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獲得知識的途徑，不外兩種：一是直接在生活實踐中體驗和認知；一是從前人的經驗和見識中去求取。後者多以讀書的方式來實現。
而要得到系統的縝密的知識，則少不了學校（無論是舊式的還是新式的）這種形式。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學者，無不仰仗師徒之間薪火傳遞的方式，承前啟後，從而鏈接起愈來愈豐滿愈奪目的人類知識長廊。而在這一過程中，教師，無疑承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但假若這些文明的使者都是平庸之輩，那薪火的燃點也只能是黯淡而缺少生氣的。
名師，就是那些把這種薪火的傳遞進行得有聲有色的非凡智者。他們點燃的火把越亮，這個民族的前途就越光明燦爛。
感謝本文作者許淵衝，他以親身的經歷，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精彩的“名師”畫廊，一組上世紀文化巨匠們的雕像。儘管只是剪影，但神形兼備，讀來令人神往！從中，我們大略讀懂了“名師”兩字的涵義。
什麼是“名師”？名師，不僅僅是“傳道，授業，解惑”，不僅僅是讓他所授的學生考上多少名校。
名師的界定，首先是“人格”的範本。 試看，梁啟超在徐志摩與陸小曼婚禮上直言不諱地訓誡，以及劉文典膽敢頂撞“最高領袖”蔣介石的壯舉。
名師的界定，第二是淵博的學識，是特有的真知灼見，能發人之所未發，有“識”而且有“膽”。文中閃過的一個個鮮活的面容，不都是由於這一點，才讓人愛戴和景仰？唯唯諾諾者，照本宣科者，人云亦云者，畏首畏尾者，能稱之為名師麼?
“道德文章”，這個對優秀知識分子所規定的傳統要求和標準，看來也應該是對“名師”的要求和標準。
文 / 許淵衝
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說：大學不是有大樓，而是有大師的學府。談到大師，清華國學研究院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梁啟超在1929年已經去世，我讀過他1922年5月21日在清華文學社講的《情聖杜甫》，演講中說：杜甫寫《石壕吏》時，“他已經化身做那位兒女死絕、衣食不給的老太婆，所以他說的話，完全和他們自己說的一樣……這類詩的好處在真，事愈寫得詳細，真情愈發揮得透徹。我們熟讀他，可以理會得真即是美的道理”。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梁任公是如何把西方的文藝理論和中國的古典詩詞結合起來的。
據說1926年詩人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時，請梁啟超做證婚人，不料他卻在婚禮致詞的時候，用老師的身份教訓他們說：“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做不好學問，徐志摩，你用情不專，以至於離婚再娶……陸小曼，你要認真做人，你要盡婦道之責，你今後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業……”從這篇聞所未聞的婚禮致詞中，也可以想見任公的為人。我雖然沒有親聆過教誨，但聽說了這些“雪泥鴻爪”，也就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了。
王國維是1925年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的，他的《人間詞話》是我國古代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一個總結。他提出的“境界說”對我很有啟發，我把他的理論應用到翻譯上，提出了文學翻譯應該達到“知之、好之、樂之”三種境界。
所謂“知之”、猶如晏殊《蝶戀花》中說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西風掃清了落葉，使人登高望遠，一覽無遺。就像譯者清除了原文語言的障礙，使讀者對原怍的內容可以瞭如指掌一樣。
所謂“好之”，猶如柳永《風棲梧》中說的:“衣帶漸寬終不侮，為伊消得人憔悴。”譯者如能廢寢忘食，流連忘返，即使日漸消瘦，也無怨言，那自然是愛好成癖了。
所謂“樂之”猶如辛棄疾《青玉案》中說的：“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說出了譯者“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樂趣。
使讀者“知之”是“第一種境界”或低標準，使讀者理智上“好之”是“第二種境界“或中標準，使讀者感情上“樂之”是“第三種境界”或高標準。
趙元任被譽為“中國語言學之父”。我在小學時就會唱他作的歌：“枯樹在冷風裡搖，野火在暮色中燒，西天還有些兒殘霞，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年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為英國哲學家羅素做翻譯，每到一個地方演講，他都用當地話翻譯，他模仿得這樣像，本地人都錯認他是同鄉了。
談到譯詩，他也說過:“節律和用韻得完全求信。”又說：“像理雅各翻譯的《詩經》跟韋烈翻譯的《唐詩》……雖然不能說味如嚼蠟，可是總覺得嘴裡嚼著一大塊黃油麵包似的。”
這些話對我很有啟發，後來我譯《詩經》和《唐詩》，就力求傳達原詩的“意美、音美、形美”。所謂“意美”，就是既不能味同嚼蠟，也不能如嚼黃油麵包；所謂“音美”，就包括用韻得求信；所謂“形美”就包括“節律得求信”。
在四位大師中，梁、王都在20年代去世，趙元任自1938年起，長期在美國任語言學會會長，所以我只見過陳寅恪一人。
他來清華是梁啟超推薦的，據說校長問梁：“陳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校長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憤然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因為他能解決外國著名學者所不能解決的難題。”
校長一聽，才決定聘陳來清華任導師。他在清華住趙元任家，因為他“願意有個家，但不願成家”。趙同他開玩笑說：“你不能讓我太太老管兩個家啊！”他才成了家。
1939年10月27日，我在昆中北院一號教室旁聽過陳先生講《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閉著眼睛，隻手放在椅背上，另一隻手放在膝頭，不時發出笑聲。他說研究生提問不可太幼稚，如：“獅子頜下鈴誰解得？”解鈴當然還是繫鈴人了(笑聲)。問題也不可以太大，如兩個和尚望著“孤帆遠影”，一個說帆在動，另一個說是心在動，心如不動，如何知道帆動（笑聲）？心動帆動之爭問題就太大了。問題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啟下的關鍵，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楊貴妃的問題，因為“玉顏自古關興廢”嘛。
北大名師林語堂到美國去了，他寫的《人生的藝術》選入了聯大的英文讀本；他本人也回聯大作過一次講演。記得他說過：我們聽見羅素恭維中國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羅素生在中國，他會是攻擊東方文化最大膽、最徹底的人。
羅素認為中國文化有三點優於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於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義優於宗教的神學，三是“學而優則仕”高於貴族世襲制，所以中國文化維持了幾千年。但儒家倫理壓制個性發展，象形文字限制國際交往，不容易匯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對人類文明的客觀價值有限，所以應該把中國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為世界文化的有機成分。
北大的朱光潛也沒有來聯大，而是到武漢大學去了。我讀過他的《談美》和《詩論》等書，得益匪淺。他曾說：“意美、音美和形美確實是做詩和譯詩所應遵循的。”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1983年我來北大任教，先生那時87歲了，還親自來看我，贈我一本《藝文雜談》，書中說到：“
詩要儘量地利用音樂性來補文字意義的不足。”又說：“詩不僅是情趣的意象化，尤其要緊的是情趣的形式化。”我從書中找到了譯詩“三美論”的根據。朱光潛雖然沒有來聯大，朱自清卻是聯大中國文學系主任。早在1924年，兩位朱先生就在上虞春暉中學同事，朱自清教國文，朱光潛教英文。1931年我在小學六年級時讀過朱自清的《背影》，但我喜歡的不是這篇描寫父子真情、樸實無華的課文，而是更能打動幼小心靈的那一篇：“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消逝了的日子，卻一去不復返了。”
1938年來聯大後，居然在“大一國文”課堂上，親耳聽到朱先生講《古詩十九首》，這真是樂何如之！
記得他講《行行重行行》一首時說：“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兩句，是說物尚有情，何況於人？是哀念遊子漂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鄉，用比喻替代折敘，詩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這裡似乎是斷了，實在是連著。
又說“衣帶日已緩”與“思君令人瘦”是一樣的用意，是就結果顯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帶緩”是結果，“人瘦”是原因。
這樣迴環往復，是歌謠的生命；有些歌謠沒有韻，專靠這種反覆來表現那強度的情感。最後“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兩句，解釋者多半誤以為說的是詩中主人自己，其實是思婦含恨的話：“反正我是被拋棄了，不必再提罷；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朱先生說得非常精彩。後來我把這首詩譯成英文，把“依北風”解釋為“不忘北國風光”，就是根據朱先生的講解。
其實，這一年度的“大一國文”真是空前絕後的精彩：中國文學系的教授，每人授課兩個星期。我這一組上課的時間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時到十二時，地點在昆華農校三樓大教室。清華、北大、南開的名教授，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聞一多講《詩經》，陳夢家講《論語》，許駿齋講《左傳》，劉文典講《文選》，唐蘭講《史通》，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魏建功講《狂人日記》等等。真是老師各展所長，學生大飽耳福。
記得1939年5月25日，聞一多講《詩經·采薇》，他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千古名句，寫出了士兵戰時的痛苦，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講時還摸著抗戰開始時留下的鬍子，流露出無限的感慨。朱光潛在《詩論》中也講過《采薇》，他說：“這四句詩如果譯為現代的散文，則為：
從前我去時，楊柳還正在春風中搖曳；
現在我回來，已是雨雪天氣了。
原詩的意義雖大致還在，它的情致卻不知走向何處去了。義存而情不存，就因為譯文沒有保留住原文的音節。實質與形式本來平行一致，譯文不同原詩，不僅在形式，實質亦並不一致。比如‘在春風中搖曳’譯‘依依’就是勉強，費詞雖較多而蘊涵卻較少。‘搖曳’只是呆板的物理，‘依依’卻含有濃厚的人情。詩較散文難翻譯，就因為詩偏重音而散文偏重義，義易譯而音不易譯。”
聞先生宏觀的綜合，朱先生微觀的分析，對我幫助很大。我後來把這四句詩譯成英、法文時，就不但是寫景，還要傳情；不但存義，還要存音；所以我把原文的四個字譯成英、法文的四個音節，並儘可能押韻。
例如“依依”二字，我譯成“依依不捨地流下了眼淚“，用擬人法來傳情達意，“雨雪霏霏”，英文我譯成“大雪壓彎了樹枝”，用樹枝的形象來隱射勞苦壓彎了腰的士兵；法文卻利用岑參《白雪歌》中“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形象譯成“白雪在枝頭開花”了。法文“開花”( en fleurs)和第二句的“流淚”( en pleurs)押韻；英文“眼淚”(tear)和我離開“這裡”(here)押韻,“樹枝”( bough)和“現在”(now)我回來押韻。
譯完之後，覺得無論情意音形都勝過了現代散體譯文，並且證明了我的“三美論”提得不錯；如果譯文能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那就算不辜負聞朱二先生的教誨了。
2月28日，陳夢家先生講《論語·言志篇》，講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他揮動雙臂，長袍寬袖有飄飄欲仙之慨，使我們知道了孔子還有熱愛自由生活的一面。
有一箇中文系同學開玩笑地問我：“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人，有幾個結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說:“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個賢人結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個沒結婚；三十加四十，正好七十二個賢人，《論語》都說過了。”“五六”二字一般指“五或六”，有時也可指“五乘六”，從科學觀點看，這太含糊；從藝術觀點看，這卻成了諧趣。
劉文典是一位才高學廣，恃才自傲的狷介狂人。《清華暑期週刊》1935年7月登了一篇《教授印象記》，說他“是一位憔悴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瘦黃兮似辟穀之老衲……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
他講《圓圓曲》，如數家珍……他講曹丕《典論·論文》，一邊講一邊抽菸，一支接著一支，旁徵博引，一小時只講了一句。文中講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
他講得頭頭是道，其實他輕視作家，公開在課堂上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
有一次跑空襲警報，他看到沈從文也在跑，便轉身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
他不但輕視文人，當他做安徽大學校長的時候，甚至頂撞蔣介石說：“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結果蔣介石關了他好幾天，魯迅《二心集》中都有記載。
羅庸講杜詩。如果說梁任公講杜詩側重宏觀的綜合，那麼羅先生卻側重微觀的分析。如《登高》前半首：“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羅先生說這首詩被前人譽為“古今七律第一”，因為通篇對仗，而首聯又是當句對：“風急”對“天高”，“渚清”對“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寫所聞；二四的機接，都是寫所見；在意義上也是互相緊密聯繫：因“風急”而聞落葉蕭蕭，因“渚渚“見長江滾滾，全詩融情於景，非常感人，學生聽得神往。
有一個歷史系的同學，用“無邊落木蕭蕭下”要我猜一個字謎；我猜不出，他就解釋說：南北朝宋齊梁陳四代，齊和梁的帝王都姓蕭，所以“蕭蕭下”就是“陳”字；“陳”字“無邊”成了“東”字，“東”字繁體“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一個“日”字了。由此可見當年聯大學生的閒情逸趣。
浦江清講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講到她前半生的幸福和後半生的坎坷“只恐雙溪胙蜢舟,載不動許多愁。”他就聯繫《西廂記·送別》說：“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就是繼承和發展了宋詞。
為了繼承和發揚祖國的文化，五十年後，我把詩經、唐詩、宋詞、元曲等譯成了英、法文，回憶起來，不能不感激朱、聞、羅、浦諸位先生；但現在卻是“英魂遠影碧空盡，只見長江天際流了”了。
關於作者
許淵衝(1921—)，筆名X.Y.Z，江西南昌人。194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1944年入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學習，後赴歐留學。回國後在北京、張家口、洛陽等地外國語學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學國際文化教授，1999年起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古代詩歌翻譯與賞析”課程。在21世紀有“書銷中外六十本，詩譯英法第一人”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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