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讓孫中山從神壇上走下來嗎？
辛亥革命是一場推翻封建帝制的“國民革命”，而不是少數人、更不是個別人的個人行動。而今人紀念辛亥革命，多是紀念孫中山。對其他有功的一批戰友，特別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與之聯電、聯函、被時人並稱的黃興，壓得過低，低到只能承擔“路線錯誤”責任，低到歷史教科書僅見或不見，低到後來的年輕人甚至不知其為何人的地步。
就在孫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學日本、親身參與並目擊辛亥革命和往後政壇、史壇風雲變幻的魯迅先生不無疑惑地說：“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只有十四年。”〔1〕
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會、歷史、特別是現實政治原因，個人的“自我包裝”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應。除此之外尚有：
（一）主勳變故。一些開國元勳，或英年早逝，如黃興、蔡鍔、鄒容、陳天華、趙聲……或慘遭毒手，如宋教仁、秋瑾、楊衢雲、吳祿貞、陶成章、張振武……或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2〕的清高超然態度，作了進綿山中的介子推， 如譚人鳳、李燮和〔3〕……而某些人因不必或很少親臨戰陣，碩果倖存，致使打天下與坐天下部分分離。
（二）後繼者打扮歷史。在上者：以衣缽真傳自命，虔誠門徒自詡，排斥異己，放逐功臣，搞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大造輿論；在下者：扭曲的政治氛圍長期使一些歷史學家不敢秉筆直書；有的看風使舵，趨炎附勢；有的思想僵化，以訛傳訛……
由此可見，要把辛亥革命和有關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還需把當時的一切人和事，都放到理性的思辯臺前，在充分發掘、比較、考證各種史料真偽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
二 且從《有志竟成》一文說起
孫中山的《有志竟成》〔4〕一文，主要追述了他自個從1885年起30餘年來的人生歷程，“以勵來者”。
文章開宗明義說自己是個“先知先覺者”，為了證實，乃“追求革命原起”，自稱：“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他何時開始“立志”呢？文中是這麼說的：“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為什麼偌大中國，從1885年到1905年的20來年間，“幾為”他“一人之革命”？細察，孫寫作此文時已是1918年，黨內“造神”已成氣候，孫也身不由己地“自我包裝”起來。本來他不太知歷史，這也難怪。他10歲入塾讀書，12歲（1878年）即隨母親去了檀香山，從此讀的是洋書，學的是醫學。這段時間出現的以百計、千計的民族先烈、民族英豪如譚嗣同、朱紅燈、唐才常、黃興、宋教仁、嚴復、章太炎、陶成章、秋瑾、朱執信、廖仲凱等一大批叱吒歷史舞臺人物，或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在“造神”運動的推動下，也就自然忽視了1894年他參與創建、起初由楊衢雲擔任領袖的興中會和會中同仁；也自然忽視了同盟會成立前的其他革命組織，如自立會、支那亡國紀念會、日知會、華興會、光復會等。
為了適應“造神”要求，孫把“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立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的時間定在1885年，似乎有點欠思考。因為，如果是這樣，他自此之後的許多事情是無法自圓其說的。譬如，興中會的誓詞：“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現在已普遍認斷，在1894年創立時並沒有如此明確的思想概念，而是在“稍晚些才形成”〔5〕並見諸文字的。更別說此前10 年多以前的所謂“立志”的事體了。又假如我們承認孫自己所說的，早在1885年就有“傾覆”、“創建”之大志，那麼，我們就無法理解10年後的1894年，他為什麼還要僕僕風塵北上，找門路，通關節，上書拜求李鴻章，“真誠地希望投身於權貴們的改良派中去”〔6〕。
按孫的《倫敦被難記》一文所述，他在1892年尚“以醫為業，藐茲一身”，到“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國事”，卻是在1896年。文中說：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可名之為少年中國黨（按即興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7〕
按照孫投拜李鴻章的言行來看，這段敘述符合實情。可是，孫在1918年寫作《有志竟成》一文時在首段即“修正之，以輔事實”。“修正”了什麼？由“投身為彼黨黨員”改為“自承興中會為予所創造”；又由“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倡行新政”，改為“興中會之本旨為傾覆滿清”。這兩改，既確定了自己的領袖地位，又由改良派一躍登上革命派巔峰。
當馮自由為《倫敦被難記》為何有“如此措辭之理由”向孫“請示”時，孫以“英人最富於保守性質”，“吾黨每次向粵進攻之出發點，始終不能離開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陳述，以妨礙進行”〔8〕作答。這就使人疑竇叢生：孫於1897年寫作上文，為何知道1897年以後“每次”之事？1897年以前，僅有1895年楊衢云為首、有孫參與領導的廣州起義失敗，根本談不上有“每次”。再說，《有志竟成》對《倫敦被難記》只否定了上述之一，但未否定如下之二：1896年，始“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國事”。
提到武昌起義，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書，洋洋灑灑三大本，孫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只用了一段文字來高度概括，中心題旨是：
（一）“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無心助漢而亡胡者歟？”孫自己沒有領導，也不承認有別人在組織領導，比如黃興，比如同盟會中部總會的譚人鳳、宋教仁等等。1923年3月，孫還在說：“中國現局墮落，一至如此，乃革命不徹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徹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於無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墮革命黨之精神。”〔9〕
（二）武昌之成功得歸功於兩個法國人，最終歸結到一箇中國人，即孫自己。
頭一個是法國武官：“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這麼說，武漢新軍的革命思想是由孫叮嚀洋人灌輸“成熟”的。
第二個法國人是“領事羅氏”。孫在文中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為甚。故瑞瀓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炮轟擊。”武昌起義，瑞瀓“請某領事如約開炮攻擊”。武漢領事團開會商議，由於法國領事羅氏，是孫“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孫自稱——引者注），稱予命令而發難者”。“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於是各國贊成之，……並出宣佈中立之佈告。瑞瀓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不言而喻，是孫的號令與舊交成全了武昌起義成功。不過，孫在行文沒有否認“領事羅氏”的說法，那麼，武昌起義就是由孫的“命令而發難”，這怎麼能說“成於意外”？
（三）黃興無功可言。“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寥寥25個字。黃興事前周密規劃同盟會中部總會活動，聞變趕來武漢，親冒矢石，血戰一月，運籌帷幄，艱苦卓絕的一丁點影兒也不見了。
（四）武昌起義成功的第二功臣是陳其美。孫上文的一段文字以陳其美始：“先是陳英士……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為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又以陳其美終：“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省尤多也。”陳其美何許人？上海青幫大頭目；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被推為庶務部長；任滬軍都督期間，結納舊官僚、買辦，鎮壓農民抗租和工人罷工，排擠李燮和，並通過他人刺殺陶成章；孫組建中華革命黨時，是其最得力助手。
考同盟會中部總會，陳其美無法領袖群倫，遠不能超越宋教仁、譚人鳳、劉揆一，更別提黃興了。同盟會中部總會最力者是宋教仁、譚人鳳等發起，並得黃興的支持與同意，武漢發難，居正等以陳其美無足輕重，原沒有知照陳其美，而是請黃、宋、譚去主持的。
其次，陳其美和上海光復並沒有起“一木之支”的作用。湖南第一個響應，並且派出了勁旅支援；第二個響應的是江西，穩住了緊鄰武漢的下游，上海到11月3日才光復，6日才成立滬軍都督府，此時之前，還有陝、魯、滇省已成立，黔、蘇、浙獨立雖晚一、二天，但軍政府成立比上海要早。
上海光復是光復會、同盟會共同促成的，革命軍總司令是李燮和，他是當時公推的起義指揮人。陳其美為邀功，在李燮和尚未部署妥貼前，不經請示，即率部攻打江南製造局，“薄其門”時，即為清軍生擒，李為顧全大局，“以數百人宵突其門而舉之”〔10〕作解救，進而光復了上海。說來，李是陳的救命恩人。
談到滬督，按光復上海的功勞與德望，非李莫屬，可陳為爭奪，在沒有光復會方面參加的情況下，擅自召集“各界人士”會議，以手槍威脅，爬上了都督寶座。當時，即引起普遍憤憤不平，有人主張對陳治以違令起事及竊踞名義之罪；有人主張由李榜示，變更陳的都督文告，李均以那將“貽誤革命大局”而未採納，退而督吳淞分府，隨後陳取消吳淞分府，李又改任光復軍總司令，並積極幫助光復浙江，又親率光復軍開赴南京前線，……所以，“江南之光復，實以上海為肇端；而上海之發難，則以安化李燮和為主謀”〔11〕。由此可見，說到光復上海和上海的作用，得先說李燮和，不能因為李後來參與籌安會的不光彩作為，就可前功盡棄，就可張冠李戴。
（五）文中閉口不談日知會、文學社、共進會和同盟會中部總會以及此前的華興會、科學補習所等組織及其領導人的作用與勳業，這或許是對歷史知之甚少的原故。須知，湖北新軍1萬多人中， 就有文學社員5000餘人，還有相當多的共進會員，這些遠非“法國武官聯絡”的成效。
反觀黃興，通讀《黃興集》、《黃興未刊電稿》以及新近發現散見於當時報刊刊出、或私家收藏的黃興書信、演講、電文等，尚未發現任何矯飾、誇張的情事，真是文如其人，心跡雙清，“熟視徐行路覺平，心寬意適步更輕。”〔12〕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辭世前夕這樣評價黃興：“他的寬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後都為人敬仰，自民國以來的軍人中，只有朱老總可以與之媲美。”〔13〕時間跨度幾近一個世紀，唯獨誇讚這樣兩位偉人，這是他最後的歷史沉思。
三 孫、黃組織、宣傳才能比較
最足以表現孫中山組織、宣傳才能的，莫過於他領導的興中會以及孫加入洪門後情況，當然也有他執意創建和領導的中華革命黨。關於後者，本文作者之一撰寫的《重評中華革命黨》〔14〕一文，作了較全面的評價，這裡就不贅述了，讓我們著重看看前者事實。
興中會於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任領導人是劉祥、何寬，他們分別被舉為正、副主席。孫是參與創立者（一說孫為會長）。次年在香港吸收楊衢雲、謝纘泰等以“開通民智，討論時事”為宗旨的輔仁文社，成立香港興中會。楊“氣宇軒昂”〔15〕，“素有大志，精通武術，尤好行俠赴義”〔16〕，“為人仁厚和靄， ……尤富於國家思想”〔17〕，孫與之初識，“即有相見恨晚之感〔18〕。成立會上， 楊即以頗高名望和思想激進而被舉為第一任會長。“此為中國革命事業由遊說而至實行之起點”〔19〕，興中會也才名符其實地開展工作。會後，楊積極準備廣州起義，負責招募志士和籌集餉械，事敗，“漫遊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設興中分會”〔20〕，“經衢雲熱烈宣傳，會務更形發達”，“眾多醵金助之”〔21〕。1896年11月，楊晤孫於日本，孫以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頗咎楊當日措置失當之非”，“責難備至”，楊是個明白的漢子，深知孫的潛意，“遂挈眷移居橫濱，以教授英文為生活”〔22〕。1899年，畢永年有聯合各秘密會黨之議，未幾，興中、三合、哥老三會聯合，孫被選為會長，孫以一派不能有兩位會長為理由，說服楊辭去興中會會長之職，這才確立孫在興中會的領導地位。興漢會謀在廣州、惠州繼續發難，楊仍“自告奮勇歸香港大肆活動”〔23〕，卒為兇徒殺害。從此，孫獨當一面。
此前1894年秋，孫回到養育長大的檀香山，孫事後不得不自認：“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24〕這是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的情況。後梁啟超至檀組織保皇會，“於是興中會員多變為保皇會員，大勢為之一變”〔25〕；1895年冬，孫“重渡檀島計劃再舉，居檀多月，諸同志皆無以應之”〔26〕；1899年以後，“興中會之團體，久已蕩然無存。”〔27〕
1896年，孫“蒞美后，乃奔走各埠，向致公堂職員極力勸導”，雖“舌敝唇焦，均難收效”，“僅在舊金山結識……數人，毫無所得。”可是康有為於1899年到美組織保皇會，“未幾舊金山、紐約、芝加古、沙加緬度、檀香山各地保皇會相繼成立，會中職員多屬致公堂分子。”〔28〕
1904年，孫由日本再次來檀，“時興中會員多已變節，存者寥寥可數”，“感於勢孤寡助”，“知美洲洪門致公堂勢盛，遂在檀加入洪門，藉為進行革命之助”。哪知“檀埠致公堂職員，時列名保皇會籍者眾，竟有提議阻止總理之加入者”〔29〕。
檀香山這種悽清局面，直到曾參與創辦《湖北學生界》的留日學生劉成禺的到來才有所改觀：“大同報自劉主持筆政，旗壘為之一新，……使致公堂會員……前之誤染康、梁餘毒，以敵為友者，至是迷途知返”〔30〕；劉“革命橫議，鼓盪全美，……美洲南北各埠同盟會之成立及籌餉赴義的偉績均導源於是焉”〔31〕。
“興中會日本分會設於橫濱，……會員二十餘人”〔32〕，戊戌（1898年）政變後，康、梁等逃亡到日本，“實為旅日保皇黨徒之全盛時代。是時橫濱興中會員多受康、梁煽惑，存者無幾”〔33〕。1903年夏孫來，與孫“仍舊往還者”〔34〕僅有10數人。孫“原欲在美奠立興中會基礎，惟結果所得，正式宣誓入會者只有鄺華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35〕。
反觀黃興。黃興比孫年少8歲，當孫28歲參與創建興中會（1894 年）時，黃20歲，正在長沙城南書院讀書，28歲（1902年）時，正由兩湖書院選派赴日留學，行前賦詩，已有凌雲之志：“小別何須賦惆悵，行看鐵軌踏長空。”〔36〕抵日不久，即被舉為中國留日學生會館評議員，初露組織才能。1903年5月回國，著力組織革命團體，11 月華興會成立。在成立會上，黃興首次倡先地提出了“國民革命”的口號，為他們那一代仁人志士奠定了革命理論基石。其制定的路線、方針、戰略策略以及革命方法與手段十分完備。會員主要來自湘鄂兩省，其他如閩、蘇、浙、皖、川、贛、黔、粵、直等省也有列名者，實際上是個跨省區組織，其骨幹成員宋教仁、譚人鳳、陳天華、楊篤生、劉揆一、胡瑛、吳祿貞、周震麟、劉道一、張繼等，大都在當時及此後的政治舞臺上，昂霄聳壑，成了同盟會以及民國時期出類拔萃的人物，為革命作出過貢獻。
1904年是華興會組織大發展、活動最有力、聲勢最宏大的一年，其聲威東到上海、江蘇、江西，北到湖北，西到四川，跨國到了日本，“東京的新華會就是響應華興會而組織的”〔37〕。華興會成員及外圍組織人員是以革命知識分子為核心的包括新軍、會黨的龐大網絡，其人數在10萬以上，這是興中會無法望其項背的。
四 孫、黃籌款業績隅反
辛亥前，孫長年在海外奔走，他自稱“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
被人稱為“西方學術成就中的里程碑”〔38〕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之起源》一書是這樣介紹孫“籌款”“接濟革命”的：
1895年，……作為中國的第一個職業革命家，他開始周遊世界，為革命尋求金錢，他總以為金錢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點錢往往僅夠他的食宿和購買下一站的車票和船票。〔39〕這段文字再現了孫捉襟見肘的窘態：
興中會日本分會成立不久，孫即“向會員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費”，會員“及聞”，“乃大為反對，且不再蒞會所”〔40〕。1903年冬，孫在日又“有檀香山之行，以資斧不足，向黃宗仰商借二百元，始克就道”〔41〕。
再看“專任籌款”：
1894年秋，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後，孫即“提議發行革命債券，規定成功日加倍償還，前後約得香港銀數萬元”〔42〕。可是，翌年初，梁啟超抵檀募款，“捐助勤王軍餉者大不乏人”，在他從未涉足的生地，竟“募得款項華銀十餘萬元，另招上海廣智書局股銀五萬元”〔43〕。前者為港銀，日後還要“加倍償還”；後者為華銀（比港銀值高），是“捐”，數額也大得多。
1896年，當孫“蒞美”“奔走各埠”“毫無所得”之時，1899年康有為等至美，“復假商業救國美名”，“向各地華僑募集股金不下華幣千數百萬元，其中屬於致公堂會員者實非少數”〔44〕。
1903年冬，孫抵檀香山後，其母舅楊文納以孫1896年第一次遊美“成績不佳”〔45〕，乃力勸“列籍洪門，以厚黨勢”〔46〕，被封為“洪棍”，他躊躇滿志手訂致公堂新章，按新章規定，每個會員須繳納註冊費美金二元，“會員逾十五萬人”，“總數可收入美金三十萬元以上，倘以此款協助祖國革命黨充購械起兵之實用，則滿清政府運命之日臻危險，不言可知。致公堂職員對總理此項計劃，極為贊成，遂推舉總理及總堂大佬黃三德二人親往全美南北各地，勸導……註冊，……周遊南北數十埠，歷時半載有餘，……報名註冊者，寥寥無幾”，後孫“旋渡歐洲”，來時借款就道，“瀕行前猶賴歐美學界同志接濟旅費始能成行。由此可知洪門總註冊之成績如何矣。”〔47〕
1904年，孫中山雄心壯志未泯，再度來檀，乃變換手法，“印製一種美金十元之軍需債券，載明‘此券實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見券即還本息百元’，……因興中會地盤已為保皇會蠶食過半，購者寥寥，全數僅得二千餘元，以視梁啟超所籌之數，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矣。”〔48〕
1908年4月，雲南河口起義，孫命汪精衛等到荷屬南洋群島籌餉，因未與時任教該島，“成績斐然，深受華僑信仰”的當地著名革命黨人李燮和取得聯繫，“無功而返”。1910年冬，黃興也赴同地籌措廣州起義軍餉，一去即與李等接頭，“力勸捐除意見”，李欣然悅服從命，因此，“共籌款三萬餘元”〔49〕。
1910年初，趙聲、倪映典以運動廣州新軍起義，黃興致電在美的孫中山求助，孫回電滿口答應如期籌足2萬元，可他奔走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僅籌集8000元匯去，黃興等“鹹異常焦灼”〔50〕，幸革命黨人李海雲毀家赴義，盡數將自己店內現款2 萬餘元捐出，才解眉燃。
1911年初，黃興領導的廣州起義正緊張籌備，“屢電催款”，孫只是在採納了馮自由的建議提出“變產救國”、“舍私從公”口號後，才使他們“大為感動”〔51〕，或抵或賣會所，並由馮自由具體負責，得以先後給香港統籌部匯去7萬餘元。
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孫在美國即接到黃興從香港發出的“請速匯款應急”的電報，當時他“思無法得款”，擬電“令勿動”，幸他“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次日晨醒讀報，才知“武昌為革命黨佔領”。如何“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他認為：“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遂起程赴美東”，後又去英、法穿梭，“商革命政府借款”等事，當他於是年底抵上海時，革命黨人滿以為他帶回了大批款項建設民國，哪知“不名一文”，幸旅美洪門籌餉局應他要求匯去美金3000元，“供歸國旅費”，使他適時返國，第5天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第7天就赴寧就職。
黃興戎馬倥傯，主要忙於國內革命事業的組織與起義指揮，除了上述偶去南洋籌款外，還可再引一例：雲南護國起義後，李根源等向日本政府借款200萬元充作軍費，經黃興出面擔保，才達成了協議。此前，國內各界函電交馳，熱烈要求黃興“早日回國，主持討袁運動”，這時已抵日本。適時正收到孫來信委請他向日本政府借款，購武器，建新軍。信中說：“唯此事重大，外交上須有種種之手續。……惟兄足以助成此舉”〔52〕，經黃奔走，不幾日，日方即允借500萬日元。
五 孫、黃戰略策略觀等之類比
孫中山直到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取得勝利，他也未能從純主兩廣、雲南一帶起義的固陋觀念中蛻變出來，他的武昌起義“成於意外”論就是明證。正因為如此，所以有：1908年共進會的成立；1909年陶成章、章太炎的倒孫；1910年陶成章等重新在東京成立光復會總會，並在浙江、上海等地組織光復軍；1911年同盟會中部總會的組成；……它都反映了革命黨人普遍對孫的戰略策略的不以為然。共進會認為，“同盟會舉止紓緩”〔53〕，“對長江流域則未遑經營”〔54〕；“陶成章等不滿於孫側重華南武裝鬥爭”〔55〕；同盟會中部總會認為，此前“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56〕。
在動力、方法上，孫始終迷信會黨，直到1918年在寫作《有志競成》時，還堅持認為，1900年以前，“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但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義，1907年的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等，均是發動會黨或義勇鄉團去實施的，可見他的指導思想並未改變。真正實施新軍、會黨結合發難的1911年黃花崗之役，才是辛亥武昌起義的序幕，也可以說是與其相似而規模小的演習，它是黃興嘔心瀝血策劃、領導的，體現了他的動力、方法、思想。
黃興一開始就注重革命大聯合，主張數省紛起，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史上首起提出這一戰略、策略的領導人。為實現它，他開始組建的華興會就是一個超越省界的組織，為準備長沙起義，於本省佈置已有頭緒後，即派人去湖北、江西、四川、寧、滬等地結納同志，運動新軍，策反防營，接洽會黨，關照江、浙光復會策應。他還著力於革命知識分子的發動、組織，在“上海別樹愛國協會，招邀內層人士”〔57〕，如陳獨秀、蔡元培、蔡鍔等知名人士均在“招邀”之列。他的“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58〕，到同盟會後期已為志士們接受，武昌起義一舉，即奪得全國的勝利。
註釋：
〔1〕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
〔2〕《胡漢民自傳》引黃興信函語。
〔3〕民國建立後，如對李燮和有個合理安置， 他也許不會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
〔4〕《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246頁，以下凡引用此文，不另加註。
〔5〕張寄謙：《中國通史講稿》（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 版，第471頁。
〔6〕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頁。
〔7〕《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頁。
〔8〕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22頁。
〔9〕《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3頁。
〔10〕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18頁。
〔11〕錢基博：《辛亥革命江南光復實錄》，《辛亥革命》叢刊（七）。
〔12〕（元）許謙：《白雲集·四·馬公嶺》。
〔13〕《黃興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頁。
〔14〕《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4期，北京《文摘報》、《團結報》等隨即作了評介，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近代史》，1993年第2期全文複印。
〔15〕〔18〕〔19〕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9、9、10頁。
〔16〕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8——9頁。
〔17〕〔20〕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頁。
〔21〕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6—17頁。
〔22〕〔23〕同上書，初集，第5頁。
〔24〕《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30頁。
〔25〕〔26〕〔27〕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6頁；第4集 ，第4頁；第2集，第93頁。
〔28〕〔29〕〔30〕〔31〕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8、 16—17、154頁；第2集，第112頁。
〔32〕〔33〕〔34〕〔35〕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 122、132—133頁；第2集，第106頁。
〔36〕《黃興集》，第1頁。
〔37〕《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437—438頁。
〔38〕金衝及：《中譯本前言（一）》，《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頁。
〔39〕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5頁。
〔40〕〔41〕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3、134頁。
〔42〕〔43〕〔44〕〔45〕〔46〕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16、138、147頁；第2集，第101頁。
〔47〕〔48〕〔50〕〔51〕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2—153、17、216、235頁。
〔49〕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17頁。
〔52〕《辛亥風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
〔53〕〔54〕〔57〕《辛亥首義回憶錄》（四），第9頁；（一），第497頁；（二），第140頁。
〔55〕《孫中山年譜》，第101頁。
〔56〕《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6頁。
〔58〕《黃興集》，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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