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說在前
“經濟”在中國古代是對“經邦經國”和“濟世濟民”的概括，其中蘊含著古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
一直以來，商品經濟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社會進步、國家發展的中堅力量。不論在今天還是古代，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都是其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據統計，2019年中國GDP總量為14.36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21.43萬億美元），約佔全球總量的六分之一，從這來看今天的中國無疑已經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大國了，且處於高速發展的上升期。
在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適度的宏觀調控也具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導致蘇聯解體的戈爾巴喬夫改革，到挽救美國人民於水火的“新經濟政策”，我們都可以看出經濟發展中政府這隻“無形的大手”的重要性。
公元614年，隋煬帝一意孤行，第四次征討高麗。長期征伐勞民傷財，積攢在百姓心中的怒火徹底爆發，飽罹戰爭之苦的農民揭竿而起，各地起義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
618年，隋朝滅亡，唐高祖李淵在長安稱帝。“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恢復和發展農業，國家經濟慢慢從隋末的黑暗中開始步入了正軌。對於胸有韜略的李世民來說，他可能並不知道中國古代最強盛、影響力最大的時代即將在自己的手中誕生。酷愛讀書的他，心中正一筆筆勾勒著一張發展國家經濟的宏偉藍圖。
“重農抑商”的思想延續千年，為何在唐朝能被打破？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農業大國，在傳統封建思想中，農業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根本，而商業長期以來則被看作“末業”。
秦始皇時期，商人的地位和逃犯相似，都要被髮配到邊遠地區充軍。漢高祖時期，禁止商人穿戴絲綢、乘坐馬車，對他們徵收高額賦稅，並在法律中明文規定嚴禁商人購置土地。古代統治者普遍認為，發展農業既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又可以把千千萬萬的農民束縛在土地之上，管理起來更加容易。在老百姓的心中，對於商業和商人也有著很重的偏見，從古人對社會各階層的排序中也可以看出，他們按照士、農、工、商的順序來對社會階層進行排序，商人排在末位。
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朝開國之初，統治者延續了濃厚的“重農抑商”思想，政府派遣官員到各地商品貿易活動區進行管理，在交易的時間上也有嚴格的限制。為了減少土地兼併的現象，在農業上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
“均田制”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業、手工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各種新型農器、手工工具層出不窮，品種繁多的農產品、手工業品也開始在市場上流通。這種基本的經濟政策在初唐時期有利於政治的穩定和國家的賦稅收入，但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隨著唐朝政權的穩固和國力的加強，政治社會趨於穩定，農業、手工業長足發展，農民收入不斷提高，物質和精神需求也逐漸豐富起來，單靠農業經濟的支撐顯然已無法滿足。統治階級認識到，商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作用。唐朝政治開明、外交開放、文化交流、民族交融，對外商業貿易往來不斷，這些因素都推動著唐朝的經濟政策逐漸由“抑商”向“扶商”轉變。一場關於市場經濟的改革已是大勢所趨。
鑄銅幣，設櫃坊，開夜市，禁止官員參與商業活動，唐政府加大對商品經濟調控
初唐時期政府提出“寬商利末”的思想，“安史之亂”前的歷任皇帝也都對商業採取了放任政策，菸酒、關市等大小交易均不徵稅。開關弛禁，甚至廢除了關卡稽查制度，歷代大臣多有進諫加徵商稅、關稅者，也大都不被皇帝採納。開明包容、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極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積極性，鼓勵人們從事商業經營，成為唐朝初期經濟發展的強大助力。
唐開元通寶
唐代改變從前以重量為單位的貨幣命名方式，統一鑄幣，統一稱謂。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鑄開元通寶，規定每十文重一兩，每一文稱一錢。顯慶五年，民間坊市私鑄假幣橫行，唐高宗改鑄“乾封泉寶”錢，使私幣不能在市場上流通。這些措施不僅有利於貨幣的流通，還解決了私鑄和錢荒問題，保證了商業經營的正常進行。
隨著商品經濟蒸蒸日上，一些新的問題也開始顯現出來。商人通過經商獲得的豐厚利潤讓一些在朝的官員眼紅不已，大批官吏開始兼營商業，通過放債、租賃等牟取暴利。官吏的經商行為打破了市場經濟的平衡，政治趨於腐敗，經濟日益混亂，商人苦不堪言。
武德七年唐高祖曾下令禁止朝廷官員參與任何商業活動，這一舉措在當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官員經商的現象，維護了正常的商業秩序，也體現了唐朝政府對商品經濟的宏觀調控。
商業的飛速發展還催生了匯兌的出現，政府在當時的大型都市裡開設了許多專營儲蓄和支付的櫃坊，以解決商人長途攜帶大量錢幣不便的問題。這種櫃坊就是“飛錢”，是北宋時期“錢莊”的前身。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這無疑是一項驚人的創舉，也是當時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生動體現。
唐朝的都城長安是當時國內商品貿易最發達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之一，佔地約87.27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時達到近100萬。
唐朝長安城規劃圖
唐初，長安城實行嚴格的坊市制，除皇城和宮城外，縱橫交錯的街道將長安城的外郭城分為兩市和108坊，規劃有序，四通八達，每個裡坊都設有里正，負責早晚按時啟閉坊門。到了晚上，大街上空空蕩蕩，如果違規夜行，就會收到巡夜人的盤查。
這種與今天的“戒嚴”類似的市場環境顯然不利於商品貿易的發展，要發展工商業就必須衝破這種裡坊制度。為了能夠充分滿足長安城百萬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休閒娛樂之需，裡坊內慢慢建起旅館、當鋪、青樓等各種建築。皇城東南的東市和西市，街道兩旁店鋪林立，繁華異常，集中了和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行當。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裡坊之內的商業活動也慢慢熱鬧起來，甚至一點也不亞於東、西兩個市。後來百姓們推倒坊牆，沿街開店，甚至還出現了夜市。街道上白天人潮熙攘，夜晚燈火通明。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發展自然導致的，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政策的支持。
繁華的長安城
此時的長安城已然成為當時東方最重要的商業和貿易中心，吸引著全國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國商販，數以千計的外國商人甚至長期居住在長安。長安，這個歷史悠久的十三朝古都，已儼然成為唐朝對外展示自我最好的“名片”。
唐中央政府是造就大唐盛世的“幕後功臣”
玄宗末年，安祿山發動篡位奪權的“安史之亂”後，唐朝大量人口死於戰亂，社會混亂加劇，國庫日漸空虛。使得唐朝後期開始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開始增收商稅，商業發展也漸漸開始走下坡路。
但總體上講，在“安史之亂”前，唐朝的歷代君王基本奉行“扶商”政策，給予了商人較為寬鬆自由的經商環境，唐朝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便利的水陸交通也為商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優勢。唐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更是提升了商業在唐朝經濟中的地位，也改變了千百年來商人在人們心中的印象。歷經“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唐朝終成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繁榮、國力最強盛的國家。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唐朝繁榮的經濟對當時的文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唐朝詩人的詩詞從就可以明顯看出來。“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杜牧筆下的盛唐也是極盡奢靡，猶在眼前。
大唐盛世文化壁畫
唐朝，這個久負盛名的朝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都可以說是空前的。在唐朝，每天都可以看到來華進行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商人和使節，在國外，專門用來接待唐朝人民的“唐人街”更是遍佈各個國家，直到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國家依然有“唐人街”。
秀才說在後
不管是以禁止官員參與商業活動來維持商業的秩序，還是鑄造統一的貨幣，設立櫃坊，這都是唐朝政府對商品經濟發展的調控，在當時都保障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可見唐朝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適度的的政策干預。自由的市場環境，加上適時的政府幹預，是唐朝商品經濟突飛猛進的根本保障，更是大唐盛世局面出現的奠基石。
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世界經濟發展日新月異，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矛盾和危機也不容忽視。亞當·斯密口中這隻“看不見的手”依然很重要，如何更好發揮它最大的作用，促進市場經濟平穩發展，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永恆話題。
參考文獻：
《貞觀政要》
《新唐書》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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