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底層”一直是中國當代人文學者高度關注的研究對象。 作為一種流行的文學現象，底層寫作如今已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不僅無所節制的苦難敘事讓讀者深感厭煩，而且就連他們謂之悲憫的人道情懷，也常因寫作者自瀆式的創作心理而令人生疑。可以確定的是，一旦作家的真誠與否都成為了問題，那麼底層寫作引以為傲的“為生民請命”，也就蛻化成了作家們炫耀苦難的寫作遊戲。
2001年，李師東主編出版了小說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師東對“底層寫作”的意義同樣給予了高度肯定：“作家們不知不覺地把自己逼進到一個特定的視角，一個十分生活化的視角：他們由衷的關心普通人的現實人生，尤其是底層人們的現實人生。我們看到，作家們的視角正在下沉之中。‘從生活的內裡寫起’，正成為作家們自覺的創作行為。”
在經歷個人經驗的書寫後，“70後”作家正在嘗試突圍，顯示出他們宏大敘事的野心，徐則臣對於一個作家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清晰的認識，更有踏實的努力。
徐則臣說：剛寫完的長篇《耶路撒冷》比較長，排出來四五十萬字。因為前後寫了6年，一個人孤軍奮戰，就是汪 洋大海中的一條小船，經常有望不到邊的恐懼和孤獨感。為了給自己鼓勁兒，我的案頭堆了幾摞磚頭厚的經典大長篇，我想別人做得來，我也做得來。我給自己製造 難度：結構上的，敘述方式上的，想法上的，以及故事本身。可能會有人覺得閱讀上不那麼順風順水、一馬平川，那很好，如果你讓所有人都舒服，肯定是以取消難 度為代價的。因為難度本身就是障礙，就是對我們的閱讀和審美習慣的冒犯，陌生的新東西會讓你不舒服。
徐則臣說： 最牛的和最爛的作家差不多都是主題先行。有能力主題先行起碼他是有想法的。現在我們缺少有想法的作家，我們不缺故事，通俗意義上的奇奇怪怪的好 故事網上有一大堆，但有能力在這些故事中提供有建設性意義的、對我們的精神生活有警醒和幫助的不多，這是好作家要乾的事。所以，有想法很重要。
但有意味的地方是，當小說人物前路渺茫、人生灰暗，一切都籠罩在不確定的迷霧中時，喻長亮卻從未沉湎於對苦難的炫耀，更別說像有的作家那樣，動不動就祭出教人安貧樂道的心靈雞湯來。於是小說也就呈現出了一種作者缺席的現象：喻長亮既沒有用上帝視角去品味苦難，也沒有借某一個人物來表達自己的看法，他所做的，只是將自己隱藏起來，忠實地去記錄那些生活的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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