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手抄本日本當成國寶,中國僅3部

司馬遷《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同時也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手抄本為平安時代(794―1185年)人仿唐寫本的手抄本,相當於晚唐和五代時期,至為可貴。在日本漢籍史上,它們屬於“準漢籍”。


司馬遷《史記》手抄本日本當成國寶,中國僅3部

《史記》傳入日本後,頗受重視。推古天皇時期,聖德太子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將“天皇”一詞,移植過來,不再使用“大王”,此後,“天皇”成為日本民族的象徵。比如明治十年,他在東京的住所中,凡逢二、七的日子,專學《史記》,所用課本為鶴牧版之《史記評林》。

《史記》在日本的流傳範圍相當廣泛,上至天皇,下至幼童,包括僧徒,都在閱讀《史記》,諸王諸臣也講《史記》,甚至學生入學還要試《史記》,這種情況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史記》在沒有正式刻印以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根據大寶律令,從設立大學的奈良朝到室町時代(1338—1573)開始《史記》被列為教科書,當時還沒有發明版本印刷,學生得從藏書家借用,自己手寫,因此,留下了許多手鈔本。


司馬遷《史記》手抄本日本當成國寶,中國僅3部

據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及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載,日本流傳的《史記》古抄本有《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等17種之多,而且日本自己也有一些抄本,著名的有《英房史記抄》、《桃源史記鈔》和《幻雲史記鈔》等。據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唐寫本《史記》現僅存九件殘卷,其中敦煌石窟藏本三件:《史記集解燕召公世家》、《史記集解管蔡世家》、《史記集解伯夷列傳》(現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其餘六件傳世本皆藏於日本。江戶初期,隨著日本印刷術的發展,和刻《史記》出現,進一步擴大了讀者層,形成了《史記》傳播的高潮。在日本,最早的《史記》刊本是嵯峨本。它是吉田素庵(1623年卒)用活字版印刷的,當時他用的是以宋代元豐刊本為基礎的在朝鮮複製的翻版本。此後,元、明、清版的《史記》在日本也廣為流傳,並被翻印,其中最盛行的是《史記評林》本,有各種各樣的評林版刊刻行世。明治(1868—1912)及其以後,《史記》的流傳更加廣泛,刊刻、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出現了一大批專門的《史記》研究者,而且形成一支實力強大的《史記》專門研究隊伍。僅現代而言,日本頗有影響的《史記》研究專家就有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宮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伊藤德男、今鷹真、青木五郎、藤田勝久等人。

司馬遷《史記》手抄本日本當成國寶,中國僅3部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記》是重要的教科書。日本古代設有專門講習學問的“大學寮”,其中設有專門講習歷史的“紀傳道”,修習“紀傳道”的學生被稱為“紀傳生”。《史記》是這些“紀傳生”的必讀之書。“紀傳生”學成後,常擔任大學頭、侍讀、式部大輔等要職,成為公卿,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亦有部分學生被選派到“撰國史所”,參與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動。到室町時代,幕府設立足利學校,足利學校中規定“學校不得講解除《三注》、《四書》《六經》、《列子》、《莊子》、《老子》、《史記》、《文選》之外的其他內容”。可見,古代日本學校對《史記》的重視,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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