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盛產詩人的朝代，可謂是群英薈萃星光熠熠。但是，從優中選優的角度來講，最出類拔萃的人裡面一定會有杜甫，我想沒有一個人反對，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來講，杜甫也不愧為公認的文學大師。
他堪稱古典詩詞的集大成者，他的創作達到了大唐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的藝術巔峰。
然而在他留下來的一千五百多首詩作裡，有一首在專業水平上被人詬病，但依然流傳不朽的一篇佳作，那就是《又呈吳郎》。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詩的大概意思是，我的鄰居是一個婦人，過去她來這裡打棗，我從不阻攔，因為她是一個無食無兒的老婦人。如果不是由於太窮吃不起飯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懼反更應該與她親近一點。見你來她就防著你，雖然是她想多了，但你一來，就插上幾個稀稀疏疏的籬笆，雖然不是有心卻看上去像是真的把兩家隔離開了。她說官府徵租逼稅已經一貧如洗，想起時局兵荒馬亂不禁涕淚滿巾。
《讀杜心解》中說到，若只觀字句，如嚼蠟耳。須味於無味之表。
我個人認為用詩的嚴苛標準來評價《又呈吳郎》有點不適合，因為這是杜甫寫給姓吳親戚的信而已。那就通俗易懂才好，所以這首詩其實具有詞淡、語婉，情深的特點。
為了勸說讓吳郎能夠讓婦人打棗充飢，杜甫在如何說話上是費了一番心思的。
01“呈”字看態度
吳郎來夔州是就任司法一職位，杜甫在其剛來的時候便寫過一首詩《簡吳郎司法》，詩中提到：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
意思是說，草堂本來是用來消遣的，現在借你居住，我以後就不在這裡宴會親朋好友了。
“簡”是信件的意思，沒有什麼感情色彩。但是這一次卻用了“呈”字，吳郎的輩分要比杜甫小，也就是杜甫的兄弟。杜甫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呈”這個似乎和對方身份不大相稱的敬詞。
有句話叫做伸手不打笑臉人，杜甫便利用了這個“呈”字，我雖然比你大，但是我畢恭畢敬的態度誠懇的寫了這封信，相信吳郎只要是智商合格，看到題目便心裡也是極為受用的。
那接下來的事，也就更加容易接受了。
02 話中有章法，共情暖人心
作為長者，杜甫完全可以直接告訴吳郎，讓婦人打棗充飢。但是這未免說教意味太重，
如果這首詩杜甫倒過來寫，先說現在民不聊生，你不心懷百姓，來了就要插上籬笆。當初我看她一個寡婦生活窮困，任由她來打棗。那這樣居高臨下的說教，恐怕誰都看了心裡不舒服。
於是杜甫採用了現身說法，情理相融的方法。
先說我任由鄰居打棗來吃，是因為她一個沒有孩子的寡婦，孤苦一人窮困之極。第一句著重說的是“理”。
只說事件本身，客觀存在的事實，從我自身說起。
我為什麼這麼做呢？“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這一句就昇華了第一句的“理”，從情感上更加的濃重起來。你想啊如果她不是因為實在窮困怎麼會打棗當飯來吃呢？我心想人窮氣短、她一定害怕我會阻止她而讓自己難堪，所以我便對她更加的好。
其實這每一句話都是對吳郎說的，尤其是“轉須親”這三個字，是更加暗示了吳郎，但是卻不點破。每句話說的都是自己如何如何，以便感動吳郎，達到共情的效果。你看同樣的話，說話的順序不同，所表達的情感便也不同。很多時候情渲染的到位了，事也就好辦了。
03，說話避實就虛，態度堅定而溫和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你看看這個婦人，一看你來了便就防備著你，是她想的太多了，你這麼一個好的人，她真是多此一舉。然而你用了幾根稀稀疏疏的籬笆插在那裡，雖然實質上算不上什麼牆，但是在她敏感的心裡卻像是真的。
明明是說吳郎做得不對，批評他的做法，卻先責怪婦人小心眼、太過於敏感，有意的倒主為賓。
其實責婦人多事是“虛”，是陪襯，責怪吳郎插籬笆是“實”是本意。前後兩句分別用了兩個虛詞“雖”“卻”，“雖”表讓步，“卻”錶轉折，兩相呼應，賓主和虛實便截然分明瞭。
最後一句“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依然是中婦人的角度，說當時的政府橫徵暴斂，年年戰亂才導致老百姓的貧困。這一句不僅僅提升了整首詩的境界，也是暗示吳郎眼光要遠些，境界要高些。不要在乎小婦人打棗的事兒，而是關注於整個社會的現狀。
你看意思還是那個意思，但是從婦人的角度出發，這樣說起來便迂迴婉轉，語氣緩和，那看的人也不會生氣了。
這樣一來不僅維護了自己的態度，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同時照顧了吳郎的感受。成己先成人，做事情如此，說話也是如此。
總結：
陝西民歌裡有句：唐朝詩聖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
詩中最後一句話，體現了杜甫一貫的手法和特點，從細節處入手，把個人生活的小軌跡和現實社會的大背景融合一起，渾然天成，不見痕跡。
杜甫出生於官宦世家，更是一個文化世家。遠祖杜預是西晉的大將軍，也是註釋《春秋左氏傳》的人之一。祖父杜審言官職膳部員外郎，也是一位有名的詩人。父親杜閒兗州司馬後任陝西乾縣縣令。
他從小在祖輩們的薰陶下，深受儒家出世思想的影響，雖然中年以後處於亂世，但一直秉承著“致君堯舜上”的遠大夙願。
可是一直仕途艱難，在經歷了安史之亂後的他，居無定所，貧困潦倒，“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飯沒得吃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這首詩一個字也沒有提及自己的不幸遭遇，只是寫了一個打棗充飢的婦人，然而這一個婦人的遭遇，便是千千萬萬老百姓的縮影。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如果沒有對苦難人民的同情心，怎會寫出“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的境界來。
我深切的體會到，這樣一個始終把目光投向整個國家和苦難人民的詩人，他博大的胸懷和崇高的人道主義思想。他的人格和思想都是偉大的，只是時代沒有善待他，然而他卻善待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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