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古称龟兹，是西域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绿洲城廓，汉朝的安西都护府和唐朝的西域都护府曾在此设立，由此证明，龟兹应该是西域最大的故国，但它的土著居民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根据历史考古和近代专家的研究分析，我们对龟兹土著居民有了一条清晰完整的脉络。
史背景:考古发现与佐证
在史籍中，有关龟兹地区早期居民的人种和族属状况，没有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谜团。直到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专家和学者对新疆地区古人类活动遗迹和文化考察研究有了很大突破，尤其是龟兹故国境内的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问题才逐渐明朗起来。
从198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多处墓葬遗址中挖掘出100多具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其中年代最早的距今已有4000多年，大约公元前2000年。
据研究，他们大多属于白种人（高加索人种），这些白种人生活的早期正当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的阶段，比通常我们所认识的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要早2000年左右。所以，一些学者指出，远在丝绸之路沿线东西方的大城市建立之前，这条道路就一定存在了。
我国专家除了对上述白种人干尸进行研究以外，著名学者韩康信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对出自新疆不同地域古代墓地的人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他研究的资料涉及七个考古遗址的近200具头骨，地点分布于南疆，北疆和东疆。
韩康信的研究结果证明，新疆地区古代的人种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从大的系统讲，古代新疆地区的人种以欧洲人种占优势，但至少有三种形态偏离了欧洲人种类型。在欧洲人种类型之外，来源于东方的蒙古人种成分也曾出现在古代新疆境内，可以分为多个类型。目前所知道的蒙古人种成分，较早成组出现的考古遗址在哈密地区，距今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
比如，专家对龟兹故国境内的古人类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目前主要是针对克孜尔墓葬出土的人类进行的。位于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吐尔墓地，从墓葬出土文物的年代分析。结合科学测定，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晚期。
当时专家观察和测量了24例颅骨，其中9例为男性，15例为女性.研究结果表明，9例男性颅骨中7例属于欧罗巴人种类型，1例属于内蒙古人种类型，1例趋向两大人种混血类型；在15例女性颅骨中10例趋向欧罗巴人种类型，有3例趋向蒙古人种类型，2例趋向于两大人种混血类型。
总的来说，男女性在种族特征上趋向一致，欧罗巴人种占优势。这些研究对象虽然数量有限，但结合古代新疆人种分布的总体情况，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龟兹早期居民的原貌。
吐火罗人：龟兹最早的迁徙民族
从大范围内的民族迁徙来看，吐火罗人可能是最早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一支印欧人群。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上半期，吐火罗人从原始印欧人群中较早的脱离出来，开始从中、东欧向东或向南迁徙。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初，吐火罗等印欧人群可能已经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在盆地内，在北线向东迁徙的吐火罗人，在到达焉耆至吐鲁番一线时，正好与向西发展的蒙古人种群体相遇，东进势头受到遏制，最后逐渐在库车、焉耆一带绿洲留居下来，成为当地较早的居民，并转入从事以绿洲农业生产为主，兼及畜牧业的经济生产方式。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他们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随着佛教的传入，他们用借用印度婆罗谜字母的斜体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吐火罗语，并为后人留下了在此活动的历史文化遗产——吐火罗文书以及大量佛教石窟群。
这些吐火罗文书在吐鲁番盆地周边、焉耆、库车绿洲周边都曾被发现，被称为吐火罗A（焉耆语）、吐火罗B（龟兹语），不过大量的吐火罗文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带到了国外，但也成为见证了吐火罗人在龟兹繁衍的史料。
塞人：遗留在龟兹的痕迹
塞人，可能是继吐火罗人之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另一只重要人群。
经考古学家对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的香宝宝古墓群、洛浦县山普拉古墓、楼兰城郊古墓所开展的考古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塞人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到达帕米尔，至少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并在纪元前后发展到罗布泊一带。
据《汉书·西域传》中所记的“休循国”、“捐毒国”，都是塞人所建。汉代西域最大的“行国”乌孙国的地盘，“本塞地也”，只是在大月氏向西迁徙时赶走了塞王，乌孙昆莫又击败大月氏后，乌孙才占据此地。还记载了“故乌孙有塞种、大月氏种云”等。
由此可见，除了前面叙述的三处塞人遗存外，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天山阿拉沟穴墓、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铜器、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也与塞人有关，显示出塞人在西域活动于交大的地域范围内。
至今，龟兹地区虽未发现明确塞人遗存，但也存在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有学者认为，“龟兹”的名称本为塞人内部部族之一Gasiani名称的对译，龟兹由此而得名，它是塞人进入塔里木盆地留下的痕迹。
换句话说，就是龟兹国在最初称名的时候，当地的居民中有塞人。再比如，近年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对阿合奇县的库兰萨日克墓地的几座石堆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器物中有马形牌饰和鹰鹿饰等金器，可能与塞人有关。
众所周知，塞人的社会生活中，崇尚黄金。这不仅在史料中有所记载，在墓葬发掘品中也有所体现。如上述阿拉沟古墓群中，仅第30号墓就出土了类型不同的、大小合计数量达200件以上的金器。
此外，奔跑的马、鹿以及飞鹰搏杀走兽等动物风格的题材，也是塞人艺术品中常见的母题。当然汉代龟兹地区的塞人遗存研究尚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方能揭开其神秘面纱。
羌人：在龟兹活动的考古证据
目前，结合汉文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最早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蒙古人种，乃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羌人。据研究，秦献公时（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62年在位）曾攻打西戎，就导致原在青海河湟一带活动的部分羌人部落向西迁移。
这支羌人，后来经阿尔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分布在东起若羌西到帕米尔的广大地区。所以史籍中记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
羌人在龟兹地区活动的考古学证据，目前已确切的发现有两个。一个是“刘国平作亭诵”石刻，这个石刻是1879年发现于拜城县喀拉克达格山口的崖壁上，文字中有东汉永寿四年（158年）的纪年。这个石刻，至今还保存在拜城县山口的石壁上。
此石刻内容中记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姜、石当卑、程阿姜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在古语中，“姜”与“羌”相同。
据我国国际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考证，六人中的“夏姜”、“程阿姜”应该是指的羌人。另外一个证据是“汉归义羌长”之印，此印是1953年由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沙雅县乌什喀特古城发现的，为铜质方形，卧羊钮，边长2.3厘米，通高3.5厘米。
可以证明，这方铜印的发现，说明最迟在汉代，龟兹境内已有羌人在活动。这支羌人有着他们的首领，估计人数也不少，势力也不小，所以汉朝为其首领专授铜印，册封为“汉归义羌长”。铜印作为今天的文物，有力地佐证了羌人在汉代之前已在龟兹居住活动了。
在如今有的网文中，有些作者说龟兹土著的来历，那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只有从确切的历史考古文物中，才能证明新疆人类的活动痕迹，阐明土著的根源。其实，新疆自古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但经过几千年的相互融合与发展，最终繁衍和延续到今天的面貌。
通过新疆库车市居住人类的考证，阐述了西域人类活动的踪迹，不仅证明了龟兹从新疆很多考古文物中，见证了中原自先秦开始已西域有了往来，还印证了自汉朝开始纳入中央政府集权制统一，有力地佐证了西域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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