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新冠肺炎不斷蔓延及擴散的趨勢，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學者認為可以參照艾滋病社區篩查的模式，在社會藥房設立新冠肺炎的篩查點，為居民提供及時的病毒檢測和藥物支持，其目的是減少人員去醫院就診的頻率，縮短就醫距離，更早的發現感染者，從而進行有效的疫情防控。
（一）社區檢測是新冠疫情防控的核心。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美國公共衛生專家一直密切關注白宮對COVID-19的全國的新聞發佈會，尋找公共衛生專業知識的線索。最引起注意的是巡迴大使黛博拉·比爾克斯的評論，她是美國政府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活動的協調員，現在是白宮COVID-19工作組的主要發言人。正是如此，鑑於比爾克斯大使在全球艾滋病毒預防和治療戰略中的廣泛領導作用，比克斯大使在這一關鍵時刻贏得了領導作用。美國公共衛生專家富勒·劉易斯認為，她最敏銳的評論強調了“社區是這個問題的核心”，應該“在社區層面”阻止病毒。向所有社會經濟領域的美國人提供COVID-19篩查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考慮到美國的團體和公共認知，即COVID-19就像流感一樣，沒有歧視。醫院和急救診所顯然是篩查的場所。
社會藥房
（二）醫院不是美國居民唯一的檢測場所。在紐約州的威徹斯特縣，對居民進行免下車檢查極大地改善了檢查的可及性，現在類似的免下車檢查正在其他州實施。但是在哈萊姆這樣的地方，在南布朗克斯和東紐約-布魯克林這樣的社區，在紐約州和全國的廣大非城市地區，去醫院做檢查可能不是最可行的策略。他們絕對不應該被強調為美國唯一的檢測場所。儘管免下車安檢符合社會距離的概念，但對於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的美國人來說，無論其社會、經濟水平如何，這都是不可及或不切實際的，因為交通堵塞的可能性很高。
（三）艾滋病的社區篩查模式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當構想一個全面社區COVID-19檢測戰略，讓所有美國人都能獲得篩查服務時，富勒·劉易斯認為必須優先關注增加篩查接入點的數量和類型。簡單的數學可以告訴大家，越多的接入點和更大的地理分佈，保持社交距離的能力就越高。目前藥房的公共衛生作用尚未提及，包括獨立的小企業和少數民族擁有的藥房。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很熟悉藥房，他們的做法不僅僅是開處方，還包括血壓檢查、流感疫苗接種，甚至還有同地的初級保健臨床醫生。高風險、低收入社區的現場艾滋病毒篩查服務揭示了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這種切實可行的篩查服務能夠覆蓋那些與傳統醫療保健接入點系統斷開的人群。所有人群都經常光顧藥店，95%的美國人通常都在5英里內。他們通常有靈活的時間和能力來適當地儲存和分配各種形式的藥物，提供藥物諮詢和醫療建議。
將艾滋病社區篩查這一想法向前推進了一步，基於藥學的COVID-19篩選的基本原理也支持了藥劑師建立與隨時和即將到來的治療相聯繫的能力，這些治療可能比疫苗更早到達。目前可用的COVID-19治療包括退燒藥、補充氧氣和呼吸器——所有這些都安全地儲存在藥房，並且可以很容易地擴大規模。儘管美國“大盒子”公司連鎖藥店正被考慮作為一線角色，但關鍵是要更多關注支持獨立的小型企業擁有的藥店，因為這些藥店顯然被忽視了。獨立藥店佔美國所有零售藥店的36%，擁有超過22，000個營業點。這些藥店通常位於沒有大型連鎖藥店的地理區域，包括美國的農村和低收入城市地區。
（四）美國政府應該支持社會藥店設置篩查和治療接入點。在政府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來消除官僚主義障礙和支持小企業的時候，立法應該優先為獨立擁有的藥店購買與管理COVID-19篩查服務相關的藥品和用品提供經濟支持。白宮還應該優先考慮讓小型製藥企業主獲得大型企業集團專有的高成本藥物的政策。在公共衛生應對措施上的不足不僅會擴大日益增長的恐懼和對美國生活的破壞，還會削弱迄今為止所採取的關鍵公共衛生措施的積極影響，如旅行限制、學校和大學關閉、酒吧和餐館關閉、禁止擁擠活動以及社交距離。
美國公共衛生機構必須創新性地考慮社區層面的COVID-19篩查准入。設置的篩查和治療接入點越可行和實用，就越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混亂、擁擠的等候隊伍和快速返回，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自由將再次成為可能。
克里斯托·富勒·劉易斯博士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的傳染病流行病學博士，目前是NYU醫學院精神病學系的副教授。劉易斯花了20年時間進行國家衛生研究院資助的研究，以擴大高危社區獲得艾滋病毒預防及相關社會和醫療服務的機會。
參考文獻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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