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宮鬥劇《甄嬛傳》中有個橋段：一年冬天，城外突發時疫，宮中戒備森嚴，一時病毒並未傳入宮。可某日華妃宮裡打雜的太監小德子竟然率先得病，成了皇宮裡的“1號感染者”。疾控專家們不禁要問了：從流行病學溯源，皇宮的採購都由專人負責，小德子並無機會出門，何以感染？原來，華妃平時大手大腳，宮中那點例銀根本不夠，於是在頌芝與周寧海的提議下，華妃做起了“腐敗掮客”：讓小德子牽線搭橋，介紹外臣結識她那舉足輕重的權臣哥哥年羹堯，從中收取報酬。京城爆發時疫後，華妃仍不收斂不收手，照常讓小德子出宮聯絡買賣雙方，終於將時疫帶入宮中——發現疫情卻不隔離，還隱瞞行蹤，這是“引疫入室”的第一步。
電視劇純屬虛構。可歷史上，明清時代卻的確是瘟疫（專業說法是“烈性傳染病”）流行最多或者說記載最多的一個時代，甚至順治皇帝都染上天花而亡。其實歷代都有關於疫病流行的紀錄，但多半寥寥數語，甚至僅“大疫”二字，存留下來的細節很少。
1894年，正值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福建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腫項，或結核，吐血，流行甚盛”。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城區及城郊疫情更重，偏遠鄉村則基本都是輸入病例。比如建甌就是“由農民陳啟敢到四十里路外南雅鎮探親返家而得病，造成該村鼠疫流行”。大眾防範意識的薄弱，是“疫情擴散”的第二步。
1910年，國際毛皮市場價格上升，旱獺皮價格暴漲6倍。中國內地底層民眾出關捕殺旱獺。關外天寒地凍，捕獺人“三日糧絕即食獺肉”，由此惹上鼠疫病原體。靠什麼來抵擋所向披靡的疫魔？首先自然是求助於中醫針灸和推拿。可中醫們上午給別人治病，下午自己感染，三天後暴病而亡，哈爾濱的中醫半數感染而死。尋醫無效，人們轉而乞靈於薩滿教、黃巾教、跳大神等傳統巫蠱之術。可跳大神的大仙經常跳著跳著自己就感染鼠疫而亡。疫區民眾當真是呼天不應叫地不靈，那種恐慌和絕望可想而知。醫療衛生體系千瘡百孔，成為“戰疫”底線瀕臨失守的最後一步。
說到底，還是得靠現代科學。眾所周知，1910年那場東北肺鼠疫，最終靠的就是31歲的馬來西亞華僑、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的艱難努力。他一到哈爾濱，就大刀闊斧幹了那時沒人敢做的一件件事：對死屍進行病理解剖，精確診斷，“用火車車廂建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個隔離營；對疫區封城，關閉南滿鐵路、東清鐵路；設計了中國第一個醫用防護口罩“雙層紗布囊口罩”；嚴禁土葬，主張燒掉感染者屍體；燒屋消毒……”對此，清末的國民驚恐不安。解剖、焚屍，那可是有悖天理人倫的驚世之舉啊！幸好，這回，高層領導站出來排除民眾阻力了。溥儀之父攝政王載灃明白，非常時期，人命關天，不能再拘於習俗。清政府表現出罕見的開明和效率，迅即照準。就這樣，經過數月奮戰，伍連德和他的戰友們終於使東北鼠疫在當年4月底得到全面控制——高層的視野和能力，加上專業的科學力量，可以決定“戰疫”結果。
疫情防控，其實是對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是對官員品行以及整個吏治的“體檢”。歷史已一再證明：疫情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應對疫情時進退失據。一次次“失守”與“遏制”的拉鋸戰中，至少有三個教訓不可或忘：其一，別讓“認真”“負責”“敬業”的人吃虧，別讓“業務型的人”成為一個貶義詞。既然危急時刻還得靠這種人保命，那就必須讓他們名利雙收而不是邊緣化，讓他手中有權、身上有威、身後有名，讓內行去管內行。如此，才能吸引國人都去鑽研業務技術而不是都去學習鑽營上位之“宮鬥術”。其二，別讓視權力高於民命、以“爭權保位”為第一要務的人佔主流或踞高位。其三，別讓自覺遵規“戴口罩”的人被嘲笑。
既往百年，中國大地曾爆發過無數次疫情：從鼠疫、天花、瘧疾、麻風病、血吸蟲病，到近現代的脊髓灰質炎、流腦、SARS，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從前種種悲喜得失，俱往矣；時至今日，理應有不同於舊時代的新氣象了。祈願疫情早日遠離，還我塵世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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