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人：康安（化名，大冶）
- 记录者：书生日常
解放前，袁家洞只有三四十户人家。房子都在池塘以里，池塘外面都是田，没有房子。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是一九六二年挖的地基。我们是比较早搬到池塘外面来的，当时盖的是土巴房。那时我们村小，以正庩（大冶方言，供奉祖先的祠堂）为中心，大家的房子都挤挤密密地挨在一起，地上是青石板铺的巷道，连着各家各户，顶上盖的是瓦檐，晴天不怕晒，雨天不怕淋，打湿不了鞋。那时候袁家洞就有这点好处。现在不同了，大部分人家都搬到池塘外面来了，大家都盖了楼房，住得也分散了。
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见过几个日本人，大人都害怕，躲得远远的，不拢边（大冶方言，靠边），我是细伢，不怕，因为不晓得怕嘛。他们来村子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听大人说，他们来是指使汉奸到村子里派夫（大冶方言，拉壮丁）。他们在藕塘颈，就是现在的老金山店过去一点修了一座炮台，炮台后面的山上挖了山洞，放炸药。听说保安、铁山的日本人最多，我没有见过那么多。听说他们到大冶来，主要是为开采我们的铁矿，然后用轮船运到日本去。后来日本打输了，快要投降的时候，保安有个“义士”——当时大家都这么叫，可能是被日本人害苦了，气不过，拿了一把杀猪刀剁死了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日本的军官，也是在快要投降的时候，指挥不动部队，那些日本兵都不听他的，他就自己跳到一个水库里淹死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组织地方游击队维持治安。他们没有粮饷了，就三个一群四个一伙，在地方上瞎舞乱搞（大冶方言，胡作非为），抢粮食、抓人，祸害群众。当地有很多地痞流氓也打着游击队的旗号搞起了各种队伍，什么田部的、陈部的、什么部的，多得很，咱老百姓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比如他说你家里藏着枪，一来就把人抓走，我们老老实实种田的人哪来的枪呢？但是到哪里去说理呢？只好求地方上那些有面子的人，带一些钱去跟他们求情，讲好话，把人放出来。反正只要是人被捉去了，多多少少总要折（大冶方言，损失）点什么。稍微有点钱的人，干脆带着家里人跑得远远的。但是穷人拖家带口，没钱能跑到哪里去呢？生活就不得安宁。
解放前，我在村里读了两三年私塾，教室就在正庩里面，那时候有十多个伢一起读书，只有一个老师，就是礼子的父亲，每个学生每年两担谷的学费。那还是好一点的人家，差一点的人家哪有多余的谷送细伢去读书哟？我记得读得最多的是“四书”，什么“学而”“先进”“大学”（《学而》《先进》是四书之一《论语》中的篇章，《大学》是四书之一），还要写毛笔字。一九四九年，我父亲死了，我只有十二岁，下面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好在家里还有几亩田地，靠亲戚抬撑到（大冶方言，帮衬着）种一点，还能活命。冇想到过了几年，我母亲也死了，我们兄弟两个就没法过活了。我父母在的时候，就与对面甘家湾为我定了一门亲，我岳父母看我们兄弟两个娘老子（大冶方言，父母）都死了，伤心不过，就把我们带到甘家湾去抚养。我带着弟弟去了岳父家，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到一九五四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岳父母准备了几口红箱子、几把椅骨头（大冶方言，不带靠背的椅子）当嫁妆，打发你甘家奶奶、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当时十六岁，跟着我回到了袁家洞，这就算结了婚。那时我弟弟才四岁多，我们睡觉都带着他，三个人睡一张床，直到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我才给他另外搭了一个铺。
金山店铁矿最早的办公室（张伏山）
一九五九年上春（大冶方言，开春），我到武钢金山店铁矿去上班。在太婆山露天采矿，条件非常艰苦，什么机械都没有。那时到金山店来的外地人多，我记得黄冈、鄂城的最多，在罗咸益一带搭棚子住，每天锤石头，打炮眼，埋炸药，炸山头，然后用木板钉成的板车拖石头。不像后来有风钻、矿桶、汽车、电铲，做事轻松些。放炸药炸山的声音很大，在罗咸益村放炮，我们袁家洞隔着两三里路都听得到。放炮也蛮危险，大概是一九七〇年左右，村里怡仁的妹妹参加学校组织的运动会，学校没有操场，就借建罗村附近新建的火车站的空地当操场，正在车站的空地上跑步，旁边一家铁矿放炮，一块飞石不巧落到她后背心上，十多岁的一个女伢就这样打死了。（记录者说明：据当年与怡仁的妹妹同学的人说：当时运动会已经结束，正在组织学生站队。小姑娘刚跑完步，正在穿棉袄，棉袄还没穿好，就被飞来的石头砸中了后背）
我在金山店铁矿做了一年多，到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回来了。听说是中国跟苏联关系搞翘了（大冶方言，关系弄僵了），苏联专家都撤回了国内，武钢就下马了，我们那批人就又回到了村里。我在生产队做了十多年的会计，从一九六六年干到一九八二年，平时管账，农忙时也要参加劳动。后来到黄金湖也做了两年，主要是看守抽水的柴油机。之后回袁家洞来，在后山林场种杉树、果树，看守林场，把林场的荒山挖成梯地，种花生、豇豆、绿豆，百事都做。那时德子哥（袁怀德）也在林场，多的时候有十多个人，少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那时候就一句话：百事靠人死做！农忙时生产，农闲时挖水库：陈介伯那么大的水库，全部靠人一担一担地挑泥挖出来；马垅水库，袁家洞、坳头、甘家湾、胡元湾四个生产队的社员，从一九六二年三秋挖起，挖到一九六三年腊月底，没有条件讲，就是像牛马一样低倒头死做，哪有像现在的人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这种事？还不是因为那时候国家太穷了吗？
到八十年代，田地分到户，农民的生活就慢慢好过了，有米有菜，养鸡养鸭养猪养牛都还自由。但是到九十年代，镇里和村里搞“三提五统”，“三提”就是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是“统”些咪东西（大冶方言，什么东西），时间长了，我现在也不记得了，搞得老百姓负担重得很。反正那时候政府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收钱，比如家禽家畜要统一打防疫针，要收钱；农民养猪不能自己杀，要统一卖给食品厂，检疫检验要收钱；村里的老太婆提一篮子菜到金山店街上去卖，城管（应该是指税务所）也要收钱，不把钱（大冶方言，不给钱）就没收你的秤，让你做不成生意……这一点就又有点像国民党时期混乱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收“粮代金”。“粮代金”是国家不搞“三提五统”之后，用税收来代替以前各种各样的费用，也可以说是农业税。有一天晚上，镇办事处来了一伙人，坐在新来家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要收“粮代金”。村里也没几个人去交。不交钱的人，听说他们要派人来捉，我们村里的一些年轻人胆子也大，商量好了，要是他们来捉人就跟他们对着搞（大冶方言，对着干）。过了几天，他们没来捉袁家洞的人，倒是把对门甘家湾的庆华（化名）给捉去了，关了好些时，听说还打了他，算是杀鸡给猴看。大家都猜测，他们没到袁家洞捉人，是因为我们村人多，甘家湾人少，捉他个把人村民也不敢怎么样。后来么样？后来庆华家里人去镇里把“粮代金”交了，办事处的人才把他放出来。这些收“粮代金”的人拿不到钱，也会拿村民家里的菜籽油，有时搞狠了，见咪驮咪（大冶方言，见什么拿什么），像抢劫一样。
九十年代计划生育也抓得紧。没有生育指标的妇女怀了孕，政府就派人来捉到镇卫生院刮宫引产，捉不到孕妇，就把妇女的老公、家公家婆什么的捉去。有些过火的，把孕妇家里的房子都拆了。上新屋有一家的房子，把瓦揭了，檐条也扒了，一家人在外面躲了半年多。政府派下来抓计划生育的治安队呢，其实也不是什么正经人，都是当地一些好吃懒做的“油子哥”（大冶方言，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地痞流氓，并不是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人，按理他们是没有权力乱抓人的，但那时候就是那么乱，老百姓没说话的权利。
我今年八十几了，经历了四个时代，解放前是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江泽民时代和现在的新时代，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最坏的日子和最好的日子我都看到了。今天高科技的东西我们是搞不懂，但起码晓得人还是要读书，一个人不读书有什么用呢？就算是撇大学（大冶方言，水平很差的大学）也要读。我的七个伢，除了老大大英那时候条件苦没读什么书，其他的差不多都读到初中、高中毕业。我们自己再苦再累，细伢必须读书，这是我们做大人的心愿。我们养了十多年的猪婆（大冶方言，母猪），下小猪卖，自己也养几头，就是为了给那些伢凑学费。他们现在日子都好过了，在黄石、大冶买了房子，大孙子都三十多岁了，我也知足了。
康安老人给我们讲述往事的时候，时不时抚一抚额头和眼睛，然后发出一声长叹。他像平时那样打着赤膊，在他身后的墙根下，挤放着皮面沙发、竹床、方桌和小椅子，看样式，它们属于不同的年代。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老年人对财富的认识经常寄托着他对时间的理解，一张二十年的木桌子或许比一部二十天的手机更让他感觉珍贵。八十几岁的人，花白的发型还保持着鲜明的棱角，看得出他年轻时的俊朗。尽管他经历的时代繁复多变，但他评价一个时代好坏的标准总是那么直接和单纯：有米有菜，有鸡有鸭，家里人不会被莫名其妙地抓走。在我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面前，他毫不掩饰，直言评价这个时代一任又一任的国家领导人，显然他心中有一杆秤。虽然这杆秤很可能与国际局势和国家大事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它一直都在。
这是一条朴素的标准，也是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最为熟悉的标准，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附录一】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饥，斗米值钱二百文。
万历十六年（1588年）春，饥民相劫夺，知县郭逵取为首者杀之。
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旱，斗米二百钱，无处可籴，细民五六日不举火，剥食草木几尽，沉尸遍野。
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谷、菜不登，斗米值钱五百余文，饥民采食草木根皮，甚至有食观音土者，道馑相望。
——大冶县粮食局编：《大冶县粮食简史》，1982年版，第5-6页
【附录二】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令92号发布）
第七条 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即“三提”）：
（一）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集体企业。
（二）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三）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
第八条 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即“五统”）。
【附录三】
1993年4月5日，《湖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实施细则》发布施行。2008年5月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第一批)的决定》废止该《细则》。
【附录四】
2019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四），康安老人的长子袁**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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