业的兴旺势头。不仅众多官僚士大夫在别业、园林中广泛种植药材，寺院道观也是药材广种，事实上已成为重要的产业。尽管反映药农种植药材的诗句较少，但唐代药农规模地种植药材当是事实。同时有不少道士、隐士种药为生，或资生计。因此，这些隐士、隐士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药农。另外，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显示，官府也有药材种植，但反映这一情形的诗歌几乎不见。或许反映出官府种植药材影响不大，涉及范围不广，没有引起诗人们足够的注意与重视。

三、药材的制造

由于药材生产的普遍，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需要相当的劳动力，因此除了主要生产人外，还有“药童”之类的助手。卷 302 王建《宫词一百首》：“药童食后送云浆，高殿无风扇少凉。”卷 499 姚合《寄题尉迟少卿郊居》：“隅坐唯禅子，随行只药童。”卷 827 贯休《送姜道士归南岳》：“药僮貌蛮名鄙彼，葫芦酒满担劣起。” 卷 384 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野客留方去，山童取药归。”因为“药童”的劳动当贯穿于药材生产的整个过程，难以具体分别，相关的诗句姑且置于此处。

四、药材生产的地域性与广泛性

由上引唐诗，在一定程度上可知：唐代药材生产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药材的采集与种植在全国普遍展开。但由于诗歌本身的“局限”，相关的诗句并不能完全说明药材生产的地域性及其广泛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充实诗歌的内容，在此对唐代药材生产的地域性和广泛性略作展开。

卷 603 许棠《送龙州樊使君》：“土产唯宜药，王租只贡金。”有关唐代药材生产的情形，可以在“贡药”上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据《唐六典》、《通典》及《元和郡县图志》“开元贡”，反映了唐前期的贡药情况，《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元和贡”，则是反映唐中后期贡药情况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唐代前期种植药材的地域已比较广泛，后期更是不断扩大。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唐前期贡药州只有 10 个，且名贵药材不多；而中唐后，贡药州增至 16个，而且名贵药材的种类较前期大大增加，产地也不断扩大。譬如，署预（又称“山芋”、“山药”），前期无贡；后期常、明、宣三州入贡。黄连，前期仅宣州、杭州入贡，后期除这两州外，浙东婺、处、衢三州皆入贡；白石英，前期无州上贡，后期睦州入贡；越州前期贡葛粉，后期增加了丹砂；杭州开元贡黄连，后期增加了牛膝。除入贡的药材外，长江下游地区见于记载的名药还不少。如《吴郡志》卷 30《土物下》载，苏州出产名药白芷，“世传吴白芷，以吴中所出者为贵”，晚唐时隐居苏州的陆龟蒙《采药赋》加以记载、称颂。而长江中游地区的药材种植及采集颇有地域特色，本区本区 1/2 左右的州贡药，药材种类近 30 种，其中除少量矿物药材、动物药材外，植物药材占 2/3 左右，植物药中又有 10 余味在全国是独此一地进贡，如荆州的栀子、贝母、覆盆、石龙芮；峡州的杜若、鬼臼、五加皮；黄州的连翘、松萝；以及永州的零陵香，吉州的陟厘等等。江西所产的良好药材，如洪州的丹参；虔州的桂子、石蜜、乾姜；江州的生石斛、碌，吉州的陟釐，等等。不仅满足了本区民众医药的需要、市场的需要，也成为上贡朝廷的物品，唐代贡药（名药）的情形，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当时的药物生产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基于对药材的科学认识，古代医药家极其重视药材产地来源，以此保证药材质量。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就有“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的论述。唐贞观元年，孙思邈《千金翼方》中专列“药出州土篇”，介绍当时 10 道、133 州的特产药物，宣称“其余州土皆有，不堪进御”。他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中称：“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这里的“土地”指的就是药材生长所需要的气候、土壤、水质等生态环境。这为“道地药材”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思邈还充分注意到在药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其体内活性成分的含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其药用部位活性成分含量最高时进行采收，以确保药材质量。《千金翼方》称：“夫药采取，不知时节…… 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充分说明了采收时间的重要性。唐《新修本草》十分重视药物的“本土”、“采摘”、“名实”。该书孔志约“序”云：“窃以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时非。名实既爽，寒温多谬。

许多药物的引种或推广始于唐代。例如，早在战国时期，江西樟树一带百姓人家就有药材家种的探索，至唐朝发展迅速，枳壳、陈皮成规模生产。又如，东阳、磐安元胡，从唐朝末年开始种植。黄精是一种著名的药材，唐朝时已经人工培植成功，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栽种。张籍《寄王奉御》：“见欲移居相近住，有田多与种黄精。”苍术、白术的种植在唐时也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四时类要》记载栽培苍术：“畦中种，上粪下水，一年即稠，苗亦可为菜。”柳宗元《种术》诗更对这种作物情有独钟，诗云：“土膏滋玄液，松露坠繁柯。南东自成亩，缭绕纷相罗。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气多。……爨竹茹芳叶，宁虑察与瘥。”

繁盛的药材贸易业

不管是野生采集还是人工栽培的药材，除了部分直接进入医疗领域或上贡官府朝廷外，还有相当数量一般还进入市场交易。

一、以药店为中心的药材贸易

卷 541 李商隐（一作卷 885 唐彦谦）《垂柳》：“旧作琴台凤，今为药店龙。”药材往往是由一定地点出产而运销到各地药店（药铺、药肆等）的。唐代南北各地有许多著名药店。京城长安无疑是药店的集中地，《柳宗元集》卷 17《宋清传》云：“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居善药，……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长安“药市”中当然不可能只有宋清一店，但宋清可能是其中善于经营药材的代表人物，既能及时供应人们在急难时所需药物，急人之所急，而又能获大利。《唐阙史》卷下：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开元名臣张籍作官长安，曾犯眼病，作《赠任道人》诗云：“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卷 426 白居易《城盐州》云：“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

其他州、县所在地，是一地人口集中地，也有药店经营。例如，《茅亭客话》卷 4 记：刘氏“每月两三度入青城县货药”。《太平广记》卷 73《崔玄亮》条：湖州僧道闲善药术，刺史崔玄亮向他求药，道闲“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汞应该是放在药铺中出售的。裴铏《传奇·裴航》记，汴州卞老的药铺拥有宝物“玉杵臼”，价值二百缗。卷 299 王建《送吴郎中赴忠州》：“

除了京城、州县均有商店外，草市也有药肆。《太平广记》卷 31《许老翁》：“常有二人，日来卖药。” 卷 223 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

除了专业药店、专业的卖药者之外，还有一些是兼业者，以资本的形式投入药材业，如经营柜坊的扬州张老“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

二、以游动药贩为主的药材贸易

唐代，流动的药贩（药商）是药材交易的基本力量。这在唐代的正史、笔记小说中多有反映。例如：《新唐书》卷 224 下《高骈传》：鄱阳吕用之“世为商侩，往来广陵，……卖药广陵市”。《玄怪录》卷 1《裴谌》：唐初与大理廷评王敬伯同在白鹿山学道的故友裴谌“市药于广陵”。《续仙传》卷中“刘商”条：彭城人刘商“及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卖药，聚众极多，人言颇有灵效”。《南岳总胜集》卷下记，如衡山隐者，“数因卖药往来衡岳寺寄宿”。《太平广记》卷 27：江都刘白云“在长安市卖药”。《太平广记》卷 82：洛阳布衣王守一，“常负一大壶药”。《太平广记》卷 60《玄俗妻》：河间王氏女将“巴豆云母，亦卖研究室于都市，七丸一钱，可愈百病”。南唐沈汾《续仙传》卷中“王可交”条：唐人王可交“出明州卖药，使人沽酒，得钱但施于人”。而在唐诗中，更有不少的诗人关注到了这一现象。

在游动的药贩中，以道士为多。卷 148 刘长卿《过包尊师山院》：“卖药曾相识，吹箫此复闻。”卷 156 王翰《赋得明星玉女坛，送廉察尉华阴》：“故人家在西长安，卖药往来投此山。”卷 159 孟浩然《山中逢道士云公》：“采樵过北谷，卖药来西村。”卷 199 岑参《赠西岳山人李冈》：“袖中短书谁为达，华阴道士卖药还。” 卷 285 李端《闻吉道士还俗因而有赠》：“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卷 307 丘丹《奉酬重送归山》：“卖药有时至，自知来往疏。”卷562 刘威《赠道者》：“入郭不知今世事，卖丹犹觅古时钱。”卷 569 李群玉《送秦炼师》：“不因时卖药，何路更相寻。”卷 586 刘沧《赠道者》：“卖药故人湘水别，入檐栖鸟旧山来。”卷 763 杨夔《送邹尊师归洞庭》：“卖药唯供酒，归舟只载琴。”卷 859 吕岩《长短句》：“闲来无事玩青山，困来街市货丹药。”卷 862 许大《西山吟》：“自从明府归仙后，出入尘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时俗，卖药沽酒要安心。”卷 863 吴清妻《仙诗五首》：“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卷 868 漳郡守《梦康仙示诗》：“卖药因循未得还，却因耽酒到人间。” 卷 745 陈陶（一作李群玉卷 569）《送秦炼师》：“不因时卖药，何路更相寻。”

还有大量的隐士积极“卖药”：卷 125 王维《济上四贤咏·郑霍二山人》（一作卷 843 吴筠《高士咏·高凤》）：“卖药不二价，著书盈万言。”卷 126 王维《游李山人所居因题屋壁》：“药倩韩康卖，门容尚子过。”卷 148 刘长卿《送郑十二还庐山别业》：“忘机卖药罢，无语杖藜还。” 卷 150 刘长卿《夜宴洛阳程九主簿宅，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垂竿不在鱼，卖药不为钱。”卷 159 孟浩然《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居闲好芝朮，采药来城市。”卷213 高適《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 卷 250 皇甫冉《卖药人处得南阳朱山人书》：“卖药何为者，逃名市井居。唯通远山信，因致逸人书。已报还丹效，全将世事疏。秋风景溪里，萧散寄樵渔。”卷 259 王季友《酬李十六岐》：“炼丹文武火未成，卖药贩履俱逃名。”卷 384 张籍《隐者》：“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救病自行药，得钱多与人。” 卷384 张籍《送徐先生归蜀》：“几时因卖药，得向海边逢。” 卷 388 卢仝《赠金鹅山人沈师鲁》：“金鹅山中客，来到扬州市。买药床头一破颜，撇然便有上天意。” 卷 424 白居易《寄隐者》：“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卷 497姚合《寄旧山隐者》：“昨逢卖药客，云是居山邻。”卷 538 许浑《送宋处士归山》：“卖药修琴归去迟，山风吹尽桂花枝。”卷 574 贾岛《赠牛山人》：“二十年中饵茯苓，致书半是老君经。东都旧住商人宅，南国新修道士亭。凿石养峰休买蜜，坐山秤药不争星。古来隐者多能卜，欲就先生问丙丁。” 卷 588 李频《江上居寄山中客》：“朝来卖药客，遇我达无言。”卷 614 皮日休《伤史拱山人》：“山客为医翻贳药，野僧因吊却焚香。卷 626 陆龟蒙《和袭美寄毗陵魏处士朴》：“若非宗测图山后，即是韩康卖药回。” 卷 696 韦庄《赠武处士》：“卖药归来醉，吟诗倚钓查。” 卷 817 皎然《寻天目徐君》：“逢人不道往来处，卖药还将鸡犬行。” 卷 821 皎然《买药歌送杨山人》“华阴少年何所希，欲饵丹砂化骨飞。江南药少淮南有，暂别胥门上京口。京口斜通江水流，斐回应上青山头。夜惊潮没鸬鹚堰，朝看日出芙蓉楼。摇荡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河间姹女直千金，紫阳夫人服不死。吾于此道复何如，昨朝新得蓬莱书。”卷 853 吴筠《高士咏·韩康》：“卖药不二价，有名反深耻。”卷 853 吴筠《高士咏·东方曼倩》：“卖药五湖中，还从九仙妙。”

我注意到，在贩卖药材的群体中，基本就是道士、隐士们，还有一些可能是药农。道士、隐士卖药一是为生计故，二是作为逃名修身的途径方法。在唐朝时期道士、隐士流动贩药，乃是常见之“风景”。官僚士大夫、佛教僧侣则几乎不见从事“卖药”活动。官员和尽管官员士大夫采药、种药很多，但诗歌中却很少出现吟咏他们“贩卖药材”之事。官僚士大夫有公务在身，身份不太自由，自然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从事贩卖药材之业。而佛僧素来以不沾金钱财物自诩，自然也不大会“光明正大”地从事药材贩卖了。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寺院所采、所种之药，虽然不大拿到市场上出售。但它一样可以获得经济利益。前引梵僧王布女治鼻息肉愈，“布赏之百金”。看来僧人为人治病收费还相当可观。所收费用中包括了药价，这实质上是结合治病来推销药物。直接卖药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太平广记》卷 405《开元渔者》：“开元末，登州渔者，负担行海边，……见多卖药物，僧道尤众”；陈舜俞《庐山记》卷 3 记庐山禅静院“无土田，卖活血丹以养。然堂宇亦特为完洁。”即为显证。而《太平广记》卷 312《新昌坊民》所记新昌坊民因染时疫，沉疴不起；医巫莫能疗，便到青龙寺中，“厚施主僧，服食于寺庑”，更说明不但有僧人拿药到市面上售卖，还有患者到寺中求买药物。禅静院单以卖活血丹就可以养活寺从，还有余力整治好堂宇；青龙寺以售药而得厚施，可见售药之利甚大。所以售药在寺院商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药物是寺院商业中的重要商品。

正因为药材贸易获利丰厚，因此从事药材贩卖的人不少。这些贩卖药材者除了少数是自产自销外，大多数是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职业商人。流动全国大小市镇和江湖上经营药材买卖的人，在他们的周围能经常吸引着众多有病求治的患者以及众多的药材生产者了。《续仙传》卷中载：进士官僚刘商，“性耽道术，逢道士即师资之，炼丹服气，无不勤功”，“以病免官，入道东游，及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卖药，聚众极多，人言颇有灵效”，道士赠他一葫芦，得药九粒，依诀服之，入茅山隐居，得成“地仙”。

参与药材贩卖的群体中，不仅有普通百姓、僧侣道士，甚至还有原本对经商抱鄙夷态度的士人。例如，《新唐书》卷 202《吕向传》载，有志于学的吕向，“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太平广记》卷 313《赵瑜》载，鲁人赵瑜累举不第，退无归耕之资，遇一人授药方，“以此足给衣食”于是“卖药于夷门市”。《太平广记》卷 153《袁滋》条载：“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上引大量有关官僚士大夫、隐士等从事药材买卖的诗句中，自然有不少是涉及士人。

此外，一些胡商也加入到贩卖药材的行列。当然，胡商所从事的药材贸易并非百姓普通医疗用药，多是一些名贵药材。如《太平广记》卷 28 郗鉴引《纪闻》载，（定襄令段某之子），“天宝五年，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平日难见之药需要到胡商那里去买。又如，岭南尤其是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南方大港，也是进口海外药材的重地。史载，广州“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正是这些“难求未备”的药，使胡商占据大量的医药市场。

三、药市的兴起

唐代药商活跃、药材交易业兴盛的重要标志是“药市”的形成。

药市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地区经济中心，或药材生产比较兴盛的地域。京城长安的药市不用说，扬州药市也集合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名药。正是在扬州，诗僧皎然以《买药送杨山人》七言长诗来描述当地的药材市场，诗句中有“江南药少淮南有”、“扬州喧喧卖药市”的写实。唐玄宗天宝二年（743），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前在扬州采购物品，其中香药就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等等。扬州本地并不产香药，这些都是从全国各地及海外贩运而来的。朝鲜和日本也曾派过使节或商人来中国，至扬州买香药。日本人在扬州购买的香药中，有产于中国华北的麝香、远志、人参、大黄、甘草等；产于华中的青箱草、厚朴、莞花、猥皮、云母粉等；产于华南的桂心、槟榔子、巴豆等七味；产于印度、土耳其和叙利亚的黑黄连、木香、胡椒、毕钵、呵梨勒等。毫无疑问，扬州药市，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药物市场1。此外，全国各地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药市。

唐代在四川已形成了重阳节进行药材交易的习俗。高承《事物纪原》卷 8 药市条：“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易玄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玄龙冲地货其所赍药，川俗因之谓药市，迟明而散。逮宋朝天圣（1023-1032）中，燕龙图肃知郡事，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是则药市之始，自唐王昌遇始也。有碑叙其本末甚详。”

唐朝边境口岸，是物资交流的重要地方，也往往形成药市。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就有著名的药市。据 20 世纪 70 年代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其中有多种医书及与医药有关的文献2。其中《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记：有一年成交药材 4190斤；一个叫康夜虔的药商，一次买药 140 斤，一次买香药 800 斤、石蜜 1 斤；另一次买香药 572 斤、瑜石 30 多斤。还有一个药行行人，一次卖药材至京师长安，其药价折合白练 235 匹 2 丈 4 尺。这充分表明调幅昌拥有一个药材极其丰富、交易量大的药市。

由于僧道与药材业的密切关系，有些药市即在寺观内举行。据《太平广记》卷 23《冯俊》所记，寺观密布的江西庐山是南方一个非常活跃的药材集散地。白居易《赠江州李十使君员外十二韵》亦云：“朝随卖药客，暮伴钓鱼人。”《新唐书·高骈传》载，鄱阳商人吕用之“卖药广陵市”。

“药市”的形成，当因当地产药众多、质量优良所至。如庐山药市，除了交通便利、僧道医药活动频繁外，就因当地盛产优质药材所致，张籍《答鄱阳客药名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诗中巧妙地缀有“地黄”、“半夏”、“枝（栀）子”、“桂心”等四味药名，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鄱阳药材的丰富与出名。江西樟树自汉代葛玄采药当地以来，就日渐成为生产药树的重要地区，至唐代樟树正成长为江南著名的药材市场，“三皇宫”内设立“药圩”，专辟药材交易场所。

进入药市交易的不仅有官僚士大夫、佛道人士、普通民众，甚至地方官府所需要的药物，往往也由市买获得。

唐代药材贸易的兴盛，表明不少药材已进入流通领域成了重要商品，说明药材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药材交易的活跃是药材种植普遍发展的重要表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加快了种植业的商业化进程。

总结

唐代是药材业大生产发展时期。唐代的药材种植已经比较普遍，有的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出现了种养药材的专业户。这些“药园”、“药圃”等，除了相当部分是农民所种外，道士僧侣、文人士大夫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并且朝廷也设有“药院”，以助宫廷医学。这些都促使唐代药材采集和种植得到了大发展。 由于药材采集业的发展和种植面积的扩大，药材的大量增多，出现了专门种植药材的药市。药材生产与市场的联系大大加强，除了农民，商人、文人士大夫、隐士、出家的僧道都与这一经济形式结合起来了，药材的商品化程度提高。药材 贸易的加强促使了经济的繁荣。药材业的发展繁荣对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药材业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唐代药材业兴盛的原因的原因总多。唐代道家养生文化的推动。在日常饮食中，唐人食药苗成风，爱好饮用药酒，盛行喝养生药汤和药茶。另外，唐人也注重日常备药。药材是唐人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除唐代皇帝喜好赐予臣僚一些常用药材外，文人士大夫之间也经常互相寄赠药品。药材成为唐代重要的商品，唐朝道路交通及相关的运输业逐渐趋于发达，交易条件大为改善，有利于药材业贸易的进行。唐代是中国古代药物学大发展的时代。

官员士大夫是唐代药材业中采药、种药、买药、吃药的基本力量，也时常见到他们在亲属朋友之间馈赠或接受药物，但几乎见不到他们从事贩卖药材的行为，表明他们的采药、种药的行为与市场关系并不特别紧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唐代药材业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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