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的第一天，福建省立医院的援鄂医护们，便接诊了一名亟需插管的危重症患者，患者呼吸越来越窘迫，须上有创呼吸机。因防护服短缺，两名年轻医生“用塑料袋制作简易隔离层，套在头上充当面屏”，完成了感染风险极高的操作。
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医疗队接诊过一名40多岁的病人，情况不算乐观，但氧饱和度较为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心率急剧下降”。“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抢救，但（病人）最后没能停留。”这令队长顾俊“很沮丧”。
福建省立医院和江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们，2月份即抵达武汉抗疫一线，在战斗最激烈的战场上，主攻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与死神短兵相接。一个多月来，他们经历了治疗条件逐步改善，治愈率越来越高，也为那些逝去的生命深感惋惜。
3月15日，福建省立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坚守了32天后，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12重症病区关闭。休整两天，医疗队员们又转身前往另一个“重症病区”战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
得知转换战场，福建省立医院的援鄂队员们在工作群里表态，“疫情不散，我们不退”。护理组长魏平珠说，“调休就像‘烫手山芋’，队员们扔来扔去，都想着为患者多做点事。”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至3月23日24时，武汉现有确诊病例4268例，其中重症病例1527例。一个多月来，数十万医护人员在湖北抗疫一线，以非凡的努力，基本阻断了疫情的蔓延，但疫情风险仍在，仍有不少重症患者需要救治。
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患者治愈出院 本文图片均为采访对象供图
接管重症病区
“疫情发生后，我就有预感，要做好准备，说走就走。”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外科（SICU）主任于荣国说，彼时，武汉疫情严重、人员物资告急的消息不断传出，“同行们已从不同省份陆续到了武汉，尤其是很多重症医学领域的专家”，而其本人也“早就备好了行李”。
2月13日下午，277人的福建援鄂医疗队带着呼吸机、ECMO等物资，乘坐三架飞机到达武汉天河机场。走在偌大的航站楼里，魏平珠的感受是，“到处都很安静”。有几人站在一旁冲着医疗队招手，喊着“加油”，似在流泪。“他们应该是武汉本地市民。”魏平珠至今仍记得这个场景。
福建援鄂医疗队成员涵盖多个科室，很多人对于疫情的认识有限，比如有人从没穿过防护服，甚至未曾见过。原计划到达武汉后，应有两天防护培训。但留给医护人员的时间不多。2月14日上午9时，培训开始不久，医疗队便接到命令，要在当日进驻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12、Z13两个重症病区，下午4点，“必须开始接诊病人”。
福建省立医院138名医护人员负责接手Z12病区。“我们对环境还不熟。”摆在于荣国和同事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系专科医院，病房设施并不适用新冠肺炎病人的诊治。此外，医院原有医生一小部分被感染，大部分人则被抽调至其他地方，仅有部分护士尚在。
福建省立医院医疗队员为患者进行吸痰操作
“进入病区后，医疗队对病房进行了适当调整，包括分病区，建立危重病室。”于荣国称，当地提供的设备不多，医疗队自带设备派上了用场，此外，“肿瘤医院综合性药物较缺，一两天后，又去问医院调剂药品。”
14日下午4点开始，患者陆续入院。按照安排，Z12病区主要收治重症患者，筛查出来的患者被大巴车送来，三个小时内，病区内64个床位便全部收满。
对于入院病人，医生会排查，哪些属于危重，哪些情况较轻。“短期之内，我们必须把患者病情摸一遍，大家都是马不停蹄地忙着。”于荣国回忆，很多危重症患者需要马上送入病房，“上呼吸机”。初次穿上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不适应，早期“有些乱”，加之工作量大，身心俱疲。
顾俊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其带队进入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时，面临同样的状况。“我们接管的是重症病区，由普通病区改建，跟其他两个医疗队共管。”顾俊称，2月3日各医疗队实地查看时，病区尚在改造中，经连夜施工，次日方才正式接收病人，“33张床位很快收满”，“都是重症、危重症”。
接手病区前，医护人员均接受了传染病感染控制培训及心理辅导，尤其是防护设备的穿戴和脱卸。“很多医护人员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或多或少会有些紧张。”顾俊称，大家是呼吸与危重症专业或者是重症医学专业出身，对抢救重症患者应有底气、信心，但这次面临的是“传染病导致的重症病人”。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医护人员询问患者病情。
啃“硬骨头”
最初送进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的64位病人，大多是聚集性感染，“一来一家人”。而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则达到85%，脑梗、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病缠身。对这些病人的救治，犹如啃“硬骨头”。
2月14日进入Z12病区当天，医疗队便接诊了一名亟需抢救的危重症患者。该患者有脑梗，陷入昏迷中，同时发着高烧，血压偏低。经高流量吸氧、液体复苏等措施后，患者状态依旧不好，呼吸越来越窘迫，须进行气管插管，上有创呼吸机。
“我们想把他转进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但人员、设备都还没有到位。”于荣国说，医护人员不得不在普通病房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治疗。插管过程中，病人呛咳会产生气溶胶，极易造成病毒感染。彼时防护面屏等装备尚未配齐，两名年轻医生“用塑料袋制作简易隔离层，套在头上充当面屏”，完成了气管插管操作，并连接上呼吸机，“非常勇敢”。
也有遗憾。医疗队整建制“接手”Z12病区次日，一名患者离世。“在ICU还没有建起来的情况下，药物和设备又没有完全到位的，这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例。他（的病情）非常重，没有及时抢救过来。”于荣国至今仍深感惋惜。
对于高龄患者，新冠肺炎尤为“凶险”。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张佳佳所在的黄石中医院重症病区中，有一位91岁的奶奶，基础疾病较多，确诊新冠肺炎后情况一直不乐观。张佳佳将老人儿子、儿媳录来的视频放在她耳旁听，鼓励她“一定加油”。
“从2月15日进入病房开始，老人经历了数次抢救，每次都能挺过来。”2月下旬某日的凌晨5时左右，张佳佳发现，最近一次被“医护人员拉回来”后一直昏睡的老人，“微微睁开了眼睛”。她很开心，拍下照片发到群里，和同事分享。
但老人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不久去世。“奶奶年纪大了，有些治疗，她也受不了。”在这些高龄患者面前，张佳佳和同事们就像孩子一样，“都是爷爷、奶奶地叫，可亲热了，不会唤名字”。“很无奈，我们也希望尽力去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护士和同事在黄石中医院重症病区坚守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撤离。
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病人，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衰竭情况，缺氧后又进一步造成严重并发症。“一些年纪大的患者，若有基础疾病，或会并发有休克、循环衰竭等症状。”顾俊告诉澎湃新闻。
负责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外，于荣国也会参与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巡视”，即前往其他医院“筛查重症病人”，将其转入救治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定点收治后，利用专家优势，集中治疗危、重症患者，尽量减少死亡。”于荣国说，从后期死亡率降低的结果看，效果显著。
救命的“管路”
对于严重缺氧的患者，若普通氧疗、甚至无创呼吸机都难以缓解其痛苦，就需要采取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这是最常用的抢救措施。”顾俊说，维持患者呼吸，氧分充足，这是基础，“否则不等其他治疗发挥作用，人已经不行了。”
2月6日深夜，一名危重症老人被送入顾俊所在病区时，已呈极度缺氧状态，“就像经历了长跑”，“大口喘气”，且出现了意识障碍。“（老人）又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一来，就进入抢救程序。”顾俊彼时正值夜班，迅速召集同事手术。
麻醉科医生进行气管插管，管床医生、护士准备好呼吸机，调整参数。插管完成后，迅速将呼吸机与患者连接，增加供氧浓度。但一套流程下来，病情仅是略有改善。“患者心跳快、血压低，仍处于休克状态。”顾俊说，此时需要用到“深静脉置管”操作，向患者输入譬如升压药之类的血管活性药物，以及镇痛镇静药物。
所谓深静脉置管，不同于平时“在手背上打针”，而是需要寻找人体深部静脉处——通常是颈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放一个留置管，将药物安全、快速地输入人体，达到抢救目的。在新冠肺炎重症病区，这是医护人员经常用到的“操作”。
而这往往意味着，医护人员会暴露在更大的感染风险中。“重症病人周围的含病毒气溶胶含量很高，医生接触时间越长，感染可能性越大，尤其做气管插管时。‘深静脉置管’手术是在颈部或者锁骨下方，离患者的呼吸道很近，感染风险会比平时大很多。”顾俊说。此外，厚重的防护服、起雾了的面罩以及因戴有手套而失去灵活性的双手，这都给手术实施带来困难。
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后，顾俊和同事又为患者插上了胃管、尿管。“每一根管子都是抢救他生命的重要管路。”顾俊说，历经三个小时的初步抢救后，患者血压趋于稳定，血氧饱和度由最初的60左右——“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值”，升到“及格线90”以上，维持在90～93，“虽不理想，但已算乐观”。
此时“抢救”尚未结束，医护人员不敢马虎。每隔半个小时，要抽患者一次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以了解其呼吸功能与酸碱平衡状态，而后根据结果调整呼吸机参数。血压水平、尿量也需随时关注，并据此调整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量。
“治疗方案方面，主要根据国家卫健委出版的新冠肺炎诊疗规范，包括使用一些抗病毒药、适当的激素，以及维持营养支持、水电解质平衡，也会用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顾俊强调，这并非一成不变，需根据具体病情变化予以调整。
即便每一个细节都尽力做到了极致，重症病人的生命能否被挽回，仍不完全由医护人员决定。“抢救”上述患者后一周，顾俊及同事撤出和其他医疗队共管的病区，单独管理另一病区。“后期我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彼时尚在用呼吸机，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顾俊说。
“把该上的措施尽早上了”
重症患者，有人治愈，也有人离去。一些病人即便上了呼吸机，血氧指标仍越来越低，心跳越来越无力、缓慢。病人的离去有时是突然发生的。有重症病人前一分钟病情还算稳定，后一分钟突发情况便袭来，血压骤降、心脏停止，虽经全力抢救，依旧难以挽回。
顾俊回忆，曾有一名40多岁的病人，情况不算乐观，但也“马马虎虎”，氧饱和度较为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心率急剧下降。”经历多了，顾俊和其他专家也有总结，“很多危重病人会并发心肌受损，很可能出现心跳骤停的情况”。一旦心跳骤停，即便医生就站在旁边，也很难挽救回来。
这名40多岁的病人抢救无效，令顾俊“很沮丧”。“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抢救，但（病人）最后没能停留。他还年轻，原本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平安快乐。”顾俊说。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弟子桑岭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抢救重症患者40多天，对于“之前好好的，突然就加重了”的现象，其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实际上是，病人的耐受性让人感觉“病人好像还行”，但血氧其实已经开始低了。“血氧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桑岭提及，业内称之为“沉默的低氧血症”。
“一些特殊抢救措施，比如气管插管，还没上呢，病人就已经死亡了，或者没有时间去抢救。”于荣国告诉澎湃新闻，对此，“能做的就是尽量把关口前移，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及早干预。”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在2月5日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重症、危重症治疗措施中的“呼吸支持”，由原来笼统的一段话，变更为清晰的四条，其中第二条“高流量鼻导管氧疗或无创机械通气”的指导意见指出，若短时间（1-2小时）内病情无改善甚至恶化，应当及时进行气管插管和有创机械通气，第三条则为“有创机械通气”，即气管插管。
“及时发现重症病人，采取针对性治疗，防止这些重症病人向危重症病人转变——‘打断’疾病发展方向，提高抢救成功率。”于荣国说，“关口前移”的意义颇大。其在其他医院巡视时也发现，“把该上的措施尽早上了，病人的症状大多能改善”。
心理战
从2月14日收治第一批病人开始，于荣国就感受到了病人的“焦虑”，“有的病人会对自己的日后感到担忧。”对于进入重症病区接受治疗，不少患者有所抵触。
“一些病人很害怕。”福建省立医院护理组长魏平珠提及，因病房大门处临时贴了一张“重病室”的纸条，一名患者坚决不愿入住，称“白纸写字不吉利”。她不得不把那张白纸撕掉，以劝慰病人。
晚上不敢睡觉，这也是不少患者的常态。“（部分病人）老怕自己睡下就起不来了。”魏平珠值通宵夜班时，总有患者隔一会儿就从病房里出来叫护士，甚至要求把门开着，“对医护人员形成了依赖，希望我们能一直在那。”
在一次查房中，一名老人告诉医护人员，他有两个橙子，但“舍不得吃掉”，请护士给隔壁病区的爱人送去。“很感动，但依据规定，人员不能跨病区来往。（病区）主任便安慰他，会请另一病区护士长帮忙安排水果。”魏平珠说。次日，主任买了整袋苹果，拿到病区发给患者。
“不停和患者沟通，才能做细工作，了解他们的需求。”魏平珠说，全面的心理评估后，对部分心理问题较重者，医护人员会进行“心理干预”，大部分病人的焦虑情绪会得到缓解，“信心增强”。
张佳佳在重症病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名80多岁的老奶奶刚进病房时有些害怕，总给她念叨，“闺女啊，我进来了，就出不去了”。老人告诉张佳佳，自己写有“遗嘱”——她在贴身口袋里放有千余元钱，这是留给其孙子的，托张佳佳“一定转交”。因隔离规定，即便消了毒，钱也带不出去。为让老人安心，张佳佳将钱收下放在病床旁的抽屉里，告诉她待出院时亲手交给孙子。
封闭的重症病区内，患者没有家属陪护，医患之间建立信任显得重要。“一个人进到重症病房，见到这么多身着防护服、‘看不见脸’的医护人员，肯定是很怕的。”对张佳佳而言，能做的便是“多跟他们说话”。病人有倾诉欲望时，张佳佳耐心去听，这会赢得前者的好感，从而配合治疗。
大家也会想一些“暖心”的措施，比如找患者家属录制视频，发到医护人员手机上，在病人清醒时放到其耳边听。气氛凝重的重症病房内出现家人的声音，这对患者来说多少有些安慰。
“有些老人就像‘老小孩儿’，让他们吃饭，得‘威逼利诱’。”张佳佳说，前述老奶奶多次不愿意吃饭，护士只得哄她，“孙子打电话来说，要是不吃饭，就不睬你了”，老人一听，立马便动筷子。
顾俊说，和患者交流，不得不说些“善意的谎言”。“比如，告诉患者‘情况不是太严重’，再坚持坚持，过几天就能出病房。但实际情况是蛮重的，我们不会直说。”病人情况控制较为明朗时，顾俊和同事会主动和患者聊聊家里的情况，出院后的打算。
见惯“生死”，未变“麻木”
历经月余的“生死战”，危、重症患者的人数在一天天往下跌。
3月15日，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Z12、Z13重症病区实现“关区”。入驻32天，福建省立医院医疗队收治了83名新冠肺炎患者，其中危重症和重症69名，年龄最大的97岁。经过治疗，危重症、重症患者转为轻症的超过70%，治愈出院42人。
“（收治的）大部分患者从重型、危重型变成普通型，烧也退了，慢慢康复，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后，就可以出院，或转到社区定点隔离治疗。”于荣国说，但也有“个别的”，病情加重，需转入ICU。
因病情缓和，一位95岁的大爷从重症病区转出，临走时，拉着魏平珠和同事，用自己手机“拍了一张合照”，说“一定要记住”医护人员。“因为照顾他生活、处理大小便，他有些愧疚，也有些害羞，不管我们做得好或不好，他都给我们竖起大拇指，很开心的样子。”魏平珠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人”，自己虽在重症病区见惯了“生死”，但没有为此变得“麻木”。
3月17日，休整两天后，福建省立医院医疗队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重回一线，“和死神抢人”。得知此事后，队员们在工作群里表态，“疫情不散，我们不退”。“调休就像‘烫手山芋’，队员们扔来扔去，都想着为患者多做点事。”魏平珠说。
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顾俊和同事们也接近完成阶段性人物。3月23日，病区尚有重型患者3人，普通型患者8人。医疗队接到通知，中法新城院区多支医疗队将逐步撤离，合并院区。按照计划，完成病人出院、转对应病区工作后，原地待命。
一天晚上，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援鄂护师朱志红巡视病房，看到一位阿姨在看手机，便去询问。“睡不着，你能陪我说会话吗？”阿姨问朱志红，接着翻出以前的照片，说自己很爱美，喜欢跳舞，现在却洗脸也需要护士帮忙。聊天结束后，阿姨在手机上打出住址，要朱志红记住，“以后一定要来做客”。
恍惚之间，朱志红只记住了“武汉”两个字。下班走出医院大门，路灯昏黄，路边班车等待着夜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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