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小洁
《送牛堪序》是唐代韩愈创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送牛堪序
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登第于有司者，去民亩而就吏禄，由是进而累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为获也亦大矣。然吾未尝闻有登第于有司而进谢于其门者，岂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举者之望于有司也，亦将然乎？其进而谢于其门也，则为私乎？抑无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举其礼乎？若牛堪者，思虑足以及之，材质足以行之，而又不闻其往者，其将有以哉！违众而求识，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观之，若堪之用心，其至于大官也，不为幸矣。堪，太学生也，馀，博士也。博士师属也，于其登第而归，将荣于其乡也，能无说乎？
中唐之交，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陈寅恪先生曾认为牛李党争是士庶之争。现在学术界已否定了他的观点，认为是两个大官僚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倾轧。笔者认为，这场党争的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选官标准，体现了对门第、才学的不同思考，对于晚唐文人的价值观念和仕进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科举取士，李德裕提出了很多意见，这些观点看似充满了矛盾，实际上并没有矛盾。作为大官僚集团，牛党和李党都代表了大地主的利益，为什么寒士倾向于士族代表李德裕，而敌视以进士词科仕进的新阶层的代表李宗闵、牛僧孺呢？这个看似矛盾的悖论，实际上和晚唐士人的门第、才学观念的变化有关。
安史之乱后，旧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官僚体系出现了大量的官员空缺，需要吸取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来充实，所以贞元、元和时期大批贫寒士人能够通过科举而进入政治核心。穆宗长庆以后，贞元、元和以后升入高官的子弟多起来，而官员的名额空缺已经很少了。这样，对于科举登第的名额，在无权无势的寒士和朝中高官的子弟之间便形成了强烈的争夺，这就是“子弟、寒士”之争。寒门无权无势，所恃者只有才学。而子弟凭借的，则主要是父祖的地位和权势。因而，放不放子弟，在录取时就反映为才学和权势、艺实和请托之争。由于大官僚集团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在他们政治倾轧的同时，寒士凭借着政治缝隙而登科入仕。这个最大的政治缝隙，就是李德裕针对李党的科举改革。
李德裕通过重新定位座主、门生之间的关系，打击牛党请托、行贿以干涉主司公正取士的行为，从而加强了寒士、子弟公平竞争的制度监督，这有利于寒士入仕。门生、座主是在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进士及第与否取决于主司，座主有责任赏识、提拔门生，门生对座主要报恩，这样考生与座主之间以及同门的考生之间，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集团。陈寅恪指出：“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倦倦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牛党利用座主、门生的关系，通过把持科举来扩大政治力量，这对李党、甚至对于皇权都是一种危害。李德裕为了打击牛党，重新定义了座主、门生的关系。其《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云：“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树党背公，靡不由此。”
李德裕依据国家利益来重新定义座主、门生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和韩愈、柳宗元的思想是一致的。
韩愈《送牛堪序》便是在以上背景下所做，文中称赞牛堪登第后不去拜谢主司的行为。韩愈认为牛堪登科后不必去拜谒主司，这是因为座主取士和门生应举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二者之间的私情。韩愈赞同对子弟、寒士一视同仁，按照士人才学高低来录取。
光影记录簿
首先介绍一下韩愈写《送牛堪序》的时代背景。中唐之交，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这场党争的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选官标准，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重经学，偏向于对子弟、寒士一视同仁；而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则以辞章为主要标准，偏向于录取权贵子弟。“牛党”利用座主、门生的关系，通过把持科举来扩大政治力量，这对“李党”甚至皇权都是一种危害。李德裕以国家利益为重，重新定位座主、门生之间的关系，打击牛党请托、行贿以干涉主司公正取士的丑恶行径。
韩愈赞同对子弟、寒士一视同仁，按照士人才学高低来录取。他在《送牛堪序》一文中阐明，座主取士和门生应举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二者之间的私情，因而盛赞了牛堪登第后不去拜谢主司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