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古代哲學，最常談到的論題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觀念具有最鮮明的中國特色，也是中國古代哲學對世界做出的重大貢獻，是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哲理觀念。
天人合一觀念表現在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從生活常識到哲學境界，從山水畫到園林藝術，從建築到醫學，從道家到儒家，再到禪宗，從《周易》到《淮南子》，再到《春秋繁露》，都表現、述說著天人合一的理念。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說，天人合一是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原載《新亞月刊》》）隨著時間的推移，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越發顯示出它的巨大魅力，人對自己，對自然，對宇宙，對與世界的關係新的認識，正在發揮中國古代哲學的深刻理念，在更深刻的角度認識人與自然的統一。
錢穆先生畫像
中國古人的理念中，人生和天命是統一的，人類生生不息，天道運行不息，人是“小周天”，天是“大周天”，同在宇宙的運行之內。
天人合一是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在中國古人的視野中，天與人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是聯繫、互動、對應和矛盾的兩個方面，在這一矛盾體中，上蒼與人類，外界與內心，外物與心靈，大與小，等等，都是對立統一有機要素。
人生活在自然宇宙之中，人是自然之靈物。沒有自然，也就沒有人，沒有人生活的環境；而沒有人，自然便失去了被認識、覺察、把握的意義，人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
中國古人對自然宇宙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在遠古時期，先民們對天有極大的敬畏心，認為天對人有絕對的支配作用，人在天面前缺乏主動性，先民們希望靠神秘的力量來祈求天神的保佑，那時是巫術盛行時期，祈巫保佑是那時的流行觀念，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先民們眼裡，天神和人一樣，是有靈氣的，有求或許會有應。
由巫術時代進入神話時期，中國古人已不滿足於被動地祈求天神，不再不被動地聽天由命了，他們想在天神面前表現出主動性，他們希望能利用人的力量，比如通過想象力來影響天，所以，當時的人們創造出很多世界上不可能有的神話，在想象中制天命，用之於保佑人，幫助人。
從神話時期進入祭祀時期國古人與天統一的新途徑，不再滿足於通過神話想象力來主動影響天命，把祭祖作為重要的活動，將祭祖和祭天結合起來，相信去世的祖先們能幫助活著的後代去影響天命，替後代求天神保佑。在中國古人意思裡，祖先如天神，所以，中國古人的祭祖方式特別仔細、隆重、神聖，求祖先更親切，更方便，更有效，通過去世的祖先，人與天更容易統一，天與人更近了。
在哲學理論上，“天人合一”這一概念，雖然是由北宋張載才明確提出來的，但是，在《周易》裡，已經有關於天人合一的非常深刻理念，這也是以後各家各派進一步發揮天人合一觀念的重要源頭。
《周易》肯定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人三才是一個統一體，對於六畫卦，《繫辭傳》在解釋其意義時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繫辭》）
《周易》
具體說，《易經》六畫卦正是表達了天、地、人三才是統一的，是同構於一體的，在初、二、三、四、五、上六畫中，五、上在上代表天，初、二在下代表地，三、四居於中間代表著人。
同時，六十四卦的排列結構，也含有天、地、人三才的意義。乾坤兩卦居於首，乾之本性為“健”，剛健進取；坤之本性為“順”，順而適之，乾坤一體，天地合一，創化萬物。其餘六十二卦，便是代表萬物，人和其他萬物一樣，也是天地產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天地是和諧統一的。
當然，《周易》在說明人與萬物一樣是自然一部分的同時，也肯定了人是區別與天地和萬物的，人是有靈之物，人能覺察、意識和認識自然，能認知天地萬物。《周易》便是藉以認識世界的方式，《繫辭傳上》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周易·繫辭》）易之道反應了天地之理，所以，有助於認識自然，認識天地。《繫辭傳上》還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周易·繫辭》）
《周易》有助於聖人極深研究，探究萬物變化的幽深玄妙，瞭解事物演化的細微之處，以通識天地，知天下之道。《周易》由此來肯定人為萬物之靈，人能認知天地，能知解萬物之精妙，人能知天識天，人能與天和諧。
最後，《周易》肯定了人道與天道的統一性，天和地皆有其運行規律，而且是相應相通的，“豫卦”《彖傳》說:“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周易·彖傳》）天地順動，方能日升月落、旦暮晦朔，四時交替，井然有序；人順動，便刑罰有度，民眾順服，社會安詳，政通人和。“頤卦”《彖傳》說：“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周易·彖傳》）“鹹卦”《彖傳》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周易·彖傳》）這說的都是天道與人道順動的道理，這也是後來中國哲學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
所強調的天道與人道一體兩面的理念，奠定了天人合一的理論基礎，《易傳》講“太《周易•易傳》極”之生生不已，講“一陰一陽之謂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易傳》），]所強調的就是天道與人道皆是生生不息，周行不殆的。《易傳》所說的天道人道運行的是不息的氣，而《中庸》則從更具儒家思想特徵的角度闡述天道人道，《中庸》強調一個基本點：“天命之謂性”，不講生化發展歷程，不講陰陽演化，而是天道人道皆有一性，那就是“誠”，誠是天與人相通的根本點，《易傳》講自然之化，《中庸》講德性之誠，這就是後來天人合一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兩個方面。
董仲舒發揮了《中庸》的觀點，在漢代理論背景下更仔細地闡述天人合一觀點。
董仲舒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在董仲舒看來，天是一個能夠喜怒哀樂的天,與人是能互相感應的，天會給人以吉凶禍福，人的行為也會影響天， 天與人可以互相感應，兩者是一體的。人有喜怒哀樂，天有四季、陰晴。董仲舒天人合一觀念包含四層意思，第一是天與人皆是由氣組成的，氣是天人合一的基礎；第二是天與人有相同的結構，構成極為類似；第三，天與人是相互感應的，互動的；第四，在天與人之間，天更主動，人順應於天。
董仲舒畫像
其實，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有兩個基本點，第一，以陰陽觀念論證天人感應是必然的，，他說：“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天人合一在董仲舒這裡是天與人同有陰陽，同構感應。天有春夏秋冬循環更替，人喜怒哀樂因事而現。第二，天道以陽主陰，陽為主，陰為從，陽為陰綱，相應的，在人道上，也有陽為陰綱的體現，這就是，君臣關係上，君為陽，臣為陰，君為臣綱；男女兩性關係上，夫為陽、婦為陰，夫為婦綱；父子關係，父為綱，子為陰，父為子綱。這是董仲舒的“三綱論”。
董仲舒的論述是：“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天道影響人道，人道從屬於天道，這是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的真正理論目的，董仲舒繼續論證說：“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
聖人按天道行事，慶賞罰刑，正是為君王者的德性，也是《中庸》所講的德性之誠。
講天道，說人道，董仲舒的根本目的在於推廣他的儒家王道德行，以天之道來論證“三綱”的合理性。
如果說董仲舒沿襲的是《中庸》講天人合一的路向，重視天道人道的德性本質，那麼，北宋理學家張載發揮的卻是《易學》天人合一觀點，以氣來解釋德，解釋誠，開宋明理學氣學之源。
張載在批評佛學理論時說：“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以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張載集》，第65頁）
張載的這致誠致明的天人合一之道是什麼呢？就是與佛學視人生現實為虛妄的觀點所不同的天道自然之氣，在張載的元氣論裡，致學誠明與太虛之氣是統一的，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內容，氣之所在，天道與自然，天命與心性，神化與誠明，皆是統一的。
所以，張載繼續說：“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張載集》，第65頁）
知晝夜、陰陽才便能知性命，知性命便能知聖人，知鬼神，離開了變易的陰陽之氣，便無從瞭解真際，根本點在於“太虛即氣”。
張載被認為是宋明理學的理論開拓者，張載以氣來解釋天道人道相通，解釋天命人性的統一，這一解釋天人合一的理論框架，在宋明理學各派理論中有典型性，與張載差不多同時期的邵雍以數的秩序來解釋天道人道；程顥以理來解釋天道人性，認為是統一於人心；程頤也堅持理的統一性，釋天道人性為理，他說：“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見《二程集》第1冊，第318頁）
在闡釋天人合一的理論中，還有一種觀點很值得重視，那就是《黃帝內經》的觀點。
《內經》闡述了中醫理論的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天與人是相通的，天與人同氣相求，同類相應，同構對應。天與人，順則為利，逆則為害。
《內經》認為天與人有互相呼應的氣，《內經•素問》說：“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曰：何謂氣交？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素問•六微旨大論》）
這就是說，人與萬物生於天地之氣的交應變化之中，人氣順天氣，則能生長壯老，萬物氣順，則能生長化育。人與天地萬物相通，氣是交流呼應的。
《內經》所闡述的天人合一理論不僅是古代中醫學說的核心理論，而且也是中國哲學解釋人與天地萬物關係的基本觀點，天人同構是中國古典文化的基本特色，人與天的同構對應關係是中醫取象比類思想的精彩體現，也是人的生命過程及其運動變化規律與自然的運行規律相統一的理論表現，中醫理論認為，人是小宇宙，而天是大宇宙，大小同構，相互對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人體的變化，只有在與大自然的統一中才能得到深入解釋。
《素問》
中國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理論異常豐富，中醫學說方面的天人合一說很深刻，但是，最精妙，影響最大的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理論，它最典型地代表了中國古典哲學關於天人合一理論的基本精神。
道家“天人合一”理論有很多具體論點，而最重要的有三層涵義，第一層涵義，說的是道家與儒家理論立場不同，儒家論天人合一其歸結點在於德性，論天道，講人道，真正關心的是德道，是綱常倫理。在儒家看來，德性以天道為依據，是人道之本質，天人合一歸根結底為了推行仁德理論；而道家論天人合一，強調道為天地之本，並論述了天、地、人三者的統一，道家論天地，究天人，為的是釋道，道是根本。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在老子看來，天、地、人，世間萬物都是由道化生而來的，都不能離道而獨立存在。其實，老子的這一觀點，與《周易•繫辭上傳》的觀點有相通之處，《繫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周易•繫辭上傳》）老子和《周易》，講的都是宇宙的生成演化模式，都是在解釋世間萬物生化發展的本源，老子講的“道”與《周易》所講的能生化出“兩儀”的“太極”是非常相似的概念，只是儒家將《周易》的觀點向德性，向綱常倫理方向發展了。
老子畫像
第二層涵義，講的是道家的根本理念，老子所講的“道”，既是世間萬物變化發展的本源，同時，“道”的運行規律是自然而然的，所遵循的是一種本然狀態。正是基於這本然狀態，道家展開它的一系列重要觀點，比如“順其自然”“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等等，遵循道之本然，當然就要順其自然；想要順勢而為，就是要以退為進、以柔克剛；只有順勢而為，方能以弱勝強。“道”之自然而然這一基本特點，表明了道家所講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現代人理解的“自然界”，而是指“自然性”，是一種本然狀態，所以，天人合一，就是強調人要遵循自然本性，遵循本然狀態。
第三層涵義，說的是道家順其自然這一基本特點的積極意義，順其自然不是被動附和，不是不作為，雖然順其自然包含著“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無為而治”等看似被動的含義，但是，順其自然是要主動去“順”，積極去遵循本然，而不是消極被動，不是因循等待，不是沒有原則地去適應，順其自然是具有主動性和積極性的。
老子在《道德經》裡講：“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所強調的就是要輔持萬物，讓其按照自然本性去發展，不要隨意去改變它。順其本性，就是不加干預。
顯然，這種“不敢為”並非是無所作為，而是一種更真正的積極有為。道家重要典籍《淮南子》解釋“無為”時說：“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淮南子•主術訓》）這就是說，“無為”並非不行動，並非什麼也不做，而是應當克服自己的主觀性，不要憑臆想去改變事物，做到“莫從己出”。
《淮南子》還說：“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慾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也。”（《淮南子•修務訓》）即是說，個人不得將意願入公道，也就是不能干預自然；個人嗜好和慾望，不能影響事物變化的規則，這也是就是“循理而舉事”。
這是積極的舉動，不是無為，而是更積極的有為，循理而為，順其自然，以積極行為促使事物按本然規則發展，這就是道家所強調的基本運行規律。
以上三個層次是理解道家天人合一理論的基本要點，弄清楚這些涵義，也就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老子的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 25章）道家理論的基本特徵，就是強調順其自然，強調去掉人的主觀臆想，順事物之本然，迴歸自然，人與才能達到與自然合一，這便是遵循自然本性。
道家關於天人合一的觀點，老子的繼承者莊子那裡，也有很深刻的說法，莊子說：“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莊子 ·秋水》） 應天命，順自然，人是不能干預天的，而是要遵循事物發展的本然狀態。莊子還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 ·齊物論》）人與自然統一，順其自然，這就是道家天人合一的真正含義。
綜上所述，中國古人關於天人合一的理念既是中國哲學的理論境界，而且又是一種思維方式，強調的是順其自然，人與自然統一，遵循本然狀態，同時，也強調人道天道統一，統一於德性。
中國古代謀略，就是把天人合一的這種觀念作為是謀略學的基本方法，古代謀略文化把天的因素，包括天道、自然、運行規律等，與人的因素，包括人間、人事、人倫等統一起來進行考察，以天與人統一的謀略理論框架去思考各個方面、要素，包括政治、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因素，順勢而為，謀劃未來，趨利避害。
天人合一理念在各家各派的謀略學說中都有明顯的體現，比如，合起來考慮，從天時、地利、人和相結合的角度去思考事物的發展。
最淺顯的智慧例子是中醫根據天人合一思維方法來治病，中醫學認為，人與天同樣貫通著氣，人體是小周天，天地是大周天，氣通於二者之中，所以，中醫學把人體各部位，天地各處，都視為一個統一體，所以，天地的變化時時影響著人體變化，人體的生理活動和病理變化是受到天地自然因素改變的影響，中醫治病強調的是因地、因時、因人而制宜，所以，醫師對疾病的問診、開藥、煮藥、治療、康復等個環節，都要考慮時間、地點和具體的人，非常仔細的對人進行醫治。
醫師看病，從“四診”，即望（觀氣色）、聞（聽聲息、嗅氣味）、問（詢症狀）、切（把脈象），到開藥、用藥、治病，都要根據時令季節的變化來進行，順應自然，絕對不能逆時令季節而動，比如，屬於陽性病證 “能冬不能夏”，適宜於冬季治療的病在夏天便可能惡化；反之，陰性病證“能夏不能冬”，適於夏天的冬天可能惡化。醫治病痛，要適時令季節變化而用藥，如果需要，有的病甚至可以“冬病夏治”或“夏病冬治”。這便是因時的說法。
至於因地制宜，說的是要根據地利因素來治病，選擇有利於病人治病的地域環境，採取相應的醫治方法。比如，外感病因地不同，症狀也不同，高寒地域的患者更多表現為寒在外而熱在內，治療時宜散表寒而清內熱；低窪溼熱地帶的病人，更多的是氣洩於外而寒盛於中，治療時宜用斂氣溫中之法。中醫與西醫不同，西醫治病是同病同藥治，而中醫講的是“同病異治”。
中醫講人體要適應於四時五季，一日之中，朝、晝、夕、夜對於養生是不同的，如早上氣溫較高，適宜於運動，而夜晚氣溫降低，人該好好的睡覺。再如，“五腑”對應“五季”：肝臟對應春季，心臟對應夏季，脾臟對應長夏（夏末秋初）肺臟對應秋季，腎臟對應冬季，養五臟，要選時節。
因人而宜就更具體了，不同年齡、性別的人，不同體質的人，不同地區的人，不同病情的人，同一患者病情輕重，等等，具體人有具體的患病狀況，需要非常具體的醫治辦法，甚至同一個人在身體的不同部位，皆有其具體的治療方法，治病，需要有的放矢。
《醫原》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於天地間，無處不與天地合。人之有病，猶天地陰陽之不得其宜。故欲知人，必先知天地。”（《醫原》）這說的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儒家著名的“比德說”，也是將人與天地比喻為有共同點的，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論語》）《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既是用天命來說明人性，同時又是德性來解釋天之本性，既將人性視為是天授予的，又將天人性化了。
兵家也用天人合一來比喻，《孫子兵法》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軍事行動這人事方面的事與水的自然形勢有相通之處，用兵之法猶如流水一般，沒有固定的形態，流水因地形而變化，順形而下，用兵之法，沒有固定陣形，要依敵情變化而變化，只有因時因地制宜，根據敵情變化而相應地排兵佈陣，利於不敗之地，這能稱為用兵神妙。
用兵方法，要用天人合一的思維，所以，《孫子兵法》在說明這“兵形象水”時又說：“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這說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是相生相剋的，戰場形勢瞬息萬變，不可能有永遠不敗的將軍；春夏秋冬四季不可能像一直處在一個季度上一樣，日光照射有長短，月亮有圓圓缺，事物都會發生變化，用兵也一樣。
在各種各樣的說明天人合一的解釋中，中國古人的“天時、地利、人和”理論是最精彩的，謀略的重要原則之一便是順天時，應地利，聚人和。
孫臏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孫臏兵法·月戰》）取勝之道，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缺其中任何一項，即便是勉強勝利，也是會有遭殃。
天時，指天機，時機，機遇，天氣狀況，時令季節等；地利指地緣環境，地利條件，地方特色等；人和，指人緣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協作，合作等。
古典小說中，經常講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故事，而最典型和精彩的就是《三國演義》中講述的故事，羅貫中就是按天時、地利、人和的原則來喻說“三國”的，曹魏佔天時，孫吳佔地利，劉蜀占人和。以曹操為代表的曹魏集團，順天時，體現革新力量，挾天子以令諸侯，開放的政策，宏大的戰略，實用的謀略，精兵強將，最終取得了勝利；以孫權為代表的東吳集團，佔地利，擁有江東的富饒區域和有利的地形，豐衣足食，日子過得不錯；以劉備為代表的劉氏集團，起步雖比較晚，但劉備豎起仁義大旗，善於收買人心，禮待人才，三顧茅廬得臥龍先生，不以貌取人重要鳳雛，誠以任將，擁有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五虎上將，劉備的人緣極好，但未能順天時，劉備亡於白帝城，諸葛亮累死在五丈原，傻阿斗劉禪當了俘虜。
在羅貫中看來，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個因素中，佔天時是最重要的是，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曹操順天時，曹魏政權最終獲勝了。可是，被稱為儒家的“亞聖”的孟子，卻認為在三個因素中，人和是最為重要的。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
孟子這一段話是關於天時、地利、人和的非常重要的一種解釋。總的觀點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內牆三里，外域七里，攻而不勝，是因為雖遇上好時機，但地理條件卻不行；城高河深，器物尖利，糧食充足，但守城者棄城而去，這是因為地理形勢雖有利但缺乏人心所向；想不讓民眾離境，不能靠劃疆定域，鞏固國防不能靠山河險要，威懾天下不能靠武器銳利。有道義上的優勢，方能得到大眾的支持，失去道義上優勢，就會眾叛親離，只有獲得大眾支持，天下民心才會歸順他，有天下民心的支持，對付眾叛親離的人，自然是會獲勝的。失去民心，即便是有了地理優勢，也必然會失敗，所以，君子不戰則已，戰就一定要勝利。
中國古代謀略學十分重視天時、地利、人和的理念，謀劃一件事，總是從順天時、應地利、聚人和的各方面去考慮，時機、地勢、人心，這對於實施策略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
順天時是非常重要的，古人對天時條件極為重視，傳出下來的俗語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對於謀略策劃者來說，天時既是天機、時機、機遇等，又是自然運行規律，天氣條件等，人是應該多謀劃，積極行動，但是，要成功，還是需要順應規律，遇上好時機並抓住它。
應地利當然也是很重要的，謀略策劃者重視“地利”，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注重所謀劃行動、事件的地理條件，另一方面是地方的特色，地緣因素其實應該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在這環境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具體生活習俗特點。現代人講的“接地氣”，就是包括落實到實際和切合當地特色兩個意思。一個謀略方案，自然是要“接地氣”，要切合實際，要符合地方特色。
聚人和更是謀略策劃者非常重視的因素，俗話說：“事在人為。”事情是靠人去做的，人是所有活動的關鍵因素，所以，人的因素，人緣關係經常成為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謀略策劃者在籌劃方案時一直是重視“聚人和”的。
聚人和包括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協作、合作，包括聚集民心，加強凝聚力。民心所向是成功的保證，一個群體，有了向心力才能力往一處使，把事情辦成。
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謀劃活動都是在謀人心，籌劃著如何讓民心能有所向，讓民心能聚向有利於謀劃者的活動目的的方向上，民心所向，成功的概率就大得多。
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推行禮儀，就在於以和為貴，古代君王的治國理政之道，這是最值得讚賞的。儒家把“人和”看成是禮的最重要的應用，看成是君王的治國謀略的要領。
關於地利，《左傳》講：“先王疆理天下，物（視也）土之宜而布其利。”（《左傳•成功二年》）君王拓疆封土，只有選擇適宜的地方才能得其利，佔領有利地形,便更有取勝的把握。謀略家的謀劃，選擇有利的地緣條件極為重要，軍事家把選擇有利地形看成是制勝的要素。
關於天時，人們一般都會將其與“運氣”聯繫在一起，認為遇上好時機，便是運氣來了，而獲得天賜良機，便能“得天獨厚”，有了成功的把握。但謀略家們籌劃各種活動，不會被動地等待時機，而是通過積極的準備，創造條件尋找時機，如此一來，便更有機會遇到好機遇，所以，“順天時”不是被動的而應該是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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