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追究一个概念的意义时，往往喜欢进行词源探究。但是，词源学研究建立在一种前提之上，即每一个词汇都有它的前世今生，而且前世和今生之间存在着连续的、平滑的演变，它寓意着历史的连续性。而只有历史是连续的，我们才能认识历史；只有认识了历史，我们的生活才不是孤立的、断裂的，我们才会有基本的安全感。
但是词源学和历史学都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历史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流动着，但人类却永远只能生活在当下，现在与过去之间的鸿沟延伸到我们脱口而出的每一个词汇上。
虽然我们可能与古人运用同一个词汇，但是我们是在当下的常识系统中，以当下的情绪和当下的意志在运用它，概念的意义就像漂浮在历史河流表面的树叶，我们就像被困在树叶上的蚂蚁。由我们亲手构建起来的语言一直载着我们，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我们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静止的、意义分明的世界中。
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上面。
在以前，“自由”就是指自由意志、自由思想。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到了17世纪，这个内涵发生了扭转，由此开启了人类一场重要的自我检讨。
在这个世纪，理性主义崛起。野心勃勃的人类企图用理性重新构建属于自己当时代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即使是“自由”，也不能任意妄为，应该加入理性的成分。
于是，他们说，真正的自由是“不受外在力量的约束”，但并不等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恰恰相反，后者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按照欲望行事”。什么是欲望呢？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困了想睡觉，这就是欲望，但这些是内在需求吗？并不是，它只是一种生理层面的被动需要，是你的身体需求。而对于一个人来讲，精神层面的规定才是他的本质属性，才是他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内与外的区分并不是以身体为界的物理性区分，而是一种抽象的主客观的区分。对于行立坐卧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精神并没有参与其中。当一个人一生只是为了满足形体上的需求，说明他一直是被生理需求牵着鼻子在走，而生理需求是一种“外在力量”，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自由的。
如果吃饭、喝水、睡觉是不自由，难道我们要活活饿死、渴死吗？当然不是，从自由到不自由，只需要稍微做一个转变就行了。那就是给自己的行为加上理性的反思成分。说简单点就是让自己的行为从“自发行为”变成“自觉行为”，前者是由生理欲望驱动的结果，而后者却是听从内心理性命令的结果。如果把上述行为变成后者，我们就不是在外在力量的驱使下行动的，而是被内在意志决定的。虽然还是之前吃饭、喝水和睡觉的动作，但我们实现了自由。
就拿吃饭为例，我们之前吃饭完全是因为饿，这是一种生理需求。但是经过反思，你会发现，不管从物种延续的角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理性都要求每个人尽力存续自己的生命，于是理性给我们下达了一道命令：“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喝水的时候就喝水，让自己尽量保持身体健康”。这样一来，吃饭就从一个服从外在欲望的生理活动变成了一个听从内心的理智行为——我们实现了“吃饭自由”。
在有些人看来，上述这个转变只是一种的无聊的文字游戏、一种哲学家的意淫。但是，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关于人类行为标准的重大革命。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何为自由？”的纸上谈兵，不如说这是一场“人该如何生活？”的启蒙的序幕（就像我在上文提到的，这开启了人类一场盛大的自我检讨）
从此，我们的追求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变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说之前的自由是一种与社会相隔绝甚至相对立的私人事务，那么现在它就变成了一种只能安放在社会中的公共责任。从此，我们走出阴暗的、不可为外人道的自我贪欲，走向了广场、走向了“推己及人”的公共理性。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从另一方面说，“不该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么，我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呢？
我们应该坚决地捍卫自己应有的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财产权、言论权。不应该破坏别人享受同样的权利，因为每个人的自由是平等的。
当别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应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应该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因为只有这样，当我们自己在受到侵害时才会有人同样伸出援手。
为了捍卫大家的这些自由，我们还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定制一些法律，设置一些机构。然后授权他们来秉公执法、消除分歧，维护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与自由。不应该知法犯法，破坏我们共同的契约。
我们还应该对国家机构时时抱以警惕和监督，以防止他们从保护者堕落为侵害者，使我们陷入被奴役的状态。不应该掉以轻心，更不应该动辄高呼万岁、感激“皇恩浩荡”。
正是这个“自由”含义轻微的转向，正是因为在这场转向中有了人类公共理性的加持，这个全新的概念才奠基了现代社会最原始的合法性基础。
閱讀更多 了不起的西西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