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認知中，長久以來，公共衛生是“看不見回報”的公益性事業，而往往忽視它的經濟性——其對勞動效率、經濟增長的提升作用。
在長達數月之久的疫情影響下，人們漸漸意識到，未來國家戰略的競爭，根基不僅在於經濟體系的競爭，更重要的是全民醫療健康體系特別是公共衛生制度的競爭。
在這一共識下，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1 不是經濟危機 而是生命危機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監測數據，截至北京時間24日17時30分，全球168個國家總計報告382644例新冠確診病例，死亡人數達16581。
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正在加速。世界衛生組織（WHO）稱，從出現第一起新冠確診病例到10萬例用了67天，隨後僅過了11天就增長到20萬例，抵達30萬例的時間只耗費了4天。
WHO發言人瑪格麗特·哈里斯（Margaret Harris）稱，在過去24小時內，85%的新增確診病例出現在歐洲和美國。同時，由於新增病例數飆升，美國可能會成為下一個疫情的爆發中心。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佈的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3月24日18時，美國共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6450例，累計死亡593例。
據第一財經採訪報道，當前，美國眾多醫務人員防護非常不到位，醫療物資從緊，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出現醫務人員感染率攀升的情況，類似於意大利。短期內，疫情仍很難見頂。
持續發展的疫情，為全球經濟發展蒙上陰影。
採購經理人調查是最先能體現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的數據之一。而在3月24日，歐美陷入疫情後發佈的首批數據瀰漫著悲觀信號。
數據公司IHS Markit表示，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3月份美國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從2月份的49.6降至40.5。這創下了該指標問世10年半以來的最低紀錄。此外，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3月份歐元區綜合PMI從2月份的51.6降至31.4，為1998年7月IHS Markit開始進行該調查以來的最低水平。
隨著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措施導致世界各地經濟活動放緩，美國和歐洲的商業活動水平均在3月份降至紀錄低位，這強化了分析師關於全球經濟已深度衰退的觀點。
從全球傳染病的歷史來看，21世紀全球爆發的三次大流行病分別是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和2014年的埃博拉。據測算，三次流行病給全球帶來的經濟損失平均在500億美元左右，拖累當年世界GDP增長大約0.1%。
本世紀人類面臨最大的挑戰問題是什麼？或許現在人們有了共識——不是經濟危機，而是生命危機。
2015年埃博拉爆發後，比爾·蓋茨曾在一次TED演講中表示，未來幾十年裡，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殺掉上千萬人，那更可能是個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不是戰爭，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
今年2月底，他還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題為《如何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文章，表示：全球領導人應當立即行動，刻不容緩。
2 危機解藥：公共衛生投入
近期，為應對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出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措施，然而效果有限，專家指出，
金融行動只能試圖減輕經濟影響，當前我們面臨的是醫療危機，解決辦法必須是來自公共衛生領域的成功舉措。公共衛生是關係到一國或一個地區人民大眾健康的公共事業，具體包括對重大疾病尤其是傳染病（如結核、艾滋病、SARS等）的預防、監控和治療，對食品、藥品、公共環境衛生的監督管制，以及相關的衛生宣傳、健康教育、免疫接種等。
公共衛生與普通意義上的醫療服務有所區別——公共衛生是針對社區或者社會的醫療措施服務，基本屬於無償服務，帶有明顯的公益屬性，它有別於在醫院進行的、針對個人的、有償的醫療措施服務。
圖源：新華社
當經濟學家（包括衛生經濟學家在內）提到“公共衛生”一詞時，他們並不完全是在指“公共衛生”的醫學內涵，而是在說從經濟學理論出發，應當由政府來支出的健康服務或者手段。
回望歷史，自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初步建立了覆蓋縣鄉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公共衛生體系。2003年非典疫情後，我國加大對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投入。近年來，隨著“健康中國”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轉變，我國建立起以疾控體系為龍頭，以公共衛生監管部門、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相關醫療服務機構等為主體，覆蓋城鄉的公共衛生體系。
新冠肺炎疫情，是本世紀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我國在應對本輪疫情上防控有力，積累了寶貴經驗，同時也暴露出公共衛生體系中的短板。
這些年來，隨著財政對民生投入和基礎設施投資的不斷增加，我國公共衛生建設投資水漲船高。但相較於發達國家以及中等收入國家財政對公共衛生支出佔比看，我國財政投入比重還偏低。
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對於公共衛生建設的投入只有35.44億元，40年後，2018年達到了1.6萬億元，佔GDP之比由0.9%上升到1.7%。但相對於發達國家政府財政對公共衛生支出高達7%以及中等收入國家4.5%的佔比而言，我國財政投入比重依然比較低，甚至也只是略高於低收入國家平均1.5%的水平。
又如，國家2014年“公共衛生專項任務經費”為5.29億元，而到了2019年預算下降到4.5億元，同比下降14.9%。反之，2014年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為36.19億元，到2019年預算增加到50.23億元，同比增加38.8%。
財政撥款不足導致了人才流失。自2005至2018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員數量從20.65萬人，減少到18.78萬人，平均每年減少0.73%。而疾控中心的應急管理能力直接關係衛生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
3 讓公共衛生“有利可圖”
為何公共衛生在建設投資上存在短板？
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張銳分析原因提出：這一方面是因為公共衛生消費理念有待提升，容易把公共衛生支出視為一種福利性消費，甚至消耗性支出，沒有當作人力資本的必要投資；另一方面是因為前些年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存在非對稱性，衛生支出主要由各地方政府負責，在資金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公共衛生建設城鄉、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狀況凸顯。
事實上，公共衛生服務是一種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務，但又是一種社會效益回報週期相對較長的服務。
不過，張銳認為，公共衛生服務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外部性特徵。比如，治癒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就等於降低了其他社會成員感染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國在抗擊疫情中果斷決定由國家承擔治療費用的原因。
而且，他提出，增加公共衛生投資可以通過產業鏈的關聯作用帶動經濟增長，這種投資還帶來勞動效率的提高，帶來企業產出增加，更能帶來國家財稅收入穩定增長。
近期，多個地方政府公佈今年的投資計劃，在疫情的重壓下，各地方紛紛提高基建投資力度提振經濟。但是綜合對比全國各省份公佈的投資計劃，交通、能源等大基建項目仍佔較大比重。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近期撰文提出，經驗表明，財政投資鐵路、公路的基礎設施，其只有30%左右轉化為當年的GDP；但投資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及設施，大致60%到70%可以轉化為當年的GDP。 因此，同樣是財政投入，對公共衛生領域的投資效率更高，對GDP的拉動作用更大。
因此，黃奇帆建議，今後有必要通過擴大投資規模，將我國公共衛生系統短板儘快補上。為此，中央財政可通過發行公共衛生專項國債、公共衛生彩票等方式融資，同時可適當增加地方政府公共衛生專項債券發行規模，並通過PPP等方式吸引社會資本積極參與進來。
近日媒體報道，監管部門已下發要求，明確2020年全年專項債新增應急醫療救治設施、公共衛生設施等領域項目用途。
當然，也有部分省份在今年投資計劃中加大了公共衛生方面的投資。如黑龍江就強調要把公共衛生防控能力、物資儲備體系、公共環境衛生等補短板項目納入“百大項目”。安徽提出準備推進一批應急醫療救治設施、傳染病防治、疾控體系和基層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項目。
野村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近期撰文提出了平衡公共衛生投入與產出的建議：疫情之後，如需拉動內需加速GDP增長，中央政府可補貼地方政府，在一定規模以上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臨時的防疫中心兼傳染病醫院 ——在這方面，五年前就落成的南京市公共衛生醫療中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可根據南京等地的經驗快速複製此類設施到其他地區，從而做到既拉動內需，又做到防患於未然。
南京市公共衛生醫療中心應急擴建工程經過12天建設於近日正式完工
“對於一個以追求人民幸福為初衷的政府，這些‘看得見的投資’同樣重要，這次疫情暴露出中國在醫療衛生體系、醫護人才培養和藥品等相關科研方面的巨大不足，因此政府支出應該加大力度向這些方面傾斜。”陸挺表示。
1、《中國市場學會理事：需加大力度補齊公共衛生投資短板》；上海證券報
2《陸挺：產業非基建、基建無新老 關鍵看回報》；新浪財經
3、《新冠疫情重創全球經濟 美歐商業活動降至紀錄低位》；環球外匯網
4、《全球疫情難見拐點 這一輪衰退會有多深？》；第一財經
5、《黃奇帆：疫情之後中國公共衛生系統要花兩三千億補短板》
監製：卜海森 李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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